土族创世神话的文化蕴涵

土族创世神话是土族先民用歌谣的形式对自然、宇宙所作的解释和描述,反映出土族先民对天地宇宙和人类由来的原始观念。本文根据土族创世神话的内容进行分析、总结,揭示土族创世神话的文化蕴涵。     

探析《山海经》神话的主题精神

《山海经》神话所表现的主题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原始先民以隐喻的形式较为曲折地表现了他们的宇宙观。作为原始先民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它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认同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通过历史积淀,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后世,研究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解析电影中的多元文化认同——以跨文化交际为视野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它反映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传递了一个国家的精神。旅居者们身处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文化身份的建构与选择是他们对自身身份的理解和践行,这使多元文化认同成为可能。这在涉及多元文化的电影中尤为常见。     

从神话看中西古代文艺观的差异

神话是草昧之世的一种文化方式,它集中地反映了先民们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形象性的思考和解释,是古代人所进行的精神活动的生动结晶,因此,神话的类型与演变对各民族文化观念的形成均有重要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是先民的思维形式,“如果这形式对所有精神活动(古代的或现代的,野蛮的或文明的)都相同的话,……那么就有必要掌握人们风俗中的无意识结构,以获得川……一种解释原则。”事实上,除了考古发掘等科学寻踪外,神话大概是古代先民们由口耳流传下来的最丰富的精神遗产了。分析神话中隐含的原始意识结构并进而对文化观念的历史演变轨迹作出解释,这是一种十分必要的探索,而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它与包含叙事、想象、性格和主题等文学因素的神话传说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所以说,如果我们认为远古神话是     

中华“日月文化”源流探索

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中华各民族,以汉民族为主体,同时包含着五十几个少数民族。从洪荒时代起,中华民族先民就生养蕃息于莽莽苍苍的神州大地。先民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以汉文化为代表,绵延了五千年以上,尚具有蓬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黄河流域是孕育人类最大的“共同体”汉族的摇篮。在上古,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包括两个基本单元:东夷和西夏。东夷文化属太阳文化;西夏文化属月亮文化。太阳文化的代表是先殷文化;月亮文化的代表是先周文化。夷、夏长期争斗与和盟,交相融汇,终于走到一起     

论旧石器时代中华远古文化的创造精神

在漫长的远古时代,先民们不仅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和征服自然,而且认识、发展和完善人自身,探索人类的组织生活形式。在不断地探索与奋斗中,先民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远古文化,推动了人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飞跃。这些远古文化及其所表现出的创造精神,正是文明时代到来的前奏。     

英汉委婉语对比探究

委婉语是人类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不同的语言群体和不同的社会阶层都需要运用一些特定的语言形式进行委婉表达;不同文化背景所创造的委婉语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对委婉语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模式,对研究中西方的语言、增进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神话传说看藏族先民的宇宙生成观

藏民族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少数民族之一,对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藏民族对于自己生活的宇宙世界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反映在他们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当人们在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狭隘的情况下,往往借助幻想和神话来构造自己的世界图式,人们最初探讨的便是宇宙天地、人从何处来等问题,藏民族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则反映在一些神话传说中,而这些神话传说也正是古代藏族先民哲学萌芽的摇篮。     

论河图洛书与远古物象崇拜

河图洛书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文化观念中的物象崇拜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基本问题上:其一是河图洛书的来源,传说认为河图洛书是从黄河、洛河的河水中来的,这反映了远古时期先民的河流崇拜意识;其二是河图洛书的传送媒介,传说认为河图洛书是由龙、马、龟衔来或驮来的,这反映了远古时期先民的灵异动物崇拜意识;其三是河图洛书的主要表现形式,传说认为河图洛书的基本符码是数的概念,这反映了远古时期先民的数字崇拜意识。     

从大禹治水看夏人起源

原气候条件要比现在温暖湿润 ,非常适应人类生存。当时人类已经会使用火和其它一些生产工具 ,具有了一定的征服自然的能力 ,应该能够对这一地区进行开发利用。在其它邻近区域内都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 ,而一地区文化遗迹少存 ,将其归于那场洪水的冲没 ,此种解释应该是合理的。总之 ,从大禹治水的传说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四千余年前的古黄河下游水道经今天的河北境 ,黄河在今天津入海 ,从夏人先民对洪水灾难的深刻记忆来看 ,夏人先民当大量聚居和生活在今天的天津、河北东部平原及鲁北平原的部分地区。这一带正是夏人先民大量聚居…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中华文化使者”项目对我国高校素质教育的启示

随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合作交流领域进一步扩大与深化。高等教育中外合作项目的增多,增加了大学生到国外学习、工作的机会。参加中外合作项目,对大学生来说,既是学习、就业的机遇,又是检验其能力与素质的重大挑战。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华文化使者”项目,在实施中产生了一些受挫案例,为我们反思中国高校素质教育提供了一面镜子。深入分析“中华文化使者”项目受挫案例及该项目对大学生的素质、能力要求,对于进一步深化我国高校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浅析“すみません”的丰富内涵

＂すみません＂是日本人使用频率最高的寒暄语之一。经常用于道歉、道谢及请求他人帮忙等各种场合。特别是在表达说话者的谢意时,其内涵尤其丰富,而且很多时候是不可以用＂ありがとう＂替代的。其内涵随语境变化,外国人在实际运用时往往似是而非,造成误会。因此,本文整理归纳了＂すみません＂的不同内涵及其主要使用场合,以期能对其他日语学习者有所启示。     

文学批评何以会“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

当前的文学批评缺乏思想资源和共同的目标、缺少献身事业的冲动和热忱,声势和影响力都大不如前。这种“精神涣散”致使批评的操作日益“小圈子化”。要理解这一现象,视野就要超出从文学批评内部和批评家个人道德操守上寻找原因的思维定势。印刷术的传播,激发了人类对思想阐释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兴趣,也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自己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充满了自信。而文学批评的魅力和热情,就来源于对人类必将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梦想。自20世纪90年代始,随着肇始于启蒙的有关“远大前程”的乌托邦想象的逐渐幻灭和消费社会的崛起,文学也经历着由“重”而“轻”的变化,这使得一向借助于启蒙话语和大叙事理论的光源而熠熠生辉的文学批评必然无法摆脱萧条的命运。没有对时代困局的深刻体会和洞察,“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倾向的讨论就会是一个永远难以谈清说透的伪问题。     

外内不相及与内外相冥

称郭象把庄子的“外内不相及”改造成“内外相冥”是对庄子思想的重大修正,是不成立的。外内指方外方内,方内是礼法的世界,方外是不由礼教束缚的大方世界。庄子批判礼法,方内与方外本来就无法统一,也没必要统一。郭象据以发挥的游外冥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而这本来就是庄子已有的思想框架。庄子与郭象都反对刻意伏于山林,都主张游外冥内,但所要与之冥合的“内”在庄子是民间,在郭象是庙堂,指的都不是礼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郭象改造了庄子的游外冥内,但不能说他把“外内不相及”改造成了内外相冥．否则就是混同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外内。     

论我国“房屋拆迁公告”的可诉性

“房屋拆迁公告”的合法性事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提起行政诉讼是进行自我救济的重要途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做法的不一致,引起学界的一些争议。通过对两则典型案例的介绍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房屋拆迁公告”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并且当事人可针对“房屋拆迁公告”单独提起行政诉讼。“房屋拆迁公告”违法体现在发布主体违法、时间或内容同拆迁许可证不一致、违反公序良俗、没告知救济途径、发布形式不符合要求五个方面。     

余华的“转型”与“祖先”哲学

就余华“转型”后的生存哲学而言,与其说余华是向“父辈”的认同,不如说是向“祖辈”的回归。《祖先》以其独特的“子辈一父辈一祖辈”的三重结构表达了余华“否定欲望”的“祖先”哲学,这种哲学渗透在其“转型”后的小说中。余华对现代欲望社会的忧虑与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思考是相似的。     

文学史视野下的赋、骚关系诠辨——兼说“楚声”与“兮”

历来对赋文体的具体定义或界说,存在难以言说清楚的悼难,至于赋、骚亦各持异说：然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论诗人阮籍的“身体语言”

魏晋风度中的很多现象,都围绕身体展开,士人们借助身体言说、传情达意,形成特定名士群体的＂身体语言＂。诗人阮籍更是身体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的青白眼、他的裸裎、他的啸、他的醉饮、他的＂穷途恸哭＂,都是富有原创精神、极具歧义性的身体语言,传达出反礼教的深刻用心和独特的人生体验。阮籍的身体语言,既是魏晋任自然社会风气滋养的产物,也是魏晋玄学思维方式作用的结果;更与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和生命体验息息相关。阮籍的身体语言,拓宽了传统意义上语言的边界,与儒家士人的身体语言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