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旗人封爵略论

清代的爵位封赠作为一代制度始创于天命年间 ,由于清初爵位封授、晋升与清代开基立业相攸关 ,因而在清初较长时间内存在着武职、封爵混一局面。爵位本身拥有的特权和旗人重爵传统在清初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清代旗人在爵位封赠过程中所享受的“特殊”待遇成为清代历朝相沿的法则     

缥缈出尘世

正历经明清之际的动荡不安,一群遗民书画家,跨越风雨如晦的时代之交,历经家国巨变,翻天覆地的变故与灾难在他们精神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由明入清,故国不在,在清廷的统治下,有人见复国无望,以死明志;有人出仕清廷,成为顺民;更多的一批人坚守气节不仕新朝,离尘出世,寄情山水。     

从中俄《尼布楚条约》到中朝长白山定界——穆克登查边定界动因再探

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清初边疆局势逐步稳定,一统格局初步形成。在此形势下,清朝统治者一方面继承历史传统进行《一统志》的编纂,一方面利用传教士的西方测绘技术绘制《皇舆全览图》,以展示其"天下一统"的政治成果;而厘清中朝之间尚不明晰的边界,则成为推进这两项政治工程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朝鲜李万枝越境杀人事件,不仅为清廷派员进入朝鲜勘测边界、绘制地图提供了契机,而且成为清廷下决心彻底解决越界流民问题的导火索。在这一过程中,此前中俄解决边界冲突的模式为清廷提供了重要借鉴。     

甲午战后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

近年来,史学界围绕康有为改篡戊戌变法奏议问题,颇多争议。本文利用尚未公开发表的清廷档案资料,对康有为在甲午战后的历次变法条陈分别进行了考订,对他是否曾向清廷提出选“议郎”和设“议院”等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有助于戊戌变法的真实历史的阐明。     

别拿老太太不当回事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4个月后的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发《清帝退位诏书》，中国大地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然而，最后一次按清廷皇室仪仗举办的大丧却在1932年2月，清廷退位20年之后。这次皇室大丧沸沸扬扬，报端多有评论。而这场轰动京师的喧嚣的起端，就是俩老太太。     

清代吉黑“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制度及其实效考

终清之世,吉林、黑龙江旗籍官兵是清廷侍卫挑补的重要来源。清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部分吉黑旗籍官兵已通过一些渠道送京备选侍卫。然而,清廷正式辟设吉黑地区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制度是在道光十五年。晚清吉黑旗籍官兵整体上对三音哈哈送京以及在京充任侍卫兴趣不强,主要原因有四：赴京当差路上川资数额巨大,在京当差饮食起居成本更是高于在原籍生活,这是经济因素;吉黑旗籍官兵因上无法赡养父母、下无法与妻子团聚的家庭困难,经年饱受亲人离散之苦,这是家庭因素;个人仕途升转与家庭利益得失的综合考虑是吉黑旗籍侍卫等热衷回籍当差的又一主要原因;晚清吉黑旗人群体谋生渠道多元化也是侍卫等选择返回原籍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之际,清廷先前在吉黑地区建构起来的“首重军事”统治体系日趋解体则是出现上述现象的社会大环境。     

墓志所见韩琦出身及婚姻关系述略——兼论北宋相州韩氏家族妾的封赠

韩琦之父韩国华太平兴国七年(982)左右纳胡氏为妾,后育韩璩、韩琦二子。韩琦的婚姻关系,传世资料隐而未彰或记载不详,卒难考实。河南安阳新出土墓志中有韩琦两位夫人的墓志,通过对墓志铭的梳理,可知韩琦共有一妻二妾三位夫人。而且,韩琦家族墓志中亦可反映出妾的封赠问题。     

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

本文说明由于特殊的政治格局,由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由于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上海租界在晚清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它既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据点,又是中外资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基地;租界当局有与清政府勾结镇压革命的一面,也有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或减轻封建清廷对资产阶级新党迫害的一面。资产阶级新党利用了租界的特殊条件,把这里变成他们在国内进行民主爱国运动的主要集结地、宣传中心和逃避清廷迫害的避难所。对于晚清革命的发展,上海租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清末官宦的老宅

徐世昌与曲阜路8号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东海.天津人.他做过清廷高官,而且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并就任过民国大总统.     

试论洪升的民族意识─—兼评章培恒同志《洪升年谱》的一个观点

洪升及其《长生殿》是否存在民族意识,以往颇有争论。近来章培恒同志在其《洪升年谱》里(以下简称《章谱》)明确断言不存在这个问题,其主要论据有三:(一)洪升曾歌颂过康熙是“圣主”, (二)他对“三藩叛清”深表“憎恶”,对出力平藩者却大加表彰;(三)他一生想求取功名的思想未变。由此证明洪升“拥护清廷的立场始终未变”,故其兴亡之感和对清廷的不满,“仅仅反映了依附清廷的汉族地主阶级分子与满族地主阶级的矛盾”,不存在反清思想或民族意识问题。 应当承认,《章谱》材料丰富,考证详尽,对研究洪升及其作品提供了很多方便,有不少富于启发性…     

印僧实哩沙哩卜得啰与真觉寺修建考

实哩沙哩卜得啰(1335~1426)是东印度人。他修习密教,精通五明,被尊称为五明板的达。他于1414年来到中国,仁宗时封其为大善大国师。1426年,实哩沙哩卜得啰示寂于京。宣宗命为其兴建两座塔院,在北京者为真觉寺。然而,自明代以来,关于实哩沙哩卜得啰以及真觉寺修建就出现不同记载,而后世大多择取误说,以讹传讹。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去误存正,以求历史之真实。     

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以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为例

本文主要利用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文书和《冕宁档案》,试图揭示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明万历后期,为抵抗叛乱,部分大凉山彝人被宁番卫招募到平坝充当营兵,形成白鹿营等彝族聚落。入清后,白鹿营彝人随土司的招立再次被纳入国家体制,但直到乾隆晚期,其聚落形态、权力格局和风俗文化等方面仍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此后,随着移民的到来、保甲的编设及文教的推广,白鹿营彝族的独立性逐渐弱化,国家认同感日益增强,最终形成有别于高山彝族的“水田彝”。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既促进了边疆的稳固,同时也生成了其独特的族群性。     

略论唐末沙陀将帅李克用

李克用是时势造就的一位＂英雄＂,他在唐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猛烈冲击了唐朝封建统治基础的历史背景下得以登上历史舞台,表演了重要的＂功臣＂角色。但是,沙陀族的出身以及功高名盛又使他备受朝廷的猜疑、掣肘甚至军事打击,使其势力发展受阻,甚至被削弱,使其在汴、晋相争中日趋转向劣势和被动。后世史家对于李克用的评论多少带有＂大汉族主义＂成分,因而常常有失偏颇、公允。实事求是地说,李克用对于维护唐朝封建统治还是贡献很大的。     

论万历《顺天府志》的体例纂修特点与文献价值

万历《顺天府志》是北京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府志,也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部明代官修北京志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作者从分析其体例结构和纂修特点入手,将它与清人纂修的康熙、光绪《顺天府志》和乾隆《日下旧闻考》作了基本比较,指出志书究竟是篇幅宏大好还是简明扼要好,何为质量上乘的精品佳志,不能一概而论,要作系统研究和具体分析,认为从版本学、方志学、文献学和历史研究而言,万历《顺天府志》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20世纪20年代末京津地区外报的衰落评析

本文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京津地区外文报纸从北洋军阀统治晚期到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初期被层层挤压、无法立足的衰落过程,并对后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打击外报的缘由、手段,以及效果进行深入分析。外报的衰落标志着中国民族报业逐步摆脱外国势力,进入一个新阶段。     

北宋仁宗时期的阵与阵图

北宋时期是阵法与阵图研究较多的时期,当时,朝野上下、文武官员都非常关注阵法与阵图创制与研究。仁宗朝是北宋阵法与阵图研究的高峰时期,但实际作战中却收效甚微。文章对当时的阵法使用以及阵图在这一时期的创制应用进行研究,试图对北宋中期阵法、阵图研究繁盛,却无法转化为实际战斗力等问题进行探讨。     

抑制演化:库拉圈的社会权力

本文从迈克尔·曼“抑制演化”这一人类学命题入手,借用《老子》的某些思想与概念来解读人类学经典案例库拉。作者认为,曼由于材料不足而未能直接使用权力的四个来源解释新石器时代的“抑制演化”问题,而库拉民族志为探讨这一人类学命题提供了机会。《老子》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解释为何库拉宝物和名望都是“不积”的,为何库拉社会可以保持在“小邦寡民”的非文明状态。“不积”与“小邦寡民”使整个社会限制了四种社会权力的积累,有意保持在“抑制演化”的状态。以《老子》解读库拉,有可能为“抑制演化”这样的人类学经典理论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以人为本善治中国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与传统安全威胁相对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广泛性、跨国性、非单一性、无序性和强危害度等特征,因而是直接关系到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问题。虽然非传统安全问题几乎涉及了除军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安全领域,其行为主体也非单一,但归根结底是“人”的安全问题,因此,寻根究源,要善治非传统安全威胁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毕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时期史学发展中的地位

清代乾隆时期,官方史学兴盛,大型、系统史书的纂修几乎被朝廷独占.毕沅幕府组织多人合作的修史活动,弥补私家个体修书人力、物力、史料资源不足的弱点,以编纂<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为代表,打破了朝廷垄断,挑战了官方对史学遗产总结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成为乾隆朝史学发展结构中的新因素.而<史籍考>的最终未成,则反映出幕府修史活动自身具有的组织松散、受政治局势制约等局限性.     

The Dark Side of Moral Conviction

Moral conviction forms the foundation for strong, morally vested attitudes and beliefs (i.e., "moral mandates") that have high action potential because they are "oughts" and "shoulds." Although moral mandates may sometimes lead people to engage in prosocial behaviors, they can also lead people to disregard procedural safeguards. This article briefly reviews research that indicates that people become very unconcerned with how moral mandates are achieved, so long as they are achieved. In short, we find that commitments to procedural safeguards that generally protect civil society become psychologically eroded when people are pursuing a morally mandated end. Understanding the "dark side" of moral conviction may provide some insight into the motivational underpinnings of engaging in extreme acts like terrorism, as well as people's willingness to forego civil liberties in their pursuit of those who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