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

<正> 今年春间,我曾写了一篇短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并不是一首伪作,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知识》第三期上。该文发表之后,不久我即陆续接到一些读者来信,仍然就这一问题与我进行讨论。其中,有些人是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我对于前此那些持否定论者所提出的论据和论点,并未能一一加以辨正和纠驳;但多数人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而且还有人向我提供了更有力量的论据。这两方面的意见都对我大有助益,也都促使我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细致的考虑。现在写成的这篇《再论》,就是我在发表了前一篇短文之后,根据读者来信所提意见和所补充的资料,在最近几个月内反复考虑的一个结果。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点滴体会

<正> 前不久给《文史知识》写了一篇《怎样研究隋唐五代史》的约稿,接着《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又约我写一篇治学经验方面的短文,个人感到十分为难。这是因为:首先,我本来没有什么成功的治学经验。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中学教书,业余搞研究,一无人指导,二缺乏基本功训练,自己每每用野生植物来形容自己,其特点是长得不规格,果实小而少,如果说有什么长处的话,惟一的是生命力强,不浇水、不施肥也能活下来。由于在学术上成长得很不顺利,在坎坷的     

留得好书在人间——重谈《燕山夜话》

一 当年邓拓同志的杂文集《燕山夜话》第一集出版时,我写了一篇短文《少少许胜多多许——漫谈<燕山夜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八日《解放日报》副刊《朝花》。对这部书给予肯定的评价,向读者作了推荐。 这是一部受到群众欢迎的好书。邓拓同     

人的问题与历史唯物论──80年代以来学科进步的重要因素

人的问题与历史唯物论──８０年代以来学科进步的重要因素王锐生我在《哲学动态》（１９９３年第１０期）写过一篇短文《回顾与商榷：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十五年》，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十几年来，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获得巨大进展，主要归功于我们在这门学科的研究中...     

形可散,神不可散——关于《形散神不散》的一些话

二十六年前,1961年的5月12日,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笔谈散文”专栏内写了一篇五百字短文《形散神不散》,文中提出的散文要形神兼备、形散神不散的观点,在散文舆论中流布开来,一些大、中学教材或参考资料多有采纳者。有的还加了各种解释和阐发。 最近,林非同志对这篇短文提出了批评,他在文中结合对五、六十年代散文创作的看法,提出“形散神不散”是散文创作中的框子和格套。读了林文,我觉得有提供一些情况,也顺便谈一点看法的必要。     

八股文末议

我没有学过八股文,居然执笔写出谈八股文的短文来,是不久前在报纸上见到周士琦的一篇《八股文再议》,才使我想起写它。周先生是余季豫(嘉锡)姻丈的外孙,我们还沽一点葭莩亲。我和季豫丈曾有一面之雅。     

鲁褒《钱神论》的产生与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谨以求正于胡寄窗先生

鲁褒《钱神论》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资料。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胡寄窗先生在他的几本专著中都曾提到这篇短文。但胡先生对鲁褒《钱神论》产生时代的断定,以及对它所反映的商品货币经济状况的估价,笔者不敢苟同,并不惧疏陋写了这篇求教之作。     

关于刘永福评价的两个问题

这几年,我国学术界对民族英雄、黑旗军领袖刘永福的研究,逐渐深入了。但是,学者们对刘永福的评价也还有一些歧见,需要继续商讨。1983年,在纪念中法战争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为学术讨论会写了一篇短文《评刘永福入越抗法的几个问题》,①谈了一些粗浅的看     

试论列宁关于个别和一般同一的科学方法论——学习《谈谈辩证法问题》

<正> 《谈谈辩证法问题》是列宁1915年写的一篇著名短文。在这篇短文中,列宁依据对辩证法世界观研究的成果和同第二国际诡辩论斗争的经验,对个别和一般同一的科学方法论的一般原则进行了研究。列宁关于个别和一般同一的方法论的一般原则,一方面是从对立统一规律发挥出来的,一方面是同第二国际诡辩论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因此,我们也从这两方面来说明列宁关于个别和一般同一的科学方法论的几个主要原则。     

关于本原问题——兼答张凌云同志

我在《晋阳学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本原问题不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的短文。这篇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所谓世界的本原是指产生万物的初始者,有时也指构成万物的最基本元素。世界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所要回答的是现实世界究竟由什么东西     

贺《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

在把《希望更多的人来做“文化扶贫”的工作》寄去广州《同舟共进》时 ,我还不知道合肥已出版了《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这样一个刊物。在收到创刊号时我特别高兴。许多在安徽这块土地上进行改革工作的老同志为这个刊物题了字 ,也有几位同志写的贺信 ,其中的王郁昭同志 ,他正在担任扶贫方面的负责工作。题字者中也有我无缘相识的 ,但闻名已久的袁振同志等等。在创刊号上我还很高兴地看到现任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为出版这个刊物的批示。当时我就想写一篇短文对这一刊物的创办表示祝贺。现在我在合肥。这次我来合肥又收到六月十五日出版的这个刊…     

舒芜先生

喊都没喊就没了,说都没说就走了,这是他给我的感觉。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非这样的。2008年12月30日,他在他的博客里(独角兽博客)就贴过一篇小文章:《暗暗的死与他人的歌》。在我模糊的印象里,这可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的三篇文章之一(另两篇:一篇是《论"没意思"》,写荒芜辍笔一事;一篇是《如果我是女孩》,写女性人生之难)。请原谅我全文引用,我以为它值得一读:     

衮布扎布及其《恒河之流》

公元十八世纪,漠南蒙古地区诞生了一位著名的学者,他的众多著作之一的《恒河之流》至今已成书二百五十五周年了。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文献的问世,并向大家介绍这位精心撰写这部著作的学者的功绩,本人在结束对《恒河之流》的校注的同时,写了这篇短文,以就教于同行和读者。     

王越与《满江红》词无关

<正> 邓广铭同志《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在《文史哲》发表后,博得海内外的好评,对《满江红》词是否为岳飞所作的怀疑,基本上可打消了。但文中对王越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跟《满江红》词无关?论证还不够充分,我想作些补充。六十年代初,夏承焘同志写了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我曾提出不同意见。夏承焘同志又写了《再谈岳飞满江红词》(见1962年10月21日《浙江日报》),作了答辨。他说:“我写《岳飞满江红词考辨》那篇小文,最初是受余嘉锡教授《四库提要辨正》的启发;后来捡得《明史》弘治十一年王越在贺兰山大破鞑靼族的记载,和岳飞《满江红》出现的年代只相差四年,触悟这两者可能会有关系。”那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夏承焘同志说:“这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其时间就在赵宽写这首《满江红》     

就“遗矢”一词再说几句

七月间我给本刊写过一篇短文,对毛主席《送瘟神》诗中“遗矢”一词,作了一些解释。最近读了本刊第九期《“人遗矢”“鬼唱歌”解辨》一文,对我的解释认为“牵强附会”而又“文内自相矛盾”。我想先就这些指责进行辩解,最后也对这位作者的训释提些意见。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     

我对生产力性貭問題的具体意見

自从平心先生提出了生产力二重性問題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有的贊同,有的反对,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結論。他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提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見,他说: “不但有好多同志来信或口头同意我的見解,就报刊上刊載有关生产力问题討論的文章来看,也并非没有人同意我的論点的。例如在我发表了‘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齐蓀同志在《文汇报》一篇短文中就采取了生产力具有社会属性与物质技术属性的論点(他的解釋同我略有出入)。”因此,不能不把我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意見,加以更詳細的说明,請同志們批評指教。首先,我把在《文汇报》发表一篇“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嗎”短文的原委說明一下。当时写那篇短文的原因,是解答读者来信所提出的问题,問題的中心,在于有人誤認为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因而产生了美国和苏联的生产力水平彼此相差不大为何生产关系各有不同的疑問,于是根据本人不成熟的意見,写了那样一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根本未曾留意到平心先生的文章,     

记忆中的建院

《晋阳学刊》编辑邀稿,要我写一篇建立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短文。理由只有一个:我曾是省社科院的第一任院长兼党组书记,写此短文,义不容辞。回忆建院,不能不说50年代末建立的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该所附设于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由党校党委领导。常务工作由曾任省直党委书记,时任党校副校长的葛莱负责并兼任所长。他曾因学术研究中提出“一分为三”的主张,而遭到批判,直到“文革”受到“双料罪”。这件事在山西的老学术工作者中至今记忆犹新。记忆中的研究所人丁兴旺时有30人左右,就在党校西北角上几排兵营式平房内食住办公。如开会商量事…     

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

1937年,我写过一篇《甲骨文材料之统计》,登在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第13期,转载在开明书店出版胡愈之先生主编的《月报》第1卷第5期。1944年,我在成都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又写过一篇《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这书在后方印数不多,但后来在台湾、香港都有翻印。解放后,很兴奋,1951年根据新的情况,我又写了《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一书,几年之间,一连印了3版。     

跋《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及《致廖世功(叙畴)函》

这里发表的,是陈垣同志一九六三年写的一篇关于鉴真和上的短文和一九二四年写的一封关于《大唐西域记》的信。过去都未发表过。为什么要把这两篇相隔近四十年、内容也不相同的信、文放在一起发表呢?说来话长。一九六三年是鉴真和上圆寂一千二百周年。陈垣同志以他精细的眼光,发现文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