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政策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策博弈,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举措,谋求更好地规范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症结与改革思路

我国当前住房保障体系的症结,主要表现为住房保障供应同时存在量差和结构空间差.解决这些症结,需要在大力加强政府保障责任的同时考虑住房保障的现实可行性,建立可持续的保障性住房资金和房源筹集机制,不断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可支付能力;同时要稳定房价,坚持对保障性住房的结构、面积和产权流转进行必要的干预和限削;努力克服住房保障政策执行中的动力不足问题,形成中央-地方良性互动的格局;推动建立奖惩兼备的保障住房监督机制和退出机制.     

地方“人格化”、财政分权与央地关系

认识央地关系的问题,最为核心的就是厘清并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各自利益,而这需要以财政分权为前提,并辅以转移支付的调控.依循财政联邦主义的进路,承认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和"主体性",保障地方的"分殊利益",就必然要求中央与地方的契约性分权与财政分权,这种分权一方面增大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政府能力",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得其所"从而能够各自调控最适合自己调控的事项,另一方面客观上也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政治责任与政治风险,并促使地方政府变为有限(责任)政府,从而为法治政府的构建与宪政建设的推进奠定基础.     

生态治理中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智猪博弈”及其破解

在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着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导致其缺乏执行相关政策的积极性,从而与中央政府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讲的"智猪博弈"的局面.破解"智猪博弈"需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事权财权,全面引入"绿色GDP"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实现"区域限批"制度化,不断完善生态治理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住房改革与利益单位化——以我国1986年至1988年间的“住房贱卖”事件为例

文章以1986-1988年发生在我国部分房改试验区的"住房贱卖"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策文件、媒体评论的分析和对单位制度的研究,指出"住房贱卖"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市场改革导致的利益单位化影响和单位变通方式在房改过程中的具体运作."住房贱卖"事件预示了在房改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单位之间的权力在发生转移.中央政府控制住房资源的权力范围逐步缩小,但相应也缓解了由于住房改革所遇到的压力,尤其是中央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不会轻易受到普通民众的质疑,然而地方政府在扩大权力的同时却承担住房改革的风险.     

陕北能源资源开发中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分享机制研究

本文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剖析了陕北能源资源开发中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的问题,揭示了中央政府、中央企业、地方政府作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及博弈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央与地方利益分享机制的政策建议,即通过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维护开发地居民权益的机制、建立健全利益冲突化解机制最终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分享等.     

微观主体培育:生态城镇化建设的立足点

新常态下,生态城镇化建设已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保障生态城镇化的顺利推进,除了宏观的顶层设计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必须注重微观主体培育,充分尊重并引导微观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逐利行为。在培育微观主体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三方进行利益博弈。通过第一阶段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微观主体培育方案;通过第二阶段的博弈,地方政府在长期达到培育微观主体的目的。为了更好地培育微观主体,宏观顶层设计需充分考虑微观主体利益,中观调控需切实保障微观主体利益落实,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营造制度环境,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从根本上规范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通过微观主体的有效培育,保障生态城镇化建设长期顺利推进。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竞争类型分析

中国分权化的改革推进了地方政府独立利益主体地位的形成并引发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竞争类型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辖区企业之间。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区域制度、区域增长和区域管理权限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体现为流动性要素和制度、政策上的博弈,与辖区企业的博弈则体现为权责之争。三种类型的政府竞争对地区经济发展均产生双重作用。     

“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形成及其化解

在国内外文献中关于产能过剩概念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本文厘清了"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内涵,认为其与国外所述的产能过剩现象存在巨大差别,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它的形成、恶化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利益博弈关系相互关联,因而化解它需要从重建政府与市场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方面关系入手,要点是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转型。     

产权式保障向租赁式保障的过渡——对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转变的思考

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作为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一项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在城镇住房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呈现产权式保障向租赁性保障过渡的趋势.本文分析梳理了经济适用住房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究了问题存在的深层次根源,在对两种保障供应方式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理性面对住房保障制度的变迁,提出差别化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的思路,制定适合本地区发展实际的保障性住房政策.     

简析政策执行失效的制度因素

本文认为,确保宏观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目标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但在转型中国,确保政策执行的制度供给过程,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确定了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型制度供给的主体。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观需求,主要是在地方行政主导的格局下,创造地方行政政绩,为地区发展政策提供制度支持;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则因为缺乏执行政策的制度支持,从而不能完全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必须通过纵向政府间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以创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正向互动的统一关系,为宏观政策的顺利执行奠定制度基础。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博弈分析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治理理念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在这些博弈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是落实中央“住有所居”的重大举措,对控制高房价、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中国当前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背景及对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影响进行科学阐述的基础上,梳理了近年来中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并提出了下一步改革及完善的政策建议.     

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的法治化

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法治化的目标是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产业促进政策的实现,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布局和公共投资的拉动,另一方面则需要地方政府之间协调重大生产力布局,支持和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法治化应从尊重社会多元利益、完善公共政策咨询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健全区域经济治理机制,以及完善"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促进"立法及配套措施等几个方面展开.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能否协调得好,关系到整个国家能否持续稳定地发展和整个杜会能否长治久安。因此,如何科学规范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科学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和义务,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法制的轨道上协调运行,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所以,加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一、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开…     

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以土贡为中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唐代,这一矛盾表现得特别明显.用现代观点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就是一种博弈行为.唐代中后期,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当中央财力雄厚时,对地方的控制力就比较强,反之亦然.土贡虽然在唐代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通过对唐代土贡的分析,从中也不难看出唐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博弈.     

分税制、政府博弈与制度创新——一个佃农理论的分析框架

通过把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供求博弈关系转换为佃农理论中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租者之间的租金分成契约关系,并在过去研究制度变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主导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谈判博弈理论模型,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租金分成博弈过程中向市场体制的渐进性过渡。尤其是,分税制激励利益独立且追求剩余租金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化解外生性交易成本与内生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从而自发地主导这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制度转轨。     

论地方政府保障民生的财政支出责任

保障民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财政支出是有效实施民生工程的物质基础。我国地方政府在保障民生方面财政支出的存在"越位"、"缺位"和"空位"现象,其深层次原因即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划分模糊,事权和财权严重不对应,以致制约了地方政府积极承担保障民生的财政支出责任。我们应科学界定政府保障民生的范围,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范围,并以法律与制度作为保障,从而实现建设"民生政府"、"服务政府"的目标。     

基于博弈分析的房地产市场规制主体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近年来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规制历程及其效果,运用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政府管制的相关理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中规制主体的行为动机进行剖析,得出了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取决于中央政府管制严厉的程度;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中央政府的惩罚尺度以及现有的体制结构是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主要因素;增加激励因素将改变地方政府收益,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等结论.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及其可能存在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涵盖政绩考核机制、竞争激励机制、晋升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激励机制模型.以使中央政府规制能够达到的预期目标.     

中央与地方政府科技采购的博弈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科技采购的博弈,由于事权与财权划分以及责任和利益的不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科技采购的动力是有所不同的,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层次的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对科技采购的偏好也存在着差距.因此,各级政府应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降低检查成本,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和协调力度,惩治地方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