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

使用一个1996年收集的全国抽样数据,并结合事件史分析方法(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本文探讨了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到底是哪些农民能够抓住机会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并成为农村中的精英阶层。本研究具体检验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他们改革前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旧式精英(解放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解放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机率都比较高。第二,在不同历史阶段,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低风险性是导致改革早期新、旧精英的后代的选择趋同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他们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走向无法清晰把握时的一种选择理性,而改革后期他们非农化道路的分野则充分体现了个体的社会行动是如何受其家庭背景(或精英文化因素)影响的。基于这些发现,作者提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指出除了当前学界讨论较多的权力和人力资本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机制。     

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私营企业主就是当今中国正在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私营企业家——论“体制资本”与私营企业的发展

本文讨论的是:私营企业家的体制资本对私营企业家的出现和发展具有什么影响,以此从一个方面透视中国大陆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机制。基本结论是:体制改革所引发的市场体制的发展,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制度结构和机会结构,仅就进入市场经济来说,更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了改变社会地位和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但是,再分配权力的主导地位和自由流动资源的缺乏,使得那些拥有体制资本的私营企业家在发展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

本文针对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之处，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过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的一种新的解释：“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即政权的稳定导致干部权力的连续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干部权力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旧的传统体制下它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它又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干部权力的这种连续性决定了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流是精英再生。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是像有些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是减少由再分配体制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的过程，恰恰相反，市场改革提供了这样一种干部权力转换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在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下有限的、受到特定意识形态严格限制的社会不平等，转化为自由市场条件下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的不平等     

国内许多富人靠偷税漏税大发其财

国家税收这一杠杆在调节高收入群体前有些“失灵”，管不住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已经成为各级税务部门面临的普遍难题。在湖南某地有一家当地最大的槟榔企业，由于企业解决了当地3000人的就业问题，被政府视为关系地方稳定的重点企业，平日基本不允许政府部门进入企业检查。企业主自己也特地养了好几只高大威猛的狼狗看守院门，防止外来人品檀自闯入。     

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城镇社会流动

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城镇社会流动李春玲近十几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给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流动制造了广阔的空间，而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流动又正在促成社会结构的变迁。本文重点讨论的就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认为，“市场过渡...     

珠江三角洲农村职业群体在利益分化中的心态与行为倾向调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民队伍发生了较大的分化。总的来看,分化循着两个方向同时进行:一是结构性的水平分化或职业分化,农民群体已从过去单一内涵的种养业劳动者分化为企业工人、个体工商劳动者、乡镇企业管理者等不同职业群体;二是地位性的垂直分化或利益分化。随着农民队伍分化为不同的职业群体,各群体在经济收入、职业地位、社会声望、政治地位、福利待遇、生活条件、文化参与机会等方面逐渐出现差异,正在形成具有不同特点和要求的各种利益阶层。人们对利益分化结果产生的心理反应和行为选择不仅影响到农村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稳定,而且也成为评价现阶段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     

思考浙江的民主

浙江的民主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征？浙江的民主和浙江经济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因与果？ 一名中国记者开始尝试调查论说浙江的民主，由此展示一个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和正在缓缓绽放的公民社会。     

中国是否步入“橄榄型”社会?

中产阶层多年来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议题。政府部门或学界很多人把是否能构建大量的中产阶层,形成"橄榄型"社会,作为社会成熟、稳定的标志。然而,谁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界定的依据是什么、我国是否已形成中产阶层?对此,一直是有歧见的。判断中产阶层的依据只能是收入近年来,判断分析我国中产阶层及其收入状况主要有两个理论。一是"职业分层论"。有人根据职业将国人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     

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 2 0年来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 ,就是私营经济如凤凰涅地复活并且迅速成长起来。与之相伴随 ,众多的私营企业主也成为社会经济舞台上耀眼的明星。那么 ,是不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还是仅仅存在着一个具有某些特性的松散的社会群体 ?要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分析私营企业主的结构化过程 ,并且把握他们和其他社会结构成分的联系和互动方式。近 1 0年之中 ,全国工商联等部门、机构于 1 993、1 995、1 997、2 0 0 0年在全国范围内 ,对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抽样调查 ,笔者将引用这些实证研究资料尝试回答上面…     

高管与富豪领住房补贴是劫贫济富

一纸住房补贴拟发放人员名单又将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向风口浪尖.身家数百亿的腾讯董事会高收入主席兼CEO马化腾以及一批社会精英都赫然在列.关于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公平与效率相辅相成 劳动和财产收入相得益彰

人们不仅关心自己挣多少，更关心别人能够挣多少。因此，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是我们党针对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新形势、新矛盾和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提出的收入分配新原则、新要求和新对策。这反映了党对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的高度关注，体现了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倾斜的关心，并指明了收入分配制度调整的具体方向和着力点。     

我国的城镇贫困、失业、通货膨胀与区域发展

中国城镇中的贫困、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存在着明显的空间特征。城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一些经济发展不很理想的城市。由于收入分配不均程度较高，中西部城镇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中国的失业问题存在明显的地域特点，这种地域差别并不完全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有其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背景。从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中西部地区通货膨胀速度相对高于东部，其负面影响不能低估。本文作者指出要认真研究区域发展中的负面问题，重新考虑区域发展的衡量指标体系问题，研究相对落后地区城镇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问题，特别是要科学地制定贫困城镇的划分标准，对贫困城镇加以援助     

南京：中等收入阶层悄然浮出水面

2004年初,笔者主持了南京市重点软科学课题“现代化进程中的南京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研究”,该研究选取了能够反映南京主体社会结构的六个典型阶层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管理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私营企业主和下岗失业者阶层等六个阶层。研究采用等比分层抽样的方法,共发出问卷12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01份。调查显示,从整个南京市的角度看,管理者、知识分子和个体私营业主阶层可以作为社会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中等收入阶层主体的特征财产拥有。南京市管理者、知识分子、个体私营业主阶层2003年平均年收入分别为:34231.7元,26950.2…     

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的互助共济功能

本文试图对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功能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诠释。通常认为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是特定时点上年轻和年老两代参保群体之间的代际互助共济关系。但本文认为从纵向时间维度看,短寿和长寿参保群体之间的互助共济关系才是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关系的本质,因为养老金待遇是依据参保者的寿命而不是其出生年代发放的。狭义的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功能指通过短寿和长寿参保群体间基金转移支付实现对所有参保者个体长寿风险分担的功能;广义的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功能还包括通过不同参保群体间实际基金转移支付实现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养老金领取年龄决定短寿和长寿参保群体比例,进而影响长寿风险分担功能和收入再分配功能。厘清长寿风险分担功能和收入再分配功能有助于减少使用互助共济功能概念时的误解。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基于杭州市X区的田野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而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在这一进程中，该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剖析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杭州市X区作为田野调查点，对24位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代际压力下的家庭禀赋机制（养老与养育压力）、代内发展下的经济保障机制（经济收入与债务负担）及外部市场下的市场竞争力机制（文凭与技术）综合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在社会后果上具有阶层再生产、地位差距上的“马太效应”等特征，表现为子女在择校和课外补习上存在教育分层，群体成员在发展心态和生活方式上反差明显，社会诉求和利益表达的渠道选择和争取结果上具有实质性差异。最后，提出缩小该群体内部阶层差距和降低负面风险的社会治理对策。     

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

本文主要考察了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在其发展中的影响。指出,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必需重视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私营企业家与他的亲戚和朋友的关系,特别是这些亲戚和朋友的职业地位和权力地位,对他们进入私营经济领域、获得资源和私营企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这种结果:1.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行政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主导地位,但形成了两种体制的长期并存;2.因此,私营企业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就成为获得资源和成功的重要渠道;3.社会文化传统和原有社会结构体系(如“单位制”),是积累这种社会资本并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深厚土壤。     

公司捐赠社会公益研究报告——上海企业捐赠社会公益情况的调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正在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它们不仅是经济活动中的经营主体,在社会活动中也同样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在集中计划经济的再分配社会体制里．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负担曾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起因。那么。在企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将是如     

裸辞,玩的是心跳

所谓裸辞,简而言之,就是还没找好下家就辞职。不找后路,意味着离开的决然。因工作压力身心疲惫达到了极限,或长期缺乏工作幸福感,选择裸辞的白领正在增加。裸辞,已成为白领群体中的流行词之一。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

作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生产资料并以行政性的委托—代理方式经营,人力资本产权残缺;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本只能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经营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国家公共权力不但表现为索取剩余的租金权力,也表现为分配这些租金的再分配权力。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偏向自己而导致阶层分化。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情形下,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如此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同时它还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以这些动力基础为依据,作者构建了一个由十个阶层构成的框架,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