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判与批判性思维--兼论黄展骥的学术批判特色

学术创新预设学术批判。作为一个对话或论辩过程的学术批判是真理创造过程的不可缺少的环节。批判性思维观念和技能对真诚而正当的论辩或学术批判至关重要。批判性思维是运用普遍的智力标准对思想构成要素的评价。通过批判性思维 ,我们发现一种思维的优点与弱点 ,进而改良思维。考察黄展骥先生的学术批判活动 ,可以发现其 6个显著的特点 :批判的主导性、批判的普遍性、批判的具体性、批判的交际性、批判的普及性和批判的建设性     

论作为语用学概念的“逻辑悖论”——兼复马佩先生

本文从悖论定义的研讨入手 ,说明正确界说的“逻辑悖论”实际上是一个语用学概念 ,据此论述作者关于悖论的特征刻划和类型划分的新认识 ,阐明明确指认悖论的语用学性质的重要意义 ,并就马佩先生在以往的学术商榷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相似、拣选与类比:早期中国的类概念

人们参照传统逻辑的种属理论,把类概念的确立视为中国古代逻辑自觉的重要标志。但有充分证据表明,类在中国思想中不是作为对象概念的逻辑种属,而是作为关系概念的特征相似。种属来自划分,主要用于下定义;代表相似关系的类则来自拣选,主要用于做类比。并且,早期中国类的概念用于类比,同样有证据表明,这是为了说明跨场合的行动的一致性,换言之,类的概念主要用于指导行动。而以之为逻辑萌芽的看法,与其说是出于文本,不如说是出于从中国文本中寻找逻辑素材的诉求。因此,反思对类概念的解释,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反思这种"找逻辑"的研究范式。     

论逻辑史与比较逻辑研究的基本方法－兼论从历史与文化上看两种逻辑的命运

一、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是逻辑史或比较逻辑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方面,对逻辑的研究,特别对具有特殊历史与文化背景与底蕴的墨家逻辑之类逻辑,应注意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进行历史分析,就是把不同逻辑传统置于它们各自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焦点和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因素对思想家提出并创建不同逻辑传统的影响,给予具体的分析。进行文化诠释,就是把不同类型的逻辑传统(如墨家逻辑、亚氏逻辑、因明逻辑等)视为相应文化     

关于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与孙中原教授商榷

要正确理解中、西古代逻辑(学)的同、异,必须首先弄清楚存在于人类逻辑思维中的逻辑和逻辑(学)的区别。中、西古代逻辑既有同一性,又有区别性。孙文中有关悖概念和反证法的论述是不当的,这些论述也不足以证明中、西古代逻辑之间只有共同性,没有区别性。中国走向现代化,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决不能以弘扬西方逻辑为主轴,以传承中国古代逻辑为辅助,而是要以弘扬中国古代文化为主轴,从而更好地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展我国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从逻辑分析到直觉顿悟——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

作者认为,整体、直觉、顿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在此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形成了中国人安贫乐道的生活观念。逻辑分析是西方传统思想方式的主要特征,在此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形成了西方人不满现状、征服自然的生活观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现代思维方式应该是从逻辑分析到直觉顿悟。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我们的生活态度应是,乐道而安贫,物物而不物于物。既要发展科学,走向富强,又要发展哲学,给灵魂以慰藉。时代在呼唤哲学,２１ 世纪将是科学与哲学并重的世纪。     

从温州模式到浙江现象:过程与逻辑——兼论温州模式的历史地位

关于温州模式与浙江现象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温州模式具有扩展性,浙江现象的形成可以说是温州模式在全省扩展的结果.然而,温州模式是如何扩展成浙江现象的,其内在逻辑是如何演绎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本文在揭示模式本质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模式扩展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分析论证了温州模式扩展成浙江现象的过程与逻辑,指出了温州模式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本性与解读——兼论和谐社会思想的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其本性则体现了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的要求。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并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手法重新理顺了市民社会思想,得出了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的论断。在结合了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市民社会思想融入了更多的和谐理念成分,成为了和谐社会的理性渊源。     

证据、设问与史学逻辑——兼论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

历史学一贯蕴涵了实证化的诉求.要求"言之有据".历史证据凸显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式规范了历史书写的程序,指称的事实构成历史书写的内核.纳入历史书写的证据不止于考辨历史事实的真假,亦关乎到历史学家的问题及设问方式.设问限定了证据的搜集与解释;反之,证据检验设问的合理性,两者切合了柯林武德的"问答逻辑".证据与设问的终极旨趣在于建构确凿可信的历史知识.     

中国文化转型过程研究之反思──兼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创造性

近年论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种种见解之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价值有不少近似的评价：“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转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第一次文化转型,这次文化转型没有成功。中间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对传统文化的重建时期,为第二次文化转型准备了社会条件。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新时期——引者注）,第二次文化转型开始了。”［’1新民主主义文化“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改造,但并未改变其基本结构模式”「’］,所以,没有文化转型的价值意义。出于相似的思路,有人论及20世纪中国文化转…     

转型的悖论与悖论的转型——基于"中国模式"对新古典转型经济理论的批判

转型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转型而转型,转型的目的是更好地获得经济增长,如果忽视了转型的增长取向而把关注点仅集中到狭隘的转型本身,那么必然会造成舍本趋末的结果,而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问题上的所犯的错误正是如此."中国模式"是一种寻求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断持续推进的有效模式,随着"中国模式"正被越来越的人们所接受,人们对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所倡导的那种简单化、绝对化和"为转型而转型"转型观表现出了更多的质疑和批判.     

逻辑关系、逻辑前提与经济理论的反思和发展——兼论奥卡姆剃刀原则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科学理论的发展往往基于两大视角:逻辑关系和逻辑前提.前者要求逻辑推理的一致性,主要体现为理论模型的抽象性和完备性;后者要求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它体现为假设前提的具体性和现实性.相对来说,符合逻辑推理的一致性是自然科学理论的最根本方面,任何经不起逻辑一致性检验的理论都会被否定.对社会科学而言,其理论有效性的唯一合意检验在于把基于假设前提的推测与经验相对照.因此,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主要建立在对假设前提的修正上,而这需要合理地使用奥卡姆剃刀原则.     

二元理性方法统一与分化的科学发展——兼论数学、逻辑方法在自然、社会、计算机空间运用中的统一与分化

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客观性可以从希腊哲学的空间概念来追溯,而数学与逻辑方法的形成、演变也与空间概念密不可分.在罗马时期,理性方法中的逻辑方法开始向社会(主要是法律)空间扩展.文艺复兴之后,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观则将两种理性方法归一.但数学基础的探讨揭示出这两种方法不可归一.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观的最直接的例示就是图灵理想机,因此计算机空间就是机械空间.但建立在机械基础上的包括法律、官僚制度等在内的现代国家机器,日益向单一的经济维度转变,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复杂化和价值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应坚持理性价值的多元化.     

论“三个务必”的生成逻辑、结构体系与现实指向

“三个务必”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其与“两个务必”之间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三个务必”的提出有其充分而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它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动力论的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汲取等基础上的,具有“辩证统一”的体系构成、“一体两翼”的结构布局、“一故两新”的演进脉络、“融通互动”的作用机制等。“三个务必”思想内涵丰富、历史意义深远,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激发磅礴动力,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明确具体路径,为丰富党员干部精神世界提供根本遵循,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重要支点。     

历史的逻辑与《万历十五年》——兼论其中的某些疏漏

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截取了明末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这一历史瞬间,从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角度,详细分析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六个人物的政治和生命历程,探寻这些人物身上产生悲剧的规律.然而,任何事物都难以十全十美,作者在解读历史文献和评价历史人物方面也存在某些疏漏.     

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常规属性、边缘属性与哲学思维构建——步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逻辑常规属性与边缘属性及其运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边缘属性运用具有思维创新、功能拓展、运用广泛的特点,它不仅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哲学思维方法的系统构建.     

波普尔的情境逻辑:经济学的一种解释进路——兼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

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历程中经济学一直在试图接近"硬科学",所谓的"硬科学"主要是指近代以来运用数学和实验方法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界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经济学一直努力在用这样的"硬科学"指标来要求和评估自己。波普尔情境分析的合理性不属于心理学范畴,社会因素对人决策的影响并非完全是人的心理所导致的,社会环境的规约作用是必须考虑的要素,社会情境并非人为设定,而是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波普尔对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是持肯定态度的,至少在核心内容上是不反对,甚至是赞同的,认为情境包含着规范,或者是社会规则的潜意识。无论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人类文明的智慧成果,理应属于科学的范畴,可以看作是一个科学连续体,并分别位于科学连续体上的不同方位。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战略导向绩效管理的适用性与价值分析——兼论中国企业应用先进管理方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逻辑问题

本文对现代企业战略绩效管理的价值影响因素和适用性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与理论归纳.调查表明:尽管战略绩效管理所针对的问题得到我国企业的重视和认可,但是该类管理方法的应用价值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同.本文基于期望值模型给出了关于这种现象的基本解释,并分析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更广的范围内对于推动我国企业更深入、有机地借鉴、应用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