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制和议会制对经济政策影响之比较

新政治经济学近来较多关注的一个学术兴趣点是:不同的政治制度是怎样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政策的。理解总统制和议会制区别之关键,乃是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关系,而其关系的核心内容则是:分权的程度和意图分离的程度,以及由这两种程度的不同而导致的行政单方面的权力大小与议会立法凝聚力之强弱。总统制和议会制对经济政策影响的重大区别是:总统制下的公共支出及税收要低于议会制下的公共支出及税收;公共物品在总统制下的提供水平也不如议会制下高,并且,指向性项目在总统制下比较多,而全国性项目在议会制下比较多;就腐败而言,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总统制提高而议会制则降低了腐败;就政策稳定性而言,总统制倾向于既定政策的强力执行,而议会制中的政策变化比较灵活。     

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已为学界所公认。但是,对于行政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学科性质,研究的逻辑起点,学科体系等问题,仍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本人在近几年的学习、研究和教学中也遇到以上问题,现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一、行政学与行政管理学的联系与区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对政府的管理活动的研究,统称为行政学。而我们一般都称之为行政管理学或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这两种不同的称呼,有其一定的原因和道理。弄清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对于开展教学和研究,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我们向着太阳说--中国重庆"西部开发与繁荣少数民族文学论坛"散记

我们向着太阳说, 什么也不会改变. 我们向着太阳说, 什么也会改变…… 对于西部而言,这是文化开发的一次重大契机.对于西部少数民族文学而言,这是一次大的检阅、深的交流和新的起点.而对于中国人口最多、面积最大、少数民族最多、事情最复杂的直辖市重庆(邢元敏语)而言,则是一次全面、高品位宣传和展示的绝好机会.     

德勒兹的“块茎”与阿多诺的“星丛”概念之比较

块茎和星丛这一对概念,分别是德勒兹和阿多诺用来取代既定体系的理想模式。这两种模型互有异同,其中最关键的重合点在于它们都聚焦在新事物的产生过程。同时,这两种关系模型都打破了传统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同一性逻辑,转而提倡一种非等级化的关系。然而,在对关系的强调中,它们各自的重点却有所区别:块茎强调逃逸线,而星丛则更关注成员之间的共存于互相中介的关系。这种区别造成了这两种生产性的关系模式在异质性生产方面的巨大的区别。德勒兹的"块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批判理论的悲观性的超越。而理解这一区别,对于如何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将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结合十分重要。     

距离与活力——再思文化的多元性

文化以复数的形式存在,不同的文化在进行一致化的同时也在持续地特征化和个体化。从差异的角度思考文化的多元性,将会使文化归属变成一种认同论述;而从距离的角度来审视文化的多元性,将会展现出一切富有创意的可能性的开放。事实上,文化距离是可开发的资源。对于广受关注的人权问题,可以对人权的普遍性达成共识的是:人权所否定的东西比肯定的东西更有普遍性。面对文化冲突,是理解而非妥协才是解决之道。在文化对话(dia-logue)里,距离(dia-)使分开的事物之间维持着互动关系,而所有的文化都互相保持着一种原则可通性,并且属于文化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同文化之间每一方都应该开放其立场,用各自的语言,共同在有距离的立场之间寻找理解对方。这也要求每一方再次审视自己的理念,从而进入与另一方的沟通。     

政治的距离——社会团结的空间政治学

政治距离是政治人的关系状态描述,意指每个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之间必然存在一种互相联系的关系结构,这一结构内含着空间的要素,即政治距离.政治距离可以从物理学和哲学心理学层面来认识,物理层面的距离是指可见的空间关系,而心理层面的距离则是指互相的认同、信任关系.在人类历史上两种最典型的政治模式古代希腊城邦和现代民族-国家都可以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希腊城邦的共在性公共空间表现了一种高度团结的政治状态,而现代民族-国家则表现了一种距离悖论.     

要抓好英语单词教学中的读

要学好英语单词是基础。而除了记忆背诵单词之外，对于单词的读也是很重要的，不能忽视。初中的英语学习是培养学生兴趣和基本语言技能，打好基础的关键时期。英语单词的学习是学生学习英语的一大难点。随着学习的深入，英语的单词量也不断增大。而且出现很多单词的拼法和读法不一致。还有的一个字母存在几种不同的发音或是同一种发音又能用不同的字母或字母组合表示。这使英语学习存在很大的困难。本文中主要介绍了英语学习中读的重要性。     

中国文化与辩证思维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属于文化的不同类型。 这所谓的文化类型是就文化的民族性而言的。世界各国的文化,具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就其特殊性而言,既有时代性,也有民族性。资本主义文化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又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这是时代性的差异。同属封建时代的文化,而不同民族之间也表现了一定的区别,这是民族性的差异。中国从秦汉至明清时代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西方中世纪文化也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是两者有显著的不同,这是民族性的表现。中国封建文化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不但有民族性的差异,而且有时代性的不同。但是文化的民族性差异,只是相对的,各民族间还有一些共同性,这表现了文化的普遍本质。     

现象学的另一种可能性

黑格尔的洞见在于,只要意识在自然态度里理解认识,即它把自己的认识看作和对象不同的,它就现成地凭借这一区别在自身之内提供了自己知识的尺度。而胡塞尔因为悬置了这个区别,或许也丧失了驱使现象学向前推进的内在力量。胡塞尔会去研究的是,不同环节对于意识的不同给予方式是如何先验构造起来的;而黑格尔却要探索如此的被给予性的运动到底把意识引向何方。所以,当胡塞尔现象学强调在意向性结构中对象和意识的一致性的时候,黑格尔所洞见的反而是意识活动的双重结构的不同一性。当胡塞尔研究内意识时间的时候,黑格尔则描述时间性意识。对于胡塞尔,呈现的东西是自明的,对于黑格尔,直接的东西也是间接的。     

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灭种罪的区别

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和灭种罪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演化关系。不过,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存在。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与战争(武装冲突)的关联性不同、犯罪对象不同、广泛性和系统性不同、具体罪行不同。危害人类罪和灭种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方式不同、犯罪对象不同、罪行发生背景不同、具体罪行不同、犯罪心理不同。     

本体论 认识论 世界观

对于本体论、认识论和世界观这三者的关系,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认为世界观就是本体论加上认识论。这种观念从理论上讲是错误的,也不符合哲学史实。 事实上,本体论、认识论、世界观是人类对于世界的哲学认识的三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不同的层次,标志着哲学历史发展的三个大的不同的阶段,也体现了对于现实世界的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从逻辑上和历史上认清这三者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哲学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世界统一于物质和统一于实践的问题,是客观性还是主体性应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的问题等;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新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实践,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际维度下的经济转型及其战略选择

经济转型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一国经济体制的自发演进过程,不同国家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压力会对每个参与其中的国家的制度变迁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但经济转型并不是简单地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回归。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一个完整的战略选择应当是以比较生产率优势融入世界市场,在这之后则应当发挥后发优势,走跨越式发展之路。针对不同转型国家的现状,前者适用于尚未真正融入世界市场的俄罗斯,而后者则适用于已经融入世界市场的中国和东欧国家。     

从哲学语言学视角谈“看见”与“看作”的语法关系

关于“看见”与“看作”,维特根斯坦的基本观点是,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又存在着相似性和相互联系。不过,不论讲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相似和联系,人们都是在语法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理论的意义上而言的,都是基于语法描述而不是理论和经验研究。　　一、“外在标准”:“意义理论”和“格式塔理论”误区的途径　　无论是心理学中的内省主义还是格式塔心理学,都把视觉经验从根本上与一种所谓内在的心理印象或图像关联在一起,似乎它们之间不同的关联方式就是我们的视觉经验究竟是“看见”还是“看作”的理论根据和标准。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心理学的这…     

论社会进步

在 1 9世纪以前 ,进步、发展、进化等概念之间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由于达尔文以自然选择为主旨的进化论对物种形成过程的生物学解释 ,以及以孔德、斯宾塞及其信徒的进步概念为基础的社会学思想的强大影响 ,从而使进化和发展各自具有了合法性 ,并几乎笼罩了他们的那个时代。例如 ,孔德认为 ,发展就是进步 ,这是生物赋予历史的基本规律 :“就其实质而言 ,发展这一术语对于直接确定人类究竟在什么地方实现真正的至善有着难以估量的好处。”① 而当时的启蒙运动在冲破基督教的精神禁锢的同时 ,也为社会赋予了一种新的信念 ,即进步主义…     

“解构”与“解构主义”之辨

半个世纪以来风靡全球的解构主义已不再是新鲜术语,人们对其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但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从学理的层面上厘清“解构”与“解构主义”之间的区别。因为“解构”是一种策略,“解构主义”则是一种唯“解构策略”至上的理论,“解构”与“解构主义”不仅思想指向各不相同,而且也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法“本质”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法。把握了“解构”与“解构主义”在具体内涵、思想方法上的不同有利于正确认识它们各自的学术价值。     

对立统一与相互作用辩析

“对立统一”与“相互作用”两范畴（或规律）表征的都是相互联系,但在各自合理的意义上,表征的却是有确定区别的两类不同类型的联系。就发生联系的对象的性质,对立统一发生在系统内一维属性内的相反两极之间,相互作用则发生在系统内外的不同实质之间。由此又派生出：就发生联系的对象的数量,发生对立统一的一定是而巨也只可能是两个,又可能比两个更多（“一分为二”）,发生相互作用的则完全可限于是两个（“一分为多”）;就联系的内容,对立统一是同一维属性内相反两极之间互相规定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相反相成”）,相互作用则是诸实质间以某种方式交换物质、转移能量和传递信息,通常或主要表现为“相辅相成”。当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深刻内在联系c当我们全面深入揭示系统的存在和演化时,需要两种理路的互相补充,并会形成两种理路之间的互相缠绕。     

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

中国古代文体的分类有三种生成方式,即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 分类和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首先萌生于人们对特定社会行为的分类,不同行为方 式的区别类分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原初的生成方式。按照文本自身各自不同的形态特征区别文体,则生成 了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就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而言,泛文学观是其得以滋生繁衍的沃壤,因文立 体是其得以生成确立的基本路数,异中求同则是其得以归纳类属的重要途径。     

试论冯桂芬思想的阶级属性——与王栻、陈旭麓同志商榷

冯桂芬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弄清这一问题,对研究中国近代初期社会思想的递嬗变化趋向,对搞清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三种思想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都会有重要的帮助。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过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把冯桂芬看作是洋务派的代言人,但较多的研究则认为冯桂芬是我国近代最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栻同志在1956年所写的《冯桂芬是不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改良主义者?》一文,可算是前一种看法的代表,陈旭麓同志最近发表的《论冯桂芬的思想》一文,则较为详细地发挥了后一种看法。在这里,谨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与王、陈等同志商榷。     

论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和谐

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产生于不同的交往方式,因而相互区别,同时也相互联系.不同的理性之间会产生冲突.不同交往共同体的主导理性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导致理性间的越界与脱节.使三种理性保持和谐的关键是理性的限界和接轨,它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历史与理念之间——汉宋学术与现代文化保守主义

在因外力作用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里,文化保守主义一般有两层含义:一种是传统主义,另一种是民族主义。前者属于传统——现代的矛盾,后者纠缠着本土——外来的问题。用中国学界熟悉的术语讲,一为古今之争,一为东西之争。从中国经验观察,两者是容易混同或可能转化的,但从起源与性质上讲,不是同一个问题。传统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反应,民族主义则既可以发生在前现代化的历史上,也可能产生于不同的现代化国家或区域之间。以经验为依据,从逻辑上分清两者的区别,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发展方向及社会功能,有非常内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