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权力关系的分析器——解读福柯《必须保卫社会》

福柯(1926-1984),是法国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其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可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般来说,他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大部分作品,是依靠他所谓的"考古学"的方法;进入70年代以后,他因研究"谱系学"而放弃了考古学.尽管福柯的研究前后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但在他对精神病院、疯狂、医学、监狱、性等的大量历史研究中,权力问题沿着全部这些问题展开,并内化于这些问题,与它们成为一个整体.<必须保卫社会>是福柯1976年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记录,也是其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通过对<必须保卫社会>一书的梳理与解读,彰显出福柯如何将战争视为历史进程中可理解性的框架,又如何在这一框架中对权力关系进行独特的分析,这也是福柯对其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的一种展示.     

从《临床医学的诞生》看福柯的社会历史观

作为社会学、历史学家的米歇尔.福柯是近年来西方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福柯的学术工作代表了一种不同凡响的历史分析方法,从其早期的成名作《癫狂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到《词与物》、《知识考古学》,再到后期的《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诸多著作中,都可感受到历史分析在其理论中的地位。文章将通过对《临床医学的诞生》的解读来分析其社会历史观。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知识的空间秩序 --福柯的认识型理论解析

在福柯的思想中,认识型是与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文知识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的产生并不是独立的事件,福柯将它与权力、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分析人文知识产生的过程及其对主体的影响.本文以<词与物>一书的考古学式的历史分期为理论依据,考察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文知识的演进的三个历史时期的相关特征,进而对福柯的认识型理论进行客观的批判与反思.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历史观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主要面对《词与物》最后提出的“人之死”这样一个问题,福柯认为“人之死”是尼采的“上帝之死”的伴随事件。福柯指的“人”是欧洲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的所谓资本主义大写的“人”、资本主义的一般主体性。福柯认为,法国大革命给欧洲带来了一种主体性,欧洲现代史就是这个主体性的历史。法国大革命成为福柯《知识考古学》思考的中心事件,法国大革命在福柯文本中是隐匿的。     

从相似到表象:走向大写的构序——福柯的《词与物》的构序论解读

福柯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史不是一个连续的总体历史进程,而是一个由知识型质性断裂生成的不同的词对物的构序图景.16世纪居主导地位的以相似性关联为中轴的传统知识型世界图景,在17世纪中叶被表象、语言、自然秩序和财富及交换理论为核心的古典知识型所替代.古典认识型的核心是给予世界一种新的有序性的科学,普遍的构序科学的前提,是表象的符号系统和能够让事物入序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关联图表.     

《老子》中"物"的生态价值

生态危机即"物"的危机,其根源就在于人对"物"本原意义的遮蔽.如何为生态危机寻求一条更好的解决之道,关键在于使生态伦理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原则,使人能够以"为物去蔽"的方式待物.老子哲学开辟的不仅是一种对物的认识纬度,更是解决"人"、"物"矛盾的生活纬度.<老子>中关于人与"物"如何相处的真知灼见,无疑给现代人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     

秩序——陆川电影中隐藏的观点

陆川的两部作品<寻枪>和<可可西里>隐藏着一种共同的"秩序观".秩序这一隐藏的观念在<寻枪>中具体表现为个人生活秩序、家庭生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在<可可西里>中具体表现为自然秩序和生存秩序.陆川的电影之所以会有隐藏的"秩序观",这是由导演的风格、爱好、价值观、世界观所致.     

意识哲学的基本问题

意识哲学的当代形式是意识现象学.胡塞尔是意识现象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把一生都投入在认知现象学研究领域.海德格尔承袭胡塞尔,他早期的现象学可以叫做"此在现象学",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有些人称之为"存在现象学",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王鹏运等《庚子秋词》在"词史"上的意义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引发八国联军之役.硝烟密布,战火四起,北京遭受到空前未有之浩劫.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等,困居于北京城中,将战争之感慨写入词中,几人相互唱和,辑成<庚子秋词>上下二卷.<庚子秋词>不仅反映了时事,也响应了时代对于"词史"的呼唤.周济、谢章铤鼓吹"词史"之作,认为反映时代乱离的词作可与杜甫描写安史之乱的<北征>、<垂老别>等诗作相提并论.杜甫诗因安史之乱,号为"诗史",晚清词人连遭内忧外患,将家国之感发之于词,形成"词史".然而词之为体,与诗不同,"词史"与"诗史"的写作手法、反映动荡乱离的方式、观察历史社会的角度,有所差异.     

“知识考古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借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现代文学突破了"从五四谈起"的起源上限,拓展了学科时空领域,缓解了学科焦虑,超越左翼文学史观的局限,发现了现代文学的"多种现代性",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研究局面。"十七年文学"改变了情感化、政治化的简单视角,分析文学成规显形与隐形的规则,致力于还原历史情境,转变为两个时代的平等对话,获得了鲜明的文学史意识。"重返八十年代"解构了文学叙述成规,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展示流行概念和范畴的背景、条件和关系,探求文学制度再生产的历史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及"谱系学"方法的引入,使现当代文学研究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但是,"知识考古学"滑入犬儒主义与失去道德责任的危险,以及它在现实操作层面上的局限性,是我们运用"知识考古学"进行文学研究所必须警惕的。     

空问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

现代物理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哲学,它也为福柯关于"异托邦"的空间理论提供了灵感."异托邦"与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的精神是一致的,即抵抗以时间为线条,以一元论精神为线索的哲学史.福柯分析了"异托邦"的六个特征,赋予普遍的空间现象以新的内涵,他开发了一种新的空间哲学.     

《龙洲词校笺》补正

马兴荣先生<龙洲词校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对刘过词中所涉及的人物大都进行了详实的考证,但对有些人物还是注为"不详",第59页所录刘过<蝶恋花>"赠张守宠姬"中的"张守"即是一例.     

北美华裔批评家的文化翻译研究: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文本化

当代法国批评家福柯"知识考古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旨在研究"陈述"、"话语"、"档案"和"话语实践",北美华裔批评家的文化翻译研究几乎都可以说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文本化。它能教会我们将"知识考古学"与中国现代性想象实践有机结合的具体方法,指引着我们在翻译研究中如何苦心挖掘"宏大叙事"虚掩之下的"非连续性和脆弱性"、"差异性"和"动态性",对浮光略影的"翻译描写"和当然的"翻译研究结论"予以质疑和批判,有效实现"问题意识",为译介学研究提供有益经验。     

话语实践与激进政治：从福柯到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实践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对话语和话语实践问题的讨论.一方面,他们继承了福柯关于话语的"离散中的规则"的思想,反对话语的任何先验的或经验的统一性,认为话语实践就是在一个散布的差异空间中的"接合实践";另一方面,他们又批判了福柯在话语和非话语之间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只是话语内部的区分,整个社会生活就是一个话语空间.如果说福柯在话语实践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了二重性的话,即话语反对权力又与权力合谋,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明确地将话语实践与激进的多元民主结合起来,重新为丧失活力的欧洲左翼找到了革命的使命,尽管是以不确定性为代价.     

论福柯的考古学历史分析方法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一种新的历史分析方法．它受新史学的影响，与传统史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史学观念。它反对连续，提倡断裂和去主体性，并且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分离出一个独特的分析层次。考古学历史分析方法从根本上说是对话语规律的探讨，福柯用考古学的方法去分析文献、话语乃至陈述在不同条件、环境和关系中的形成规律。     

《维摩诘经》与中古山水诗观物方式的演进

运用审美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古山水诗与佛教思想的关联,得出结论:陶渊明<饮酒>其五之"心远"与罗什注<维摩诘经>有关,"忘言"则与著名的"维摩之默"相类.谢灵运在<维摩诘经>"离我我所"思想的启迪下,将传统"以我观物"的山水观照方式发展成为"以物观物".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山水诗的审美内涵.     

《墨辩》"三物"新解

在传统研究模式中,通常将<墨辩>"三物"类同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认为"辩即逻辑",形成了"墨经逻辑"的基本推理程式,即"三物论式".实际上,"三物"是一种认知事物的认识模式,有其内在的逻辑行程,即:察类,循理,明故."三物"以论辩的方式来完成人们对事物认识,揭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论内涵.     

探寻词的审美奥秘——评祁光禄《词艺术研究》

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在著名的<论词>中说"词别是一家",这种独特的文体具有哪些特性?作为一种汉语艺术形式它又是如何产生美感的?祁光禄博士的新著<词艺术研究>对这些词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谈脂砚斋对《红楼梦》“情”主题的揭示

<红楼梦>开篇就宣称此书是"大旨谈情",脂砚斋也在批语中明确指出,<红楼梦>主要是写"情"的,是"一篇尽情文字".<红楼梦>中的"情",主要是指"儿女之情",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将儿女之情发泄一二","儿女之情"是"情情"与"情不情"的统一."情情",是指"谁对我有情,我即对谁有情."是对爱情的专一,情之所钟,一往情深;"情不情"是指对所有人和物都付诸真情,是一种博爱精神.<红楼梦>中的"情"又是一种悲情,揭示的是作者"情"的破灭、审美理想幻灭的悲剧.     

复制·重整·回忆:欧阳修《集古录》的文化考察

欧阳修在其<六一居士传>中说道:"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加上自己一老翁,是为"六一"."六一"条件之完成,与<集古录>关系密切,并且由于<集古录>,开创了新的学术领域,造就了欧阳修的金石学家地位.关于<集古录>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大方向,一是讨论成书经过和时代;一是针对其内容,肯定其在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校雠学、书法艺术、文学批评、理学思想(辟佛排老)等层面的意义与价值.该文尝试将视野转向物质文化的角度,从文人收藏文物的意识形态,探析<集古录>的文化特质.笔者概括了"复制"、"重整"与"回忆"三个层次,认为通过复制金石文字,重整文字所建立的历史体系,欧阳修确立了历史文化凭借物质以传承的观念.而<集古录跋尾>里的伤逝片段,又与拥有金石榻本、证成文明轨迹的无上愉悦,形成哀乐互显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