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累犯量刑制度的质疑

确定累犯刑事责任根据的唯一基础应是犯罪构成。从犯罪构成分析,认为累犯一定比初犯的社会或人身危害性更大的观点并不正确,对累犯一律从重量刑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因此,我国应引进保安处分制度,以完善我国累犯量刑制度的措施以改变当前累犯犯罪率不断升高的不利局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累犯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立法层面走向刑事司法,并在具体的刑罚裁量中发挥其现实作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内涵在于“区别对待”,其整体从宽的刑罚倾向并不能否定其内在的从严惩罚的必要性。累犯从重处罚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法定量刑情节但同样需要呼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并在对应刑罚更为严厉性处罚的同时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的差异化内核贯彻其中,在具体的刑罚裁量中实现刑罚均衡的价值追求。     

论单位累犯的增设及其构成条件

单位累犯是新刑法把单位确立为犯罪主体以来刑法理论上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分析各种观点以后得出新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累犯,进而主张增设单位累犯,并对单位累犯的构成要件及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这对于研究我国单位犯罪及现行累犯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特殊累犯制度反思——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后,特殊累犯的构成种类裂变式增加.本文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切入点对我国特殊累犯制度做了简要分析,并从罪质同一要求、域外立法趋势、主体范围以及刑罚效果角度反思我国特殊累犯刑法规定宽严失度现状及原因.为避免现行特殊累犯制度的重型化倾向,宽严相济、针对性的重构特殊累犯制度是刑事立法完善发展的理性选择.     

单位累犯立法完善探微

单位累犯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犯罪现象,刑法上必须对此作出立法反映,以弥补立法漏洞。对单位累犯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对“单位中责任人重罪说”与“自然人重罪说”两种观点进行了批驳,并在基本肯定“单位重罪说”的基础上对该说提出了修正。在此基础上,对单位累犯的类型、成立条件以及处罚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罪刑相适应之立法构建

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首先应贯彻到刑法立法之中,在刑法立法环节就要实现犯罪与刑罚的均衡搭配即构建罪刑相适应,因为立法中的罪刑相适应是司法中的罪刑相适应的前提和大致框定.构建标准和构建方法是罪刑相适应立法构建的两个基本问题,而此两个问题应从犯罪的质量差别性和刑罚与犯罪的对应性中去寻求解答.罪刑相适应的立法构建标准应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其立法构建方法应是基序对应法.     

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立法价值评判

刑法应当增设单位普通累犯制度。其构成要件之前后罪都应是故意犯罪 ,时间条件是后罪发生在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因单位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判决生效以后五年内 ,且前后罪中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论普通单位累犯的构成要件

确立单位累犯制度是刑法发展所必需。普通单位累犯的主体是单位,主观上限于故意,刑罚要件以单位自身所受刑罚为准,时间起算点为单位前罪罚金刑执行完毕。     

单位毒品累犯认定的刑法根据与适用

单位毒品累犯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我国刑法界迄今为止对之尚缺乏应有的关注。其实 ,新刑法第 30、6 5、10 1、35 6条等有关条文都可作为单位毒品累犯存在的刑法根据。根据新刑法的有关规定 ,单位毒品累犯不仅有单位毒品普通累犯 ,而且有单位毒品特别累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在其认定的刑法适用上都必须符合有关犯罪、刑罚与时间三个方面的限制条件 ,在其处罚的刑法适用上都必须遵守从重处罚原则     

中国大陆与澳门地区累犯制度比较研究——兼论我国累犯制度之完善

澳门刑法有关累犯的规定具有鲜明的大陆法系刑法累犯规定的特征,将大陆与澳门地区累犯制度作比较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两地累犯制度的历史由来、特征和优缺点,对完善两地、尤其是我国大陆地区刑法的累犯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包含抑或并立——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之辨析

人身危险性作为行为人的属性,其与作为社会危害性基本内容的主观恶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术语。两者无论是在基本内涵和评价因素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是并立的关系,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定罪量刑时,决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在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价时,应该把主观恶性剔除,以避免重复评价。     

论人身危险性在刑法中的定位——兼论社会危害性的解构

人身危险性在刑法理论中的定位,有量刑根据说、刑事责任根据说、定罪根据说和犯罪本质特征说的争论.社会危害性有一个内部层次结构问题,在纵向方面,分为事实层面和价值评价层面,即自然属性层面和社会属性层面;在横向方面,由客观实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两部分组成.在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前提下,应将人身危险性定位为社会危害性的组成部分.人身危险性的这一定位,既解决了刑法理论中的"脱节点"问题,又为报应与预防之刑的统一找到了合理结合点.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再审视——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未成年人犯罪在总体趋势上呈现由"冲动犯罪型"向"蓄意犯罪型"转变。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偏差,"宽严相济"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片面从宽"。认识上的"片面从宽"导致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无法进行准确评估。因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司法中适用应以人身危险性评估为核心。在相较成年人从宽的基本框架之内,未成年人的刑罚适用应以从轻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适用人身危险性的评估结果。     

涉农法律制度的构建——以平等为视角

平等是法律价值中的重要价值之一,在我国涉农法律制度中尤为重要。当前我国涉农法律的制定对于平等价值缺乏应有的关注,这往往使涉农法律制度成为管制、歧视、限制农民、农村、农业的工具。建设法治农村必然要求打破农民与城市居民在身份上权利上的不平等,追求形式(机会)平等;对农村产业与非农产业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行适当的干预,走向实质平等。平等的价值应当全面贯穿于涉农法律制度之中。     

论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

人身危险性是指行为人一种犯罪的可能性,包括行为人的初犯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评价的对象是行为人的行为。因此,人身危险性是和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相独立的范畴。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犯罪化问题反思——以网络“裸聊”行为为视角

中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对包括网络"裸聊"行为在内的网络色情活动的打击力度逐渐加大,本文从立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社会危害性理论及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角度论述网络"裸聊"行为不宜犯罪化。     

论犯罪的实质界域——以刑法不得已原则解读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轻微违法、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等不法层级,它由量变到质变,随着危害程度的加深直至被社会主流价值否定评价为犯罪行为。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设定过程中,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应该以行为的性质而不是程度进行划分。刑法不得已原则为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实质界域提供了价值依托。     

构建和谐社会急需解决的"立法平等"问题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适用法律上的平等,更重要的还是包含在立法上的平等。对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这样理解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共识。然而,我国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却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存在认识上的错误,导致在立法上存在很多不平等的规定,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的不断进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人们要求立法上平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因此修改或解释宪法,明确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废除《选举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中一切不平等的规定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构建和谐社会急需解决的“立法平等”问题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适用法律上的平等,更重要的还是包含在立法上的平等。对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这样理解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共识。然而,我国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却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存在认识上的错误,导致在立法上存在很多不平等的规定,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的不断进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人们要求立法上平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因此修改或解释宪法,明确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废除《选举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中一切不平等的规定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刑事责任与人权保障——以中外刑事责任理论的比较为视角

在刑法意义上,刑事责任理论应成为犯罪人人权保障的担纲者。在我国现行刑事责任理论体系中,人身危险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与社会危害性相结合共同构筑了我国刑事责任的全部内涵。相应地,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亦被改造而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不但有悖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也不符合罪与刑的逻辑连接,不能充分体现现代法治国家的精神伦理和人权保障。对此,改造的关键在于将责任评价和刑罚量定作为两个独立的阶段予以分离,把人身危险性因素从传统责任体系内予以析出,而仅在量定刑罚时将其作为预防因素,结合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之需要来缓和或消解责任所决定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