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参与解决朝核问题的前瞻性思考

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中国有自己独特而切身的国家利益。在各方的努力下,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所通过的三个重要文件使朝鲜弃核"路线图"日趋明朗。中方坚持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积极劝和促谈,与各方保持良好合作与沟通,使半岛无核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六方会谈进程中,中国外交所发挥的主动积极、协调斡旋、平衡制衡、灵活机智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同和赞赏。尽管朝核问题的解决不容过分乐观,但朝核问题已经并将继续取得进展,而六方会谈则有可能转化为构建东北亚和平机制的有效途径和合理形式,中方将在此过程中继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与朝核问题

第二届首尔核安全峰会的召开,激起国际社会对朝核问题的关注。作为重要的国际核安全问题,朝鲜核问题在美国新的核安全政策中处于何种地位,奥巴马政府将如何处理朝核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热点。本文旨在探讨朝核问题自身的特殊性,分析奥巴马政府核安全政策的本质与内在矛盾,进而揭示美国新的核安全政策仍旧很难解决其在朝核问题上面临的困境。     

新形势下海峡两岸在国际社会的合作析论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海峡两岸既面临诸多挑战也有许多共同利益,在国际社会诸多议题上,两岸都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如果能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积极合作,对两岸来说必然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也有利于维护中国的整体利益和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利益。两岸应建立合作思维,从争议性较小的议题入手,逐步建构各种机制与平台,务实与稳步推动两岸在国际社会的合作。尽管面临各种制约与挑战,但只要两岸通过互动,不断增进互信与共识,就一定能开创两岸在国际社会互惠与共赢的新局面。     

从朝核问题看中国参与全球性问题解决的“量”与“度”

朝鲜核问题是由冷战后东北亚战略失衡导致朝鲜的空前的不安全感而引发的,因此,朝核问题的解决也是各利益相关方博弈的过程。两次朝核危机中,中国依据自身实力和有所侧重的外交理念,采取了不用的政策和姿态。从中国政府对朝核问题的逐步介入和目前的态势来看,在参与同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全球性问题过程中,如何把握量与度已然成为中国外交在全球舞台中的重要课题,而对六方会谈积极参与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在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上提供宝贵的经验。     

朝核去功能化与核计划申报问题

根据2007年2月13日六方会谈达成的去功能化方案,朝鲜同意启动去核化进程,对宁边核设施进行"去功能化"和对其所有核计划进行申报。但是,到了申报期限规定的2007年12月31日,朝鲜仍然没有进行核申报。虽然2008年5月8日,朝鲜向美国提交了核申报计划,但是朝核问题的前景和进程仍然有很多不可测因素。本文探讨朝鲜去功能化和申报问题的内容和实质,分析朝核问题主要当事国美国与朝鲜的政策、态度和疑虑,试图推测朝核问题未来发展趋势走向。朝核去功能化和核申报问题将是新一阶段六方会谈的关键问题,也是对六方会谈各国政策和政治解决朝核问题决心的重要考验。     

从朝核问题看澳大利亚的朝鲜半岛政策

在朝核问题上,尽管澳大利亚并不是直接当事方之一,也没能在实际上成为六方会谈的一员,但由于东北亚地区对其整体安全战略的重要性,它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有关国家,并已俨然成为六方会谈体系之外积极推动朝核问题进程的第七驾马车。与美国对朝鲜遏制与接触相结合的两手政策相一致,澳大利亚在实际的政策操作中同样具有软硬兼施的特点。利用自己紧邻亚洲的地理位置和在西方国家中较早与朝鲜复交的特殊关系,澳积极介入朝核问题的行动在实现助美国一臂之力这种主观目标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为其进一步涉足东亚事务、提升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打下了基础。     

"和谐社会"建设的国际影响

福利国家为了本国的经济福利必然产生国际冲突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实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在建立一种福利国家。但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主要是建立在依靠自我的基础上的,而且努力减少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资源上的竞争。本文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建立福利国家过程中的对外扩张与掠夺政策,分析中国在建立"和谐社会"进程中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国际作用,从而指出这种社会发展战略的和平主义倾向及其对国际关系的重大意义。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

2017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极限施压与接触"战略出台。在该战略指导下,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从初期的极限施压迅速转向极限接触,后来又回归施压与接触并举,对朝实施"缓慢、稳步与忍耐"外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具有施压更极端、接触更极端、政策转变更极端和承诺更极端的特征。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也延续了美国对朝政策的传统。这体现在将朝核问题作为美国对朝政策的优先议题,以及在朝核问题上主张以"大交易"的路径实现"完全、可验证与不可逆的无核化"的最终目标。这种延续性和差异性既体现了结构性因素对美国对朝政策的制约,又体现了在制定具体对朝政策时,行为体在结构制约下的能动性。结构性因素解释了美国对朝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对朝政策选项的局限性和解决朝核问题态度的非迫切性。行为体层次上的因素解释了美国何时会选择接触以及在与朝接触的过程中,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中美两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有重大的战略利益,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中美进行合作的基础和共同承担的责任.然而,朝鲜核问题的解决龃龉不断,中美两国对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路径也不尽相同.即便如此,为解决朝鲜核问题中美共同搭建了“六方会谈”机制,并在六方会谈框架内进行了广泛的合作.毋庸置疑,未来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对于化解和管控朝鲜核试验后的危机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文在寅政府朝核政策的特征及其面临的困境

在文在寅执政期间,伴随着韩朝双方最高领导人在板门店的成功会晤,韩朝关系在经历了所谓"丢失的10年"的"冰河期"以后再次迎来"回暖",半岛紧张局势趋于缓和。韩朝关系之所以能够迎来新的"蜜月期",除了文在寅基于对朝友好态度的"绥靖"政策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外,也和朝鲜的对外政策发生根本变化息息相关。在韩朝最高领导人为缓和半岛局势进行高频率政治互动的同时,"朝鲜无核化"这一制约半岛和平进程的最根本问题的解决却依然波折跌宕。目前,文在寅政府朝核政策面临的困境是来自于美国的对朝不妥协和韩国国内保守势力对文在寅政府的制约。如果文在寅在任期内不能成功化解来自美国和国内的压力,那么其制定的无核化政策很可能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特朗普之所以不愿在对朝制裁问题上做出妥协,是因为其不希望朝核问题与自身的亚太战略脱钩。同时特朗普也希望通过朝核问题促使韩国在战略上和自己保持一致,达到更好"管控"韩国的目的。     

朝核问题中美国因素的现代国际法律评析

朝核问题是当下国际政治,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中牵涉地区和全球国际安全走势的焦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许多政治力量在这一地区的交织,特别是中、美、俄、日四大国利益交汇使朝鲜半岛问题日益错综复杂,其中占据主导因素的是美国残余的现实主义的冷战思维和对外战略、美国实用主义的国际法观及实践。笔者基于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思考方法,以现代国际法为评析视角,深入探究了朝核问题形成中的美国因素,以期为朝核问题相关各方最终解决方策提供参照。     

国际民商事条约在国内适用问题之理论探讨与实践完善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作为与国内私人权益密切相关的国际民商事条约如何在国内明确及有效地适用是完整履行中国国际义务、最大程度保护私人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适用国际民商事条约存在"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两种途径,而司法机关在"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国际民商事条约的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与参加的国际条约尚未一致,将不利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我国私主体的利益。反映社会需要和社会环境的司法实践已对我国从整体上修改和完善国际民商事条约的适用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因此,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缔结条约数量的增多,明确国际民商事条约不同的适用方式、解决法院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情况,绝非是"可有可无"的小问题,从整体上完善国际民商事条约的国内适用值得我们相当的重视。     

解析国际法上“保护的责任”理论的发展态势

"保护的责任"理论是国际人权法的最近发展。通过对其形成过程中四个阶段进行分析,我们看出该理论正在逐渐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其规则也在不断完善之中。然而,由于"保护的责任"理论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其仍然存在不信任感。尽管存在分歧与担忧,但是国际社会对该理论仍然存在一定的共识。只有恪守这些共识,并以此为基础不断自我完善,"保护的责任"理论才能弥合南北分歧,为国际社会增加稳定因素。中国的态度具有合理性,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利益,应当继续予以坚持和贯彻。     

在相似的文字背后——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亲属相犯”与当代“家庭暴力”法律的比较分析

随着人权保护进程的推进,家庭暴力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普遍存在于古今中外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在中国传统法律中被称为"亲属相犯".尽管从表面上看,它与当今国内外及联合国法律文件对"家庭暴力"所作的规定有不少相似,但在概念和理念上却有着极大的差异.     

准“刘易斯拐点”时代下政府的机遇与挑战——关于“民工荒”问题分析

目前国内普遍出现"民工荒"现象,在寻求解决该问题的同时也引起了各界对"刘易斯拐点"的热议。尽管很多学者对中国是否真的处于"刘易斯拐点"时代存在争议,但是很多学者还是建议中国为迎接"刘易斯拐点"时代的来临做好准备。因为,"刘易斯拐点"时代带给中国社会的不仅有挑战,同时也有机遇。所以政府要认真分析刘易斯时代的社会状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在跨越"刘易斯拐点"的同时,保障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国际法视角下的中国海洋权益诉求

中国的海洋权益从从长期以来的漠视到如今在国家利益层面上日益凸显,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重大挑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仅是中国取得海洋权益的法律依据,也是中国解决与和中国存在海洋纠纷、反制美国侵犯中国海洋权益与国家安全、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的法律利器.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合法有理的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搞好国际合作是建设"和谐世界""和谐海洋"的体现,有助于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走出二元对立 积极拥抱多方模式

<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多方模式和多边模式的二元对立和人为冲突,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网络治理的政策与主张,成为自我束缚乃至误导他人的最大陷阱之一;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全球网络治理的正常国际合作,带来外界对中国网络治理在认识上的困扰,成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最大误区之一。我们只有放下"二选一"的"或"的思维,而学会两者优势互补的"与"的思维,方能豁然开朗。     

卖淫嫖娼现象在消费社会的新呈现及其治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步入消费社会。当整个社会从以生产为主导转向了以消费为主导时,"性"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领域,在这一社会形态的转变中也呈现出更加异彩纷呈的变化。卖淫嫖娼现象从古代的宗教卖淫时期开始到近代,再到建国后,进入消费社会以后,从卖淫嫖娼状况、功能到态度等多个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尽管这些变化人们的评价褒贬不一,此现象的存在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但也无法回避,因此对该现象的治理问题被提上日程。本文认为,在采取的策略上,宜"疏"不宜"堵"。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对卖淫的适度管理,可以说是过渡性的中期目标。     

全球化与中国国际政治文明的建构

全球化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互构统一的过程.笔者借助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也分为两个层次,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国内和国际两层内涵,而且国际政治文明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总体而言,中国目前的国际政治文明建设主要面临经济全球化、WTO与和平崛起这三大挑战,这就涉及到中国"主动融入"、"民主建设"、"按规则办事"和"发挥积极作用"四个方面的问题.     

重建公共领域:走向社会沟通理性化——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评介

哈贝马斯通过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共振作用",以"沟通行为的合理性"力量为支撑,从"公共领域"到"生活世界",完成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策略行动"到"沟通行动"的视角转换,由此,其理论重心也从"现实的沟通共同体"的比较研究转移到了对"理想的沟通共同体"的批判性重构。相对于哈贝马斯所讨论的"政治公共领域","中国式"的公共领域的存在,是以实现"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现代化目标"为最根本的命题。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中国公民的社会生活日趋法治化、理性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明晰,从深层意义上说,全球化、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的浪潮为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生长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