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哈姆雷特的延宕

哈姆雷特的延宕是莎学界的一个老话题。这一公案中有几个历代学者都关注的焦点,如鬼魂诉说后哈姆雷特为何没立即复仇?"戏中戏"之后哈姆雷特为何没趁克劳狄斯忏悔时复仇?哈姆雷特是否性格忧郁等等。结合着戏剧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剧情的内在发展逻辑对这些焦点进行分析,便会发现,哈姆雷特不仅未曾延宕,而且他在复仇过程中表现出了机智、勇敢和敢于冒险的精神。     

延宕的思考者——蔡伯喈与哈姆雷特形象比较研究

东、西方戏剧史上,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相似的思考者典型。英国伊丽莎白时期诞生的哈姆雷特形象以人生的负重者出现,他的个人悲剧代表了当时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悲剧,他以忧郁、延宕的性格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共名。中国明代古典戏剧《琵琶记》中的蔡伯喈,背负沉重的人生思考,包涵深厚的文化性格,与哈姆雷特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二剧皆对主要人物延宕为主的性格进行渲染,并由此展开尖锐的戏曲冲突,但矛盾的调解方式及结局却大相径庭,由此烛照出东西方文化传统与戏剧观念的差异。     

永恒的精神突围——《哈姆雷特》分析

《哈姆雷特》自诞生以来,各种各样的评论就层出不穷,每一种新的理论成果都会对哈姆雷特复仇的延宕进行解释。回归文本,我们会发现,哈姆雷特的延宕与激情、理智、过度思虑的关系并不是太大,他的延宕只是我们人类遇到的一种精神危机及哈姆雷特在这种精神危机困扰下企图突围而不得的悲剧表现,哈姆雷特的精神突围具有穿越时空的意义。     

再论哈姆雷特的延宕

延宕使《哈姆雷特》这出复仇悲剧情节曲折 ,人物性格丰满。哈姆雷特一再延误复仇主要是因为他复杂忧郁的性格 ,特别是他对整个宇宙内普遍病态的关注以及与众人所形成观念上的对立     

两难的选择 双重的绝望--解开哈姆莱特的延宕之谜

关于哈姆莱特的延宕之谜,从来众说纷纭.本文从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神学同人文主义精神的矛盾、冲突,以及这种矛盾和冲突对哈姆莱特深层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的角度切入,揭示了哈姆莱特的延宕和发疯是由于他在这两种社会思潮之间无所适从.两难的选择,最终导致他对基督教神学和人文主义的双重绝望.     

双重的哈姆雷特——一位人文主义者的自我建构与自我解构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哈姆雷特》展现了主人公哈姆雷特内心中各种力量的矛盾冲突。在内心世界陷于巨大冲突失去平衡的情况下,中世纪意识形态无法再主宰哈姆雷特的心灵,而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他的心中得以发展。然而,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者身份在自我建构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解构,这反映了莎士比亚对于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     

本我回归——哈姆雷特向死而生的心路历程

哈姆雷特替父复仇的过程一再被其延宕,而延宕原因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焦点。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批评者都试图探究延宕之谜,因此提出了种种解释和看法。其实引入海德格尔有关“本我”的死亡哲学观并以此为突破口,可诠释哈姆雷特的悲剧命运和揭示哈姆雷特由最初的犹豫不决到最后的果敢出击以完成复仇任务的心路历程。哈姆雷特由一个沉沦于世的此在,通过内心挣扎和对死亡的不断思考以及持续的焦虑为他隐藏的本我觉醒提供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促使他求真,弄明白了死亡的真正意义,并用自己的死亡实现了超越“常人”的向死而生,最终完成了对自己的生命救赎。     

哈姆雷特:超自然与人文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

《哈姆雷特》是威廉·莎士比亚的代表作 ,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作。本文在对莎士比亚以及他的作品《哈姆雷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简要论述了《哈姆雷特》作品中超自然与人文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     

试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超越性

《哈姆雷特》之所以成为人类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正是由于这部作品具备了超越时空的魅力。其超越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其社会思潮的代表性和悲剧特色使得这一老的文学题材具备了超越时空的魅力;其次,剧本中所塑造的哈姆雷特这一艺术形象实现了从为父报仇到为国除害,从思索到行动两大超越,使得哈姆雷特成了人文主义思想与人性讨论的焦点,透过哈姆雷特人们敢于去正视人性,敢于抨击和反抗恶势力;另外,《哈姆雷特》还集中反映了莎士比亚后期世界观的成熟与超越,正是莎士比亚认识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才孕育了哈姆雷特这一反抗者的艺术形象,可以说哈姆雷特就是莎士比亚自身的写照,哈姆雷特自身的超越就是莎士比亚世界观的超越。     

哈姆雷特:化"疯境"为人文主义

本文在对莎士比亚以及其作品<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哈姆雷特>"疯境"中体现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了研究和综述,从中回答了什么是人文主义以及人文主义的精髓是什么等问题.     

跨越时空的精神对接——哈姆雷特与昆丁的个体悲剧结构比较

莎士比亚与福克纳创作的时代与国度各不相同,他们的代表作《哈姆雷特》与《喧哗与骚动》的主人公哈姆雷特与昆丁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背景中,但作为在相似动荡社会背景、基督教环境中生存的人文主义知识青年,二者在置身相似的社会现实时,却跨越时空,在秩序观、延宕特质、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死亡观等层面演绎出了相反相承的生命基调和价值取向,使得两位主人公的悲剧呈现出了一定的对位结构。     

哈姆雷特身份的二项对立

本文从结构主义所提倡的二项对立的手法入手,从两对对立面——人民的王子和复仇的儿子、真实的自我和虚幻的影子——分析了哈姆雷特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双重身份,说明了哈姆雷特复仇延宕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身份的二项对立。     

从弗洛伊德恋母情结学说看哈姆雷特复仇延宕的原因

哈姆雷特的复仇延宕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本文从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学说入手,分析哈姆雷特恋母情结的表现及其对复仇的影响。     

仪式化复仇的困境——《哈姆雷特》悲剧成因新探

文章从悲剧这个剧种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的贵族文化意识出发,对《哈姆雷特》中主人公复仇行动的延宕问题作了新的解读,认为哈姆雷特内心深处有着极其浓厚的贵族文化意识,他试图为自己的复仇行动找到一个与其王子身份和贵族意识相称的公开的、仪式化的机会,但始终未能找到。这也是他一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终造成玉石俱焚的悲剧结局根本原因。但是,从诗性正义的角度看,哈氏最终还是完成了他为自己设定的复仇大业,既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完成了父王的遗愿,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重建了被他的叔父颠倒了的伦理秩序和社会规范。     

双重他者形象的背后--论赛珍珠的《西风·东风》

在<东风·西风>中,赛珍珠运用双重视角,同时塑造出了两个"他者"形象.首先,她以叙述者的视角为西方受众塑造了"意识形态"的中国他者形象;其次,她在东方语境中为自己国家塑造了一个"乌托邦"的他者形象.而这两个他者形象的参照系则是赛珍珠心目中虚幻而完美的美国.     

视觉表征的意识形态和审美逻辑——本土图像艺术中的“他者”形象研究

在"图像转向"之后视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当代,图像艺术中的"他者"形象,尤其是本土艺术中的异族"他者"形象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本土艺术中的"他者"形象指某一文化传统的艺术中出现的不属于自己族群、而是来自异邦的人物形象。前全球化时期东西方艺术在视觉领域都有大量的"他者"形象,通过探讨这些"他者"形象不仅可以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且可以认识视觉表征的深层结构与审美机制。在创造"他者"形象的过程中,有哪些影响"他者"形象塑造的因素呢?哪一个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一决定因素如何影响和左右了他者形象的塑造呢?由于受制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图像艺术中的他者形象在"美化"与"丑化"的两极之间互动,但采取何种形式处理取决于本土艺术家所处时代的地缘政治、世界秩序以及本土文化在当时的软实力和话语权。换言之,是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最终决定了塑造他者形象的审美趣味。     

论《哈姆雷特》剧中的反衬艺术与三位儿子的形象塑造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剧中精心塑造了三位儿子的生动形象,即雷厄提斯、弗廷布拉斯与哈姆雷特。他们出身高贵、才学过人,都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特征。他们都遭受了父亲遇害的悲剧命运,历史与现实、个人与家庭均要求他们为死去的父亲报仇雪恨。文章试依照剧中的情节发展探析剧作家如何通过娴熟的反衬艺术,不仅成功地塑造了雷厄提斯与弗廷布拉斯的鲜明个性,同时还成功地衬托出哈姆雷特身上所具有的英雄气概与高贵品格。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中撒旦人物性格分析

圣经神话中的人物撒旦由于他的骄傲与野心被赶出了天庭,打入地狱,他偷偷的来到人间,诱使人类为恶。而约翰·弥尔顿以这一神话为题材,在他的代表作《失乐园》中将撒旦塑造成一个反对专制和暴动的革命者。通过对《失乐园》人物撒旦的性格形象分析,提出撒旦的性格体现了弥尔顿的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精神及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     

麦尔维尔小说中边缘人形象魁魁格的形象隐喻

麦尔维尔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边缘人形象。对《白鲸》中魁魁格这一边缘人形象的解读目前还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在以往的研究中魁魁格形象内涵常常被文本中主要人物亚哈或叙述者以实玛利的光芒遮蔽。事实上,魁魁格这一被忽视的边缘人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从文本的层面来看,他是一个急切渴望文明的朝圣者;从文化的层面来看,他是一个没有归依感的"属下"者;从作者创作意图的层面来看,他是一个帮助白人完善自我、建构自我的他者。魁魁格形象所具有的这些内涵都源自于麦尔维尔无意识的帝国书写,这是他无法跨越的文化藩篱。     

心灵成长的历程--析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的复仇的延宕行为是因为他需要时间使自己的心灵逐渐成熟,他需要经历心灵的磨难,他通过对人生的思考,对自身的审视,他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人性的堕落、人生的虚无和自己的懦弱.他经历的三件事使他心灵走向成熟,坚定了他复仇的决心.使他成为一位敢作敢为的英雄.他的故事对今天的青少年的人格完善仍有重要的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