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诗界革命:现代新诗语言追求的先声

诗界革命与现代新诗在语言追求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同属于晚清语言变革运动的同一谱系,采用进化论及域外语言变迁史作为镜鉴,并且在变革文言与建构白话的方略上也有着共同的取向,即以口语、方言与外来语改造文言。因此,就语言变革而言,诗界革命足以被视为现代新诗的新声。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的特征及后果

白话诗和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生成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的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了文体革命。这不是一场纯粹的诗歌文体革命,而是当时激进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重点是对古代汉诗,特别是以格律诗为代表的定型诗体的摒弃。由于当时恶劣的诗歌生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不仅无法建设现代汉诗诗体,而且还为以后百年新诗的诗体建设留下了隐患,使新诗在百年历史间始终存在着自由化与律化的对抗。     

英语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特点及与汉语新诗革命的差异

英语诗歌中的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在内容及文体的世俗化、自由化上,都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诗歌中的新诗革命。但是新诗革命是政治化的文体大革命,意象派诗歌运动是比较纯粹的文体改良。新诗革命的领袖们严重误读了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不但吸收的是受到庞德等人抵制的,以艾米.洛威尔为代表的激进的意象派的诗观,还夸大了其文体革命的激进程度。新诗革命对汉诗已有的文体秩序的破坏性更大。汉语的新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的诗体是不定型的,应该称为“自由诗”;英语的自由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是准定型诗体,应该称为“自由体诗”。     

论科举制度的消亡对白话新诗的生成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取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汉诗的发展 ,促进了白话新诗的生成。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国人习诗目的及汉诗功能的巨变 ,特别是不再“以诗取仕”使国人在诗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不仅汉诗的个体抒情功能和诗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 ,它的“启蒙功能”也在特定时代得到充分的展示。功能决定文体 ,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都需要自然明白的通俗化文体 ,特别是抒情功能赋予了诗人更多的文体自由 ,为以汉诗的诗体大解放为主要目的的新诗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科举制度取消后引发的留学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及平民文学的繁荣都有助于白话诗的生成 ,对新诗的形态与功能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刺激了新诗革命的爆发 ,催生了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形态上都与科举制度时代的“旧”汉诗迥异的“新”汉诗     

论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文体革命及其艺术实践

新时期文学曾有过三次文体革命 ,从总体上看 ,它具有自由松动、多元融合、频繁多变的艺术特征。其中作为抒情类的诗歌、散文的文体革命起步早 ,兴衰起伏更迭较大 ;而作为叙事类的小说、戏剧的文体革命因切近世俗化社会 ,汇集了一大批锐意创新的文学精英 ,在相对稳定的实践中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本文围绕抒情和叙事两种文体革命这一论题 ,对近二十多年来文体现代性的现状及其艺术实践试作评述 ,以便从中寻找可资借鉴的创作资源。     

《江苏》诗歌与晚清革命诗潮——兼论晚清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运动之关系

1903年前后,大量旨在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振聋发聩的诗篇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创作潮流。《江苏》杂志刊发了金天羽、陈去病、黄宗仰、柳亚子等大量诗歌,鼓吹革命排满、诋排专制、掊击列强、批判奴隶根性、倡言民主、赞美共和,是其最为集中的主题意向,构成了此期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革命诗潮也为蓬勃发展的诗界革命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的重要一翼。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复活的城:革命语境下的中国新诗都市话语分析

在中国新诗的都市话语中,革命语境制约着中国诗人对都市的感知.在革命视角下的现代都市表现呈现出双重属性:现代化标志与罪恶性深渊,"母亲"和"妓女"的二重形象成为革命诗歌经典的抒情模式.都市"复活"的神话构成其主要的精神指向.新诗的革命话语与都市话语的复杂联系与内在矛盾形成中国新诗发展的独特景观.     

现代自由诗体建构的历史反思

现代白由诗在文体建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现代自由诗用白话代替了文言,具有了新的语言形式;以文为诗,实现了诗体大解放:运用了多种创作手法,诗歌文体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与此同时,自由诗体也呈现出散文化的趋向。     

新诗与传统和语言的复杂关系--兼对郑敏先生的回应

古诗由于兴的存在,形成独特的意象语言系统.这是新诗应该向古诗学习的地方.而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根本差别,即是双音节与单音节的差别.这样我们可以澄清关于口语、文言、白话的许多误解.郑敏先生从语言的角度探讨了新诗与传统的断裂及其不合理,但郑文依据的是神秘主义的语言观,而在具体论述中体现出的西方的就是正确的方向,其实是一种更彻底的反传统.     

论大革命时期青年的激进意识与历史根源

1925-1927年间,激进的革命意识影响了全国青年,促使他们积极投入到国共两党发动的"大革命"中,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这种激进的革命意识表现在他们悲愤的社会批判、激进的两性观念和热切而浪漫的革命想象中.它直接继承了五四启蒙运动中"个人解放"的精神传统,并受到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失业、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的刺激.深入探讨这种激进意识及其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大革命"兴起的思想脉络和社会根源.     

创新驱动战略的特点与路径选择——“互联网+”条件下以实施天津创新驱动战略为例

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创新驱动战略的动力源、要素构成及组合方式都发生变化,创新人才、创新链条、创新制度环境与创新系统成为发展重点。以天津为例,应以现代制造研发基地为支点,实现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创新的组合型创新驱动:依托"工业4.0"、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推进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由制造向创造转化;借力首都科技创新资源以"开放开源、互促共享"的开放式创新共建京津冀创新共同体;以体制改革为动力构建"市场主导+政府服务"的混合型发展模式,培育产学研协整,构建创新的培育、创新、引导三大机制。     

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古巴革命的历史特点与意义

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既是对古巴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争取民族独立运动和反独裁斗争的历史性肯定,同时也标志着古巴开始走向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革命成功仅仅意味着政权掌握在革命力量手中,而革命成果的巩固和发展则需要更加成熟的革命领导力量和更加鲜明的革命纲领.古巴革命的独特性,就在于"先执政、后建党",在维护革命政权的前提下,通过革命力量的自我整合与完善,最终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领导.同时,古巴革命的历史特点,还在于"先革命、后举旗",在坚持不断革命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对敌策略,保护革命成果,从而实现了革命的阶段性、过渡性和长期性相统一.     

革命与民族的历史性双向互动——犹太知识分子与近代俄国革命

在近代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犹太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俄国革命的思想动员者和行动指导者,又是俄国境内犹太人的精神领袖和民族复兴道路的理论探索先锋.犹太知识分子担负起民族复兴与俄国解放的双重使命,积极投身近代俄国革命事业,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中勇当异族先锋.然而,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和俄国社会的排犹浪潮却使犹太知识分子遭受沉重打击,陷入异族革命悖论的困惑中.近代俄国革命与犹太民族并非简单的单向控制关系,而是复杂的历史性双向互动关系.     

重新评价农民战争的历史价值

关于农民战争的评价问题在中国史学界曾掀起几度波澜。本文旨在从现实需要和主体的认识根源两方面反思农民战争历史评价的变化及其变化中存在的普遍性内容。在此基础上 ,进而阐释农民战争应有的历史价值和新的学术视野     

文化转型背景下传统历史小说的"史诗性"裂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历史小说的"史诗性"追求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题材从农民起义到帝王将相的转变;历史时空向明清代际裂变集中;从单极的革命语义支撑转向站在现代文明立场对传统文化的深入反思。面对文化转型语境,传统历史小说严肃的"史诗性"追求,使之迥异于新历史小说游戏历史的虚无观,实践着对传统与现代、爱国主题与天朝心态、革命话语与封建文化、民族大义与价值是非等历史文化主题的深入思考。     

论锡伯族继承和使用满语满文的社会历史背景

满文为繁荣中华民族的文化起过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随着历史的发展,满族逐渐改用汉语、汉文,到清末已基本放弃满语满文.而奉命西迁至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军民一直将满语满文作为其交际工具使用到解放前夕.1947年锡伯族学者将满文改革为锡伯文,锡伯文即满文的继续.清代"国语骑射"政策的实施,对锡伯族继续使用满语满文起到了促进作用;清代新疆锡伯族所处的社会组织和地理环境为他们继承和发展满语满文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