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言志"看刘勰的文学语言观

本文以"诗言志"为切入点探讨刘勰的文学语言观,指出刘勰尽管发现了语言的"物性",但仍相信可以通过两种办法来加以挽救,反映了刘勰对文学语言的乐观态度.     

刘勰与沈约考论

《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都记载了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与沈约有着重要的关系。刘勰完成《文心雕龙》之后,干之于沈约。沈约“大重之”,谓其“深得文理”。对于《刘勰传》中的这些记载,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就刘勰为何“欲取定于沈约”、为何“无由自达”及沈约为何“大重之”等问题作了考论。     

刘勰与萧统考论

《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都记载了刘勰与萧统有着重要的关系。刘勰进入仕途后,兼任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刘勰能任此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僧的关系。而萧统对刘勰的“深爱接之”,既由于萧统的“好文学”,又因为刘勰著有“深得文理”的《文心雕龙》。萧统的去世,又促使了刘勰晚年出家。最后,刘勰著述的《文心雕龙》对萧统编选《文选》有着很大的影响。     

“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辨析

文学语言的欧化发展,从晚清开始经历了一个由书面语建构到文学作品语言转移的倾向,不断为文学所捕获、赋形,成为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我们不应绝对以“文言”到“白话”的转换,而应在相当的程度上以“既有传统白话”到“现代白话”的现实嬗变来展开对五四文学语言的描绘,在其中关键的驱动力就是“欧化”.“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凸现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所能达到的精神领域、灵魂探索和诗性空间,展示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超越一般书面语变革所达到的话语力量,进而集中彰显了“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及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所具有的意义.     

《文心雕龙·乐府》发微——浅论刘勰作《乐府》篇之原因

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自云作效仿刘向“诗与歌别”,而考究其分类依据与文本内容,刘勰与刘向又有所不同。纪昀认为刘勰做此篇的目的是“务塞淫滥”,强调了刘勰对于乐府审美的“雅正”要求。笔者认为,刘勰作《乐府》之根本在于“文心”而非“乐心”,他将乐与文做出区分,令诗得以从政教功能中抽离出来从而实现自觉,而乐府则能够继续承载礼教的功用。     

“通变”诗学转向中的崇正倾向——试论刘勰的通变观

刘勰创造性地将哲学中的“常变”与《易传》中的“通变”融合,实现了“通变”的诗学转向,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本文揭示了刘勰“通变”思想中的“崇正”倾向,并在其著作中进一步得到验证。     

刘勰的审美意象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阐述的有关意象的美学思想，上承《周易》的“象”论；将“意象”凝定为一个稳定的审美范畴，并深入地、多角度地论述了意象的物化过程。刘勰所谓的“意象”，包括“声文”、“形文”两个维度的内涵，这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刘勰还将“比”、“兴”与意象联系起来，作为意象的不同创作方法。     

重构教化的美学：《文心雕龙》对“文”的理论再造

针对浮华不实、只顾雕饰辞藻的文坛状况,为重建文学的教化理想,刘勰从文道关系、创作主体和作品本身三方面对“文”的内涵进行了美学扩充和归正。通过恢复文与道的必然性关联,刘勰论证了文章教化价值的形而上根源;通过打通六朝的感物说与儒家的“诗言志”传统,刘勰重塑了“感物吟志”的创作主体;通过发展先秦两汉儒家文质观,刘勰从文章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重新定位了理想之文。刘勰通过文论思想将儒家教化观与文章审美观相融通,在一种整体性的视域中,创造性地重构了彰显儒家人文精神的教化的美学。     

刘勰的文学史观

文学史观是《文心雕龙》文学体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通变观是刘勰文学史观的核心。本文以文学本质论为基础,探讨了“通”与“变”的实质,并从认识的角度考察了刘勰对“通变”的把握尺度及其内在心理机制。     

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研究的五条路向——兼论其对当代文学语言研究的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国新时期文学语言研究大力吸取了西方的有关研究成果 ,但忽视了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研究成果的借鉴。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语言的论述是相当丰富多彩的 ,所论问题也非常广泛和深入 ,有些论点极富启发性 ,是当今文学语言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宝库。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研究的丰富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五条路向 :文质论 ,“言、象、意”理论 ,“赋、比、兴”理论 ,文体学 ,诗歌音韵学     

《文心雕龙》“树德建言”的伦理思想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论述写作的。刘勰认为写作与伦理道德关系密切,所以书中有许多篇章涉及了伦理道德问题,蕴涵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刘勰宗主儒学,把立德不朽视为最重要的人生价值观。他崇尚仁、孝和忠等重要道德规范,把“师圣”作为主要的“励德”方法。刘勰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但没有用道德的评价来代替审美的评价。鉴于许多文人有不道德的行为,为了文德统一,刘勰倡导文人在遵守社会公德的同时,还要注意加强职业道德的修养。     

刘勰文学批评标准及其局限

本文在综述过去对刘勰文学批评标准的研究基础上肯定了刘勰文学批评标准是“六义” ,并对“六义”的内容作出了新的解释。文章以为刘勰提出的情深、事信、体约、文丽是其评文的艺术标准 ,风情、义直是实用标准 ,并对其混合艺术标准与实用标准的原因与不足作了辩析     

小说语言中的含混表现及类型初探

“含混”（Ambiguity）是新批评派推出的一个重要术语,也有译作“歧义”或“膝胧”的,相对而言,“含混”更近原意。从整体上看,新批评派是以形式研究为宗旨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弊端,如忽视文学的社会性、文化性和经验性．无视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等等,但也正是他们将文学语言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其中,尤以燕卜荪为代表。燕卜荪认为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含混性,是文学语言不同于科学的明显标志。一个字往往便是一个“生命的细节”,起着协调各种文字与意义关系的作用。文学语言往往是在多义中显示出含混,或在含…     

“化动八风”:《文心雕龙·乐府》的音乐功能观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追溯了齐梁以前乐府诗的发展流变,虽然讲的是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体——乐府,其中可见“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用以及刘勰的音乐美学思想.上古时期音乐具有娱神的功能,周代音乐具有极强的政治和教化作用,齐梁时期注重“乐”的娱乐和享乐的功能.刘勰推崇典雅中和的周代雅乐,批判齐梁时期的俗乐新声,批判了齐梁时期将“乐”作为娱乐和享乐的工具.他强调“乐”要具有社会担当功能,要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礼制服务.刘勰的音乐美学功能观为“乐”注入伦理学和社会学内涵,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     

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论风骨的美学意蕴

“风骨”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对于它的美学意蕴 ,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其实 ,“风”和“骨”的概念都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而为它们赋予更深内涵的是刘勰。刘勰的“风清骨峻”反映了我国古代文论强调动静结合的美学标准的特点     

刘勰“原道”论初探

一、刘勰的“自然之道”是“自成一家之论”的刘勰论文而言“原道”,所本之道乃“自然之道”。据笔者所知,把“自然”和“道”连在一起用的,当以法家邓析和韩非为早;两汉魏晋,“自然之道”一语的运用臻于盛行,但均未用以论文。真正以“自然之道”一语论文者,应首推刘勰。刘勰所倡“自然之道”,系指天地人及万物皆自然而有文的规律,亦即指有其物必有其形,有其形必有其文。故黄侃评曰:“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文心雕龙札记》)     

试论《文心雕龙》的象数言说

深受易学“汉儒象数”和“魏世义理”双重影响的刘勰,论文叙笔,剖情析采,藉“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而“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文心多“象”,雕龙有“数”,《文心雕龙》的象数言说,神用象通,数逢其极,其“圆照之象”和“大易之数”既肇自太极又复归太极,经由“以数明象”“以象运数”“共相弥纶”的言说路径及方法,熔铸成刘勰文论的“象数体别”“象数情辞”和“象数太极”,从而为后刘勰时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提供了话语范式和方法论借鉴。     

从《原道》篇看刘勰的文学起源理论

刘勰认为文学起源于“道”。而学术界对“道”的含义多失其解。本文认为 ,刘勰所说的“道”含义先后不同 ,首段指自然之道 ,二段和三段前半指神道 ,三段后半指社会政治之道。刘勰的文学起源理论是 :文学起源于圣人上秉天意、下合自然创作的《六经》 ,而《六经》同时又阐发了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人伦道德的合理性。     

《文心雕龙·神思》中“神与物游”之“游”试析

“神与物游”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的精论要语。刘勰的“神与物游”之“游”涵盖并发挥了“游”字的原始义及诸多引申义 ,并深得前人“游心”的妙处 ,发展了庄子的释定 ,把它作为一个文艺范畴的概念来理解和运用 ,将“神与物游”这一主旨自然而牢固地贯穿《神思》全篇 ,同时也展示了其自身特有的灵活而丰富的旨趣     

论延安文学语言变革的背景与意义

延安文学语言变革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纠正了“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过分欧化的倾向,通过引入方言土语给现代白话注入活力.1940年代解放区领导人本来是想通过改变语言使文学更好地为政治服务,但这种政治的强力介入倒有效地纠正了现代白话的某些弊端.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工农兵方向的确立,督促作家立场与身份认同的转变,以及解放区“本土”作家的加入对文学语言的转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