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非还应"克非"——读克非《红学末路》有感

2004年12月克非先生积十年之功写就了一部红学研究新作,赫然标曰《红学末路》。“克非”之名显然是有所寄寓的笔名。初看不觉为之震惊,但在震惊之余,又顿觉“末路”二字实在不妥。展卷细读,其批评方法与写作处理也多有失当之处,他把名讳作为断定时间的唯一尺子,而忽略了清代执行名讳时紧时松的客观情况。把文艺作品必用的艺术构思作为学术论证的依据,以某一作者有无其他小说创作判定其对这一小说的著作权。以猜测为论据,片面使用词义,这都很难令人信服。故而提出质疑,以期使学术研究与学术批评更加规范化。     

《〈红楼梦〉评论》与现代红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国维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率先打破中国传统学术中索隐、考据等旧的研究范式,彻底改变了以往《红楼梦》批评研究畏葸不前的局面,将叔本华的悲剧思想运用于文学批评,为中国文学批评引入了西方哲学理念,建构了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缺乏思辨的抽象概括能力的状况。但《（红楼梦）评论》毕竟是王国维尝试性的论著,其美感的凸显与意义的揭示也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或许与他急于开拓一条批评之路的时代使命密切相关。     

从《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看文学翻译的“信、达、雅”

本文梳理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有关"信、达、雅"的主要论争,并通过取样分析《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得与失,证明"信、达、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因此,对三者的追求不能绝对化。正确处理"信、达、雅"的关系不仅应成为翻译理论界探讨的热点,也应成为翻译实践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和理想。     

《红楼梦》回目中语形修辞格及其翻译研究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字和语音,又受到文化、心理等因素影响,因此,语言形式美的翻译具有相对性。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的回目语言,八字对仗,整齐划一,句式凝练而又富于变化。翻译时,只有通过补偿、转换、迁移、变通等翻译策略,才能实现对源语句型结构、对偶、重复、比喻等语形修辞美的传递,在译语中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的语言形式美。     

中国的《源氏物语》翻译三十年

自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期以来,与这个时期的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相配合,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走进千家万户,作为日本古典文学名著的《源氏物语》也不例外。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人开始阅读到《源氏物语》的全译本,从而能够从总体上把握这部古典名著的特色。至今,《源氏物语》的汉译本出版了十余种之多（包括全译本、节译本、缩写本、改写本等）,估计今后还有新的译本出现,对这样一部世界古典名著来说,诸多的汉译本的出现并非一件坏事,但译文的良莠不齐可能会影响到读者对《源氏物语》的理解,甚至影响到对日本古典文学的认知,因此,从学术上对这些译本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认识这部作品乃至日本古典文学。     

后现代语境下比托夫的生态文学观——以三部曲小说集《癫狂》为例

后现代主义生态文学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生态危机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生态学与文学相互渗透的一种以尊重自然为本位的文学形态。其特征是通过语言艺术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重新发现自然的价值,从而实现物我同一的审美理想。由安德烈.比托夫的文学三部曲组成的小说集《癫狂》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生态文学的典型作品,作家以杂糅拼贴的创作手段、多元的叙事方法、荒诞的艺术风格,通过一幅幅使读者身临其境的画面,对人类任意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日益膨胀的物欲观进行了深刻批判。比托夫将自己的生态思想融入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尤其是在俄罗斯文学经历危机的时刻开掘了新的题材,赋予了新的内涵,开辟了新的创作道路,使其文学创作成为俄罗斯文学走向世界的又一重要标志。     

美国汉学界对孝及《孝经》的研究——兼论海外汉学的研究范式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占有显要位置。孝及总其大成的《孝经》一直是美国汉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1996年,戴梅可发表《汉代中国的儒孝和个人主义》,从中国文化内部出发,提出儒孝地位的上升、涵盖面的扩大最终导致汉代政权的衰落;1998年,侯思孟发表《孝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孝,以文献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孝在中国早期历史（商至两汉）中的演变,力图就中西文化进行对比。海外汉学的学科背景、问题意识、理论手段等,完完全全是西方的。研究海外汉学应当从西方学术文化的内部出发,对比比较文化的研究理路,审视海外汉学在外国学术体系中的发展历程,对西方学术史进行＂外国学＂研究。     

富贵荣华背后的伤

每个女子的前世都是一朵花,有的破茧成蝶,有的泯灭尘埃。我第一遍看《红楼梦》的时候,不足十岁,深恨宝姐姐为人。后来渐渐改观,圆滑不是错,生活这样尖锐,不圆滑怎么过？能交宝钗这样的朋友,是幸事,她是那种任何时候都不会令你难堪的人,虚伪得恰到好处。     

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上)

《红楼梦》究竟是曹雪芹独自一人所创作,还是像书中所说是在“石兄”的旧稿基础之上由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所形成？ 本文正是针对这一长期困扰红学界的学术问题,运用曹家史料、脂砚斋批语、畸笏批语等翔实可靠的证据,充分证明了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原作者在辈份、年龄、阅历上均不相吻合,因而《红楼梦》应当是原作者和曹雪芹两人共同完成的优秀的文学巨著     

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下)

《红楼梦》究竟是曹雪芹独自一人所创作,还是像书中所说是在“石兄”的旧稿基础之上由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所形成?本文正是针对这一长期困扰红学界的学术问题,运用曹家史料、脂砚斋批语、畸笏批语等翔实可靠的证据,充分证明了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原作者在辈份、年龄、阅历上均不相吻合.因而,《红楼梦》应当是原作者和曹雪芹两人共同完成的优秀的文学巨著.     

二十世纪红学历程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为我国学术的转型期.这里不仅包括着学术主题的变化,也包括学术研究由综合学科向各个单科专门化方面的发展.真正意义的红学应该说是从世纪之交的三位被人称为国学大师的人的参与而正式确立起来的.20世纪红学,是由几次大的高潮连接起来的一是世纪初新红学之建立,二是50年代之批判红学,三是70年代红学热,四是八九十年代之多元化红学新潮.以小说为研究主题也只是一个过渡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史学、文学、哲学、经济、社会学以及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便逐渐各自成为专门学科,各类专家也便相继出现了.将50年代红学称之为"批判红学",将70年代的红学称之为"政治红学",还算是比较切题的.到了80年代后期经济大潮袭来之后,不论红学研究队伍还是研究者的知识积累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能固定地认为只有考证本子和作者两个问题才是红学,红学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它不仅包括有史学、哲学、社会学、文艺学、文化学,辽包括文献学、版本学、谱牒学等.     

《红楼梦》研究的两大误区

在《红楼梦》研究中,贻害至大的则莫过于由"自叙传说"衍化而成的"曹学"考证。"曹学"考证从根本上说是要寻找"原意"。考据红学出现的两种偏离倾向是难以克服的:一是考证越来越深地走入趣味化,二是"祖籍考证"越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经济目的。"市民说"理论上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但实则主要是引用20世纪初期俄国别、车、杜的美学理论。它又是在贬抑、否定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今天已显出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红楼梦》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艺术作品,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第一个将"情"作为宇宙本体论范畴的乃是汤显祖。《红楼梦》里的"情",不仅在范围上远远超过了汤显祖,并且在境界上已有了更大的超越。这里面便包含着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开发,包含着中国式的"自我"确认和寻找。     

《红楼梦》与“五四”新文学观建构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想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蕴含着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先导因素,因此能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多方位地参与了"五四"新文学核心精神与关键理念的建构,显示出对各种言说的巨大的构成功能。围绕《红楼梦》的指涉所带来的文学命题和语言形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意义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资源。     

红楼春梦好模糊——贾府“四春”谫论

<红楼梦>中的贾府"四春"是"千红"、"万艳"的重要代表,各有其鲜明的形象意义贾元春如富贵囚者,贾迎春善得恶报,贾探春堪称末世英雄,贾惜春则被佛心冷结.曹雪芹通过"四春"形象,抒发的是"原应叹息"的悲情,说明在那个时代,不论你是贵是贱、是强是弱、是热是冷,都不会有理想的人生归宿.     

戚蓼生《石头记序》笺释

文章对戚蓼生《石头记序》作了详细笺释,对红学研究有一定借鉴作用。     

关于《红楼梦》的地点问题--对红学史的一个检讨

<红楼梦>究竟写的是发生在什么地点的故事的问题,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个争而不休的重要问题.俞平伯于20世纪初提出这一问题,遂引起了学人们的热烈讨论,或主北京,或主南京,或主长安,或主"运真实于虚构",迄今为止尚无令人信服的答案,进一步的探究是很有必要的.     

正邪两赋说与《红楼梦》的写情策略

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说和秦可卿的卧室意象不仅昭示着<红楼梦>人物形象的谱系渊源,而且作为<红楼梦>的写情策略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内在肌理中.大观园的世界也是一个正邪两赋的世界.在<红楼梦>的神道设教叙事策略中,秦可卿这个人物远远超越了道德层面,具有写意的特征,曹雪芹塑造这个人物时其关注焦点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生命本身.正邪两赋的历史谱系在小说中一直被当作贾宝玉和群钗情感世界的祖先和偶像,成为<红楼梦>情节设计和人物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展示大观园诸艳的情缘体验.<红楼梦>并不是一部通俗小说,而应该是一部抒情体小说.诗性叙事,是<红楼梦>叙事上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