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以《民立报》上宋教仁、章士钊的言论为中心

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曾是民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梦想,从国外回来的宋教仁和章士钊便极力倡行这种制度。相似的成长背景和经历决定了两人政治理念的共性,他们以《民立报》为阵地,努力构建中国民主共和的蓝图,使《民立报》成为上海轰动一时的报纸。但由于当时中国民主基础的薄弱,民主与对抗民主力量对比的悬殊,倡行者对民主思想解读的有限以及实际斗争经验的不足等原因,他们所构建的政治蓝图最终在实践中宣告流产。     

从办报历程看章士钊的思想嬗变

章士钊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有着重要影响的报人兼政治家。他曾任《苏报》、《民立报》主笔,并亲自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独立周报》、《甲寅》（先后为月刊、日刊和周刊）等报刊,借此阐发政法主张,表达对时局的关心、关注。章士钊的办报历程,向我们清晰展示了他从倡言反满革命、宣扬民主共和、鼓吹＂调和立国＂、主张＂联业自治＂思想嬗变的全过程。     

共和主义史学派对美国革命和立国的解读——兼论共和主义范式的得与失

20世纪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和立国曾先后出现了多种解释范式,其中20世纪中叶出现的共和主义史学派强调古典共和主义和启蒙运动对美国革命和立国的深刻影响。共和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学术界的重要思潮之一,它在当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和美国宪法学等领域都获得了重要话语权。但是,对共和主义的重新概念化也具有一定局限性。     

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创设——以《甲寅》杂志为核心

中国近代报刊的"通信"栏,为章士钊主持的《民立报》、《独立周报》和《甲寅》杂志首创。"通信"栏的设置,既吸引了众多青年思想家和学者名流参与,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平台。它加强了编者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互动,也反映了"通信"栏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在一定意义上,《甲寅》"通信"栏不仅推动了民初报刊公共舆论的发展,而且对于《新青年》"通信"栏及其所讨论的问题也具有引领和先导作用。     

萨空了、恽逸群和《立报》

1935年9月20日在上海创办的《立报》,是我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朵奇葩。这张四开四版的日报,政治上高举抗日的旗帜,新闻业务上也有不少独创,最高发行量达二十万份,创当时全国报纸销售量的最高纪录,是最著名的抗日救亡报刊之一。 193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已经无法公开独立出版自己的报刊。一些共产党员利用记者的身份,进入不同政治态度的新闻机构,曲折地宣传党的主张.恽逸群和徐迈进就是在《立报》工作的共产党员.恽逸群主编国际新闻版兼写社论,徐迈进主编社会新闻版。虽然《立报》是由成舍我集资创办的,但实际上由萨空了、恽逸群等进步报人和共产党员主持编辑     

共和主义乌托邦：从柏拉图到莫尔

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他们的乌托邦思想中潜藏着共和主义叙事,实质上柏拉图和莫尔都希图建构一种共和主义乌托邦,由此也可以说乌托邦思想与共和主义之间原本就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却被遗忘的历史关系,因而我们试图恢复以柏拉图和莫尔为代表的乌托邦思想家在共和主义政治光谱中的理论地位也并非一种主观冲动。     

张力与限禁:奉系军阀与东北俄苏报刊之间的博弈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东北,因开辟较晚,文化草莱,接壤强邻,招致觊觎,坐使俄苏报刊纷驰。这些报刊有反苏和中立的白俄报刊,有主张传播革命思想的红党报刊。奉系军阀对站在反苏立场"识相"的白俄报刊,对淡化政治色彩、竭诚为侨民服务的中立报刊,多给予新闻自由,新闻管制相对宽松;对宣传革命的"红党"报刊则以宣传"赤化"罪名严加限制并查禁。同时,为维护东北领土不受侵犯,避免语言隔阂及党派倾轧,使国人思想不受侵蚀、同化,文化主权不被侵略,奉系军阀资助国人报刊附办俄文报刊,支持国人报刊的"拒俄运动",以捍卫当局行政威信,维护政权稳定,向在东北俄侨宣传当局各项政策,联络中俄感情,维护公平正义,纠正外报偏激言论。     

论《春季日语教程》中普特帕特的种族身份越界

小说《春季日语教程》中塑造的"白人意识的黑人学者",形象生动地体现了黑人的种族身份越界,阐释了黑人知识分子在种族身份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与众不同。基于种族越界叙事,分析黑人教授普特帕特在"政治正确"以及"种族协商"策略之下的种族身份越界,可以展现黑人知识分子为寻求种族关系发展做出的努力。同时种族身份越界方法的使用,也有效传递了里德对于种族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各种投机行为的讽刺。     

政治型公民身份:城邦时期公民身份的“底色”

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焦点问题,公民身份论题最早以政治型公民身份为主要表现形式,即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解释模式,它在古希腊的城邦实践中得到充分实现。政治型公民身份以政治自由为价值追求,以混合政体为制度设计,以公民美德为有效支撑,展现出与后世法律型公民身份迥异的"底色"。     

重构“言论”合法性：民国初年报刊与政治关系考析

进入民国以后,对共和政治的厌倦和挫败感弥漫于言论界。对于民国共和的失望,恰恰表明共和依然在读书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以何种方式重塑、再造共和,构成了时人的问题意识。再造共和不仅仅指涉一种政治实践,就报刊史意义而言,更带出了对报馆与国事关系的重新理解。报刊言论所具有的经世功能,固然不断受到质疑、反思,但与此同时,读书人又试图创造新的言论形式、语言风格,重构报刊与共和政治的关系。     

韩国馆

以造型独特的韩国文字作为上海世博会韩国馆的外观设计,是韩国馆的最大创意,这一"立体化"韩文,以五彩瓷砖装饰外表,以"沟通、融合"为文化内涵。韩国城市的现在和未来都在新的影像环境中加以呈现。五光十色的舞台、软糯鲜香的美食、鸟语花香的房子、充满未来创意的尖     

柏拉图的国家理想

柏拉图的国家理想以理念为基础 ,国家的主题是正义和智慧。国家、政治和法律要朝向真正的存在并且与人的灵魂相关才有意义 ,国家的工程是一项灵魂工程。法律就是理性和秩序 ,它体现的是精神的自由。     

论民主中的共和

共和与民主同样历史悠久,它们既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在长期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脱颖而出,共和退隐幕后,共和中的一些内容被民主所吸收和容纳,民主吞噬了共和。但是,共和的价值和理念在民主制度的设计中始终存在,挥之不去,构成现代政治制度中民主和共和的奇妙结合。     

试论民国精神

民国精神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并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种精神理念,它不仅包含资产阶级革命派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同时还兼具反帝反封建思想及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民国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为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乃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整合力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个谬误

戴维·萨克斯的这篇发表于1963年的论文是英语世界第一次针对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核心论证--正义论证--所做的严格逻辑审查和分析,这篇文章自发表后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迫使人们以更为严格的方式来面对柏拉图的正义论证,无论是对它进行批判还是为它进行辩护.在这篇论文中,萨克斯敏锐地发现了柏拉图正义论证中的一个所谓不相干的逻辑谬误,即,在最初提出来的是一个关于世俗正义概念的论证要求,但是,在实际的论证过程当中,却被转化为一个关于柏拉图式的正义概念的论证.萨克斯不仅指出了这种概念上的不相干,而且还根据文本进一步分析了是否有可能从柏拉图式的正义概念推导出世俗的正义概念,或者反过来从世俗的正义概念推导出柏拉图式的正义概念,以便有可能为柏拉图的论证做出辩护,但是,作者最终证明,所有这样一些路径在柏拉图那里都是不存在的,从而使得柏拉图式的正义概念和世俗的正义概念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逻辑间隙.     

民国的城市自治思想运动

民国的"城市自治"诉求,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争取自由空间进行的一场市民运动,它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有相同之处。但是,在要求赋予城市自治地位的过程中,要求强化政府控制权的声音同时存在,包括批判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理念、主张计划经济等倾向都伴随在了"城市自治"诉求中,这成为了民国城市运动中的一个鲜明特点。     

民国文学史特点研究

作者运用比较研究法,把民国文学史置于中国历史空间,与过往朝代尤其是隋朝文学予以对比,缕析如文中所示的特点,为完整的民国文学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研究添砖,其终极目的在于科学地建树完美的中国文学体系.     

民主政治建设的共和维度

共和民主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政体，是中国近代杰出政治家的共识与选择。共和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主张在民主基础上公权制衡。共和的核心理念是“天下为公”。市场经济主体是多元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应是政府自觉地培育多元主体的过程，多元之间不是敌对关系，解决的方式是由多元均衡达到社会和谐。公共权力体系应向代表性的阶层、群体或集团全方位敞开，从而达到多元共赢的目的。     

民国时期的土匪与革命关系的研究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获得的。"[1]土匪这一现象对中国历史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影响至今也未见泯灭,土匪是中国政治生活在底层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病态反映。本文选择土匪与革命的关系的研究,也本着"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有所影响。"[2]社会改革是社会革命的继续,本文希望通过对土匪与革命关系的研究,为当前社会问题的调节与控制提供历史借鉴的作用。     

民国时期律师公费制度初探

律师公费制度是保证律师制度正常运作、维护律师在社会上良好形象的重要制度.民国初期,作为律师主管部门的司法部制定了律师公费标准,各地律师协会在此基础上以制定会则的方式确定了律师公费的最高限额.虽然律师公费有部定标准,但各地公费标准并不相同.即使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地区,不同律师之间也因声望、资格的不同,其收费也不同.地域与时局、律师的地位与声望、案件的性质与难易程度、当事人的经济条件以及案件的类型等都是影响律师公费标准高低的主要因素.尽管律师之间的公费差距很大,但这一制度仍保障了律师这一阶层中的多数处于社会阶层的中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