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下的“真实”

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所代表的不同价值对我国的司法和法治的建设有着不同的意义。我国立法对"真实"的基本定位为贴近客观真实的法律真实。这和西方法治倡导的法律真实有不同之处,这不仅源于诉讼模式的差异,更是由于司法环境的不同。尽管如此,我国在追求"以客观真实为目标,以法律真实为底线"的目标中,仍存在一定困境。如何达成二者的统一,不仅需要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努力,更需要在全社会中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论我国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转换

诉讼法学界关于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理论学说当中,“客观真实”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该学说把“发现事实真相”作为刑事审判证明的核心任务。然而,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笼统、操作性差、与法治的精神根本不相容。“客观真实”标准作为运用证据一种价值指导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刑事诉讼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司法活动,主持和参加这一活动的是有认识局限性的人,而这一标准却把理想与现实,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相混淆,从而使得这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在研究刑事审判证明标准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要把案件发生的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联系与区别耙梳清楚,从而转向法律事实观,而不是客观事实观,建立“法律真实”证明标准,而不是“客观真实标准”。     

事实客观标准的反思与安置

事实的客观标准一直存在争议,客观真实让步法律真实,法律真实又有被交流共识标准取代的趋势。然而,从中国现实的司法诉讼模式出发,三种标准并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事实的客观标准需要重新安置。客观真实存在现实的操作困难,只能促进证明制度的完善;为了维护法治,需要树立法律真实标准的绝对地位,这在以职权主义为主的诉讼模式中具有更大的价值;交流共识的标准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将可能更好地实现,是一种降低司法成本的方式。总之,事实的客观标准是语境化的,而不是依靠一种标准“包打天下”。     

从书斋的冥想中出走——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浅述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可以运用到法学研究的广阔领域中,是发展法学理论和法学研究方法、认识中国社会现实的途径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社会、文化之间关联性的桥梁。这一方法至少可以运用于法治基础和现实的认识、立法前的历史与现实基础调查、法律的实际运作情况、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等的研究中。文章对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具体操作问题、方法和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     

问题报告文学真实性透视

纵观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问题报告文学作品,可见其真实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整体真实观,二是把真实的基点定在对民族生存状态和时代精神气质的关注上,三是在客观表现真实的基础上追求科学和理性。对此研究,对当下问题报告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     

"纯粹法学"述评及其对中国当代法治的启示

凯尔森首倡的“纯粹法学”是西方法哲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其最基本的特色在于把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推向极端,排斥法律科学中的一切主观因素;强调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成文法应得到遵守。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自清末启动之初,就受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深刻影响,但在７０年代末以来的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法律实证主义已严重畸变。在构建当代中国法治秩序的过程中,“纯粹法学”代表的本来意义上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极具特色的分析实证研究方法和关于法律规范效力性的基本观点极富启发意义。     

论新闻“真实”的主观性

传统新闻学执著于“新闻真实”与“客观真实”的一致性、符合性和同一性,以致形成 “真实性”神话的新闻乌托邦。在哲学向度上,这是一种混淆“认识论真实”与“存在论真实”的理论错位。新闻真实只是一种叙事的真实,一种被主观性侵淫后的真实。新闻真实主观性是隐匿存在的先验主观性作用于传播主体、受众和语言的结果。正视新闻真实主观性的确然性,不仅不会否定新闻的客观性价值,相反,却丰富和拓展了新闻真实的理论内涵,也使新闻实践找到理论皈依。     

“法治方式”的定位及塑造

“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是正确的政治决定,人们非常重视诠释它的政治意义.然而,仅关注法治方式的政治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法治方式的法学、法律意义.因为,“社会矛盾”在执法、司法领域表现为“具体矛盾”,具体矛盾的解决需要倚重法律方法或法律思维规则.在缺乏法治启蒙的背景下,需要改造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塑造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导,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以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强调尊重执法、司法的规律,反对权力的绝对化,倡导行为主体要像律师那样思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法治.     

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在审判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在审判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法学界长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 ,把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任一方面作为案件审理的惟一依据都是失之偏颇的。因为 ,客观真实是源、是本质、是决定因素 ,法律真实是流、是现象、是被决定因素 ;客观真实是法官追寻的终极目标 ,而法律真实是法官追寻终极目标的桥梁。就此而言 ,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既要反对只重视法律真实的证据化倾向 ,又要反对只重视客观真实而忽视法律真实的客观化倾向     

通过两维的社会控制走向法治--以当代中国法律为例对社会控制论的探求

社会控制论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在研究中常常被片面地理解 ,这对于法治和人权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为此从分析澄清社会控制的主体、系统构成和维度问题入手 ,进而提出通过法律来设定“人权”作为基本的目标 ,利用指引、支持、规惩、扶持等复合的方式 ,对公权力领域和私权力领域实行两维的社会控制。希望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及其制度 ,探讨人权秩序化和走向法治的途径     

重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重要而又难以把握的问题。认为我国民事案件应该采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而不是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而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又可分为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根据人们认识事物常态和现阶段的法律状况等因素,认为我国民事案件应该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过程中有些事项需要予以注意。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非此非彼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

诉讼证明的本性及适合于诉讼证明的方法规定了诉讼证明可能达到的程度,此为诉讼证明标准设定的认识论前提。“客观真实说”关于证明标准的观点和关于证明评价标准的观点在诉讼法理上都是不成立的,不具有现实的程序意义。“法律真实”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法律真实说”关于真实标准的主张也是多余的。只要承认并对自由心证原则予以纯正把握,则两说及其论争可以终结。     

发生学与结构学视野下的犯罪构成

对应着主客体的对应关系,犯罪主体的构成要件地位应予肯定,且可通过“逻辑起点”、“必要要件”与“首要要件”来描述其犯罪构成地位。作为犯罪主体的实体内容,刑事责任能力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并承受刑事责任的行为能力。作为一种“相对恶的意志自由能力”,刑事责任能力具有“相对恶的意志自由性”这一属性,且其本质是“刑法规范违反性能力”或“刑事违法性能力”,是由“犯罪能力”到“受刑能力”的“过程性能力”和“结构性能力”。刑事责任能力不仅是“犯罪构成主体要件的核心”即犯罪构成“逻辑起点”的“核心”,而且是刑罚论最基本的“主体性前提”。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犯罪客体必要性是主客体对应的哲学结论,是“社会关系法”的当然结论,是犯罪客体解释力的当然结论。犯罪客体的分类与分层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犯罪客体可进行同类客体层面的分类和直接客体层面的分类:前者是发生在“国家法益的犯罪”、“社会法益的犯罪”和“个人法益的犯罪”内部;而后者可采用数量多寡、载体形式等标准进行。特别是复杂客体,应予以“手段性客体”与“目的性客体”或“原因性客体”与“结果性客体”的结构性把握。至于所谓“随机客体”等,是需予澄清的“伪客体”。由“总客体”到“同类客体”再到“直接客体”,是犯罪客体的内容分层;而由国家层面的犯罪客体到社会层面的犯罪客体再到个人层面的犯罪客体,是犯罪客体的社会结构分层。犯罪客体的分层对应着犯罪客体的结构性,映现着刑法分则体系的体系性及其完备性。      

最大真实：客观真实的否定之否定

作为上层建筑的司法制度必须与当前的经济基础即社会生产关系相适应,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司法制度应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包容性。客观真实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而与其对立的法律真实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又显示出"一刀切"即机械化和形式化的不足,最大真实吸取他们各自的合理成份,同时扬弃了双方的缺陷,从而达到了对客观真实的否定之否定,实现法律价值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清单式法治思维的立法逻辑

当前,我国社会立法总体落后于社会转型,法律面临不少“空白地带”。面对这些不可避免的空白地带,清单式法治思维是保证法律实施的一种有效途径。它明确了行为的界限,避免了规范的盲区,扩大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实选择:混合标准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这两种观点均未能全面把握刑事诉讼证明的两个阶段和双重属性,各有缺失.客观真实标准是最理想的证明标准,但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单一的客观真实标准的条件,现实的选择是实行兼采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混合标准.     

基层民众的法治尊崇状况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成为法治运行的重要场域。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已然成为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余杭法治指数2007—2018年12年持续调查的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提升进路包括以司法权威重铸民众法治信任、以依法行政推进民众法治认同、以诚信文化唤起民众法治意识、以共治理念带动公民参与法治社会建设。     

刑事证明标准模式之学术争鸣及其评价

刑事证明标准模式可分为"客观真实"、"法律真实"和"主观真实"三种模式,每种模式各有其理论依据并各有利弊。将三者有机整合而成的"实在且正当的主观真实说",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模式的合理选择。     

马克思对“统一的法律”概念的因革及当代价值

“统一的法律”是蕴含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命题。马克思从探究社会分层、劳动异化之扬弃和倡导平民文化实践哲学的具体的语境中将“统一的法律”作为批评的靶子,从批判中超越与创新“统一的法律”,建立形式和内容一致的、自由联合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统一体。马克思这一法律思想对指导我们正确理解不同层面主体对构建“统一的法律”的责任;立足现实建立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统一体”;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丰富法律统一体内涵,实现在普遍人权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保障个人人权的有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