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评介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是崔向东教授在豪族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科研成果。多年来,崔向东致力于汉代社会阶层研究。曾出版《汉代豪族研究》一书,对汉代豪族进行整体性综合考察。在此基础上,崔向东又对汉代豪族进行地域差异性研究。历经数年写作完成《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     

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

汉代地方豪族宗族组织是在战国以来宗法制度民间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其中,"九族"是宗族亲属关系的最大范围,而核心家族则在宗族中处于支配地位.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在宗族内部,经济赈恤和武装自保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形式.它不仅起到了维系宗族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宗族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能力.     

汉代"抑豪"政策的变迁与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关东豪族在汉初并不被看作是合法性的社会存在,因而一度受到政府的打击抑制.不过"抑豪"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豪族势力扩张的问题.所以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抑豪"政策的松弛,关东豪族得到了更快的发展.以至到东汉时期,关东豪族凭借其强大的社会经济势力成为中央王朝在地方社会的支撑性力量.     

宋代的上供正赋

上供制度源起于唐代中叶,宋代沿用唐制而有更革。宋代的上供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上供泛指地方政府上缴中央的所有财赋,狭义的上供则只是地方政府上缴中央财赋的一项内容,即上供正赋。在上供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中央向地方征调财赋的名目。从定义、定额与调发三个方面,可探求宋代上供正赋制度的具体内容。从北宋到南宋,上供制度有不少变化,它们再一次表现了中国传统专制国家财政支出不断膨胀的规律以及实用主义的治世精神。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辽南地区汉代社会发展——燕秦汉时期东北亚走廊系列研究之三

辽南地区汉代社会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繁荣,以豪族为代表的社会形态较为先进,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凭借"并海道"的陆路交通和由"沓渚"等港口组成的海路交通,辽南地区在汉代已成为辽东乃至东北亚交通体系中的要冲。辽南地区依靠区位交通优势,成为汉代人口流入区,社会经济发展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保障,社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取得进步。辽南地区在汉代辽东交通体系中的地位不亚于襄平,在城邑密度、人口数量、豪族发展水平等方面也不啻于襄平。辽南地区应与襄平一样,同为汉代辽东社会稳定、繁荣之"镇"。探讨辽南地区汉代社会发展,有助于东北亚上古社会史、交通史研究。     

宋代“军”行政区划二重制研究

军源于唐初,为防御蕃部扰边,政府在屯驻戍边处设置军、守捉、镇等军事管辖区。因军事需要而置的军自宋真宗朝以后淡化了军事色彩,但得到了保留,成为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划,这是宋代军不同于唐五代军的主要特征。宋代的军虽与州、府并列,但数量很少,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单位显得不成熟、不稳定。同时,存在“州级军”与“县级军”二重制,对此特殊性需要认真关注。州级军隶属本路;若降为县,则隶于州、府,军使兼知县。宋初所置与州并列的军大部分为太祖、太宗朝尤其是太宗朝所建;军的分布最突出的是北方、西北边境的河东、河北道、关西道。县级军两宋皆置,以南宋为多。另外,“军使”为官名,不是州之下、县之上的行政单位。     

汉代的三老制

汉代的三老制度上承秦制,远绍春秋战国.它具有官民的双重性,既体现着国家政权的权威,又代表了乡里民众的利益.它不是正式的乡官,但却"得与吏比",在国家政权和地方社会之间起着特殊的沟通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

游侠兴起于战国,兴盛于西汉,于东汉时衰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民不聊生,国家政权衰微,游侠又有了适宜生长的土壤。游侠豪族以及任侠的豪杰,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游侠豪族或建立自己的武装,或依附于各路豪杰,在战乱中建功立业。豪族中的佼佼者发扬轻财重义、互助互利的传统,在共同体内担当了领导责任。以侠扬名的豪杰,靠信、义招聚民众与勇士,成就大业。游侠、豪族、豪杰的行为,共同促进了魏晋南北朝义文化的发展。     

娄底文化遗产产业化路径之数字化应用战略

在高新技术武装文化产业成为了一种发展趋势的当下,加速信息技术与文化遗产产业开发的实现,成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娄底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构建和开发不仅传播和强化了娄底文化品牌,而且繁荣了国家文化,是一项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都很凸显的可行性路径,更是现代科技成果与文化联姻实现落地转化的重要路径。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汉代“军吏”起家研究

"军吏"在先秦时仅指军队里的各级军官,起家途径以军功为主.两汉时,一方面将军从"军吏"中分离,校尉成了将军与"军吏"的分界点;另一方面,除了军队中校尉以下的军官,各号将军幕府的属吏以及中央或地方部分负责军务的武官也被纳入"军吏"的范畴,不少士人和士卒以此起家入仕.随着"军吏"群体的扩大以及选官制度的发展,汉代"军吏"的起家途径更加丰富,涵盖军功、将军或都尉辟请、举荐、朝廷征拜、招募、察举等.相比于文官与后世"军吏",汉代"军吏"的起家仍保留"尚首功"特色,体现出明显的原始性.     

试论汉代军正执法制度——兼论对军事司法的现实借鉴

军正为军队中专管司法的官员。军正制度出现在春秋末期,至汉代全面确立。当时中央南北军和将军幕府中皆设军正之职,因其地位特殊,执法权限大,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军事法规的执行,维护了军队的法律秩序。军正制度的成功实施,对后世的军队建设影响深远,为今天军事司法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东魏北齐国家的权力结构与豪族大土地所有制

东魏北齐的国家政权主要掌握在以高欢为代表的北镇勋贵手中,这使得东魏北齐国家的经济政策完全以维护北镇勋贵的利益为中心。为了维系国家正常运转,东魏北齐曾将抑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的重点放在相对容易的搜括荫户之上。但是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均田制没有改善的前提下,单靠国家强力推行的检括行动收效甚微。北齐中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实行的河清均田,也没有触动豪族的大地产。普通小农也没有在均田中得到多少利益,相反在国家横征暴敛、贪官污吏的压迫、豪族大土地的兼并下,很快破产沦为豪族的荫户,从而使得北齐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     

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几个问题

十三刺史部是汉代重要的地方监察制度,东汉末年以后,逐渐由监察区划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目前学术界对十三刺史部的起源、治所、职能、演变等问题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见,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 汉十三刺史部创建于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它是在秦监御史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地方监察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说的“监”,即“监御史”。秦王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每郡置一监御史,负责监察地方官吏。监御史上承御史大夫,直接受御史中丞指挥,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     

汉武帝时期的经学与政治

通过经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新的官 僚选拔体系，社会秩序中的领袖力量被纳入皇朝的政治权力结构之中，由经学这样 一种明显具有文化传统色彩的政治通道而建构起的皇朝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政治合作关系中， 其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那些有着文化传统和经济势力的地方社会的领袖阶层，即地方豪族 。武帝时期经学由私家教授向官学的发展，对选官制度与汉武以后政权结构的建构是一件十 分有意义的事情。     

重新认识和正确处理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冲突

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国思想理论界出现了一种倾向:忽视对社会矛盾、群体冲突及其解决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冲突是社会系统的普遍性特征。对于冲突的根源有四种解说:人类天性说、社会差异说、互动关系说、不平等说。冲突既具有积极的正功能,又具有消极的负功能。当代中国已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利益冲突已成为社会常态。正确处理当代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的关键点是构建减化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和机制,其中包括权利平等的制度、公平竞争的机制、公平分配的制度、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制度、协商与合作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寓兵于民政策的经济与社会效能分析

中国历史上,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商鞅"令民为什伍"、曹魏屯田、南宋民兵、清朝团练和我国现行民兵制度,是寓兵于民政策的典型。就国外而言,古罗马、英国、美国的民兵制度和瑞士的"全民皆兵"制度卓有成效。实行寓兵于民政策能压缩常备军队、节省军费开支、供应后勤补给、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享受长期和平环境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红利、维持内部稳定、强兵练民、树立尚武风气、培养后备兵员、抵御外敌入侵、实现以弱胜强,经济与社会效能显著。     

论汉代西南地域的豪族大姓

［摘要］西南豪族大姓由各种社会势力转化形成。受各种因素影响，益州北部与南部豪族发展进程不同，益州北部豪族在西汉中后期形成，益州南部豪族形成在东汉中期以后。西南豪族大姓发展亦不平衡，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性。随着儒学的传播，西南豪族不断儒化、士族化，最终完成了由一代官僚向世代官宦的世族化转变和由“世仕州郡”向世代公卿的中央化转变这一双重历史进程。     

汉代军事犯罪的类型及其特点

汉代军事犯罪包括反叛、降敌、不按规定值勤、军用物资管理不善、破坏作战秩序、违犯国家兵役制度和军功赏罚规定等类型。汉代军事犯罪的主要特点是汉律采取从严惩罚的原则、犯罪类型上武装叛乱多、惩罚上入财赎罪的原则、立法上与《唐律疏议》的原则一致。汉代通过严惩危害国防安全和作战秩序、违犯军用物资装备管理规定、军队管理和兵役制度的军事犯罪,控制和减少了损害国家军事利益的行为,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对敌作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