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地下小说中的“意识流”兼谈地下小说的现代意识

"文革"文学一般分为公开文学和地下文学两类.公开文学主要体现当时的思想意识形态,以现实倾向为主.地下文学情形比较复杂,有现实的,也有现代的因子出现.新时期文学从"文革"文学中走来,其所带有的现代性具体表现在"文革"地下小说上.从文本角度考察,以<波动>等为代表的地下小说在形式和内涵上都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现代意识相通.<波动>还是"文革"时期特有的意识流小说文本.它和其它反映"文革"现实的地下小说一起,潜在地接通了新时期之初文学现代意识的脉搏.     

论《朝霞》小说的叙事模式

"锻炼成长"模式、"完成任务"模式、"观念冲突"模式是《朝霞》小说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核心,尤其强调"路线斗争"叙事模式的三种主要表现形态。这种叙事模式的产生有着广泛的现实、历史依据与理论基础,对此进行研讨与剖析不仅可以从一个角度透视"文革"后期的主流文学而使其具有样板意义,而且还对于检视极左文学形态的发展具有文学史意义。     

文革主流小说的发生学探源

文革主流小说的发生、发展过程,不能不受到文革现实形势的影响。文革主流小说的兴起,主要发生在1971年后,这中间既有政治现实的原因,也有文学形式自身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革主流小说是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构建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而《朝霞》是文革中最知名的文学刊物,受众非常之广,本文将拟以《朝霞》小说为例证,来论述文革小说在构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作用。     

明清小说叙事与狂欢化

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来审视明清时期的小说,明代由于哲学领域中心学平民化和通俗化的影响,小说叙事的狂欢化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基本品格。从分析《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几部作品入手,揭示了文学狂欢化的演进过程。明清小说叙事渐渐摆脱历史理性的约束,通过作家思维的狂欢化、小说体裁的狂欢、作品世界的狂欢,把小说叙事推向了古典文学的巅峰。借助狂欢化诗学,找到了另一个重新审视明清小说叙事的独特视角。     

文革叙事中的批判与反思——以严歌苓的《白蛇》为例

移居海外后的严歌苓偏爱用“文革”叙事来塑造中国形象,但作家在“文革”叙事中并不做道德审判,而是惯以一种冷静的基调挖掘出动乱年代中的扭曲人性.在严歌苓“文革”题材作品中,最具开拓性意义的当属小说《白蛇》.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不仅对特殊时代的人性进行了考察,还不带偏见地对同性情爱给予了某种认同和理解,创作出了一部纯净的反映“文革”同性之情的小说,并以此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     

暴力狂欢下的成长记忆——论叶兆言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

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是一篇非常典型的以“文革”为背景的成长小说,作品叙述了戏剧学校大院里的孩子木木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小说巧妙地采用儿童视角的叙事策略,表现了人性启蒙的叙事主题,在叙事语言上呈现出暴力狂欢的美学特点。     

论凯特·肖邦“三位一体”的女性诗学

凯特·肖邦的小说以女性为叙述主体,采用狂欢化的叙事视角言说美国中产阶级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彰显她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照和主体意识的思考。文章以肖邦的代表作品《一个小时的故事》、《一个正派女人》以及《觉醒》等为研究文本,对女主人公觉醒过程中呈现出的狂欢化文学品质进行了解读,认为肖邦从内容和形式的烘托比照中双向度突出小说主题的深刻内涵,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狂欢-颠覆-觉醒"三位一体的女性诗学。     

余华带给我们什么——简析余华的“文革“叙事模式

余华作品中的文革叙事几乎成为一种写作定式。这不仅包括典型的"文革"小说、正面描写"文革"场面的作品,也包括将"文革"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加以描述的作品。他从各个角度,以不同人的视角,写下自己关于"文革"的并不清晰的记忆,执着地将苦痛的东西撕裂给人看。余华叙写"文革",揭露了"文革"中暴力的深层机制和暴力的无意识根源,提醒中国人要反思而不是遗忘。     

新生代作家笔下的成长性“文革”叙事

新生代作家和新时期之初"文革"叙事的作家由于其"代际差异",有着"文革"亲历和历史记忆之别。在书写"文革"时他们与前代作家相比,更能跳出宏大的叙事模式和单一的政治视角,更多从儿童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个人思想和精神的成长史,执著地探询着人性主题。     

论中国新时期小说的黑色幽默叙事

中国新时期小说中的幽默手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与传统幽默手法完全不同的风格。这种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麦尼佩斯讽刺体、狂欢化叙事和反乌托邦叙事,由这些影响而引发的叙事可以称为中国新时期小说的黑色幽默叙事。黑色幽默叙事使得中国新时期小说具有更为深刻的主题思想和深远的文学魅力。     

戴维·洛奇《小世界》的后现代叙事艺术

《小世界》是英国当代小说家戴维·洛奇的"校园三部曲"之一,其小说根植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采用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观点以及巴赫金诗学观进行创作,在深入挖掘学院小说中体现的文学危机、文学理论危机和高等教育危机同时,凸显了作品对话性、复调性的艺术原则。小说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技巧呈现出"去中心"或"拼凑模仿性"等狂欢化的艺术形式,鲜明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     

新时期文革主流文学研究述略

新时期的文革主流文学研究经历了1989、1993、1996年三次有意识的倡导和铺垫,以1999、2001、2004年为中轴线形成三次小高潮。在对文革主流文学的研究中,宏观性研究相对比较丰富、深入,戏剧、诗歌次之,小说研究薄弱。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性,其原因尚待作进一步深层次分析,该领域期待富有创新性的、系统化的研究成果。     

创伤记忆与成长叙事——论当代女作家的“文革”题材小说

"文革"视阈下的成长叙事是经由诸多当代女作家不断开掘的文学主题。在王安忆、铁凝、严歌苓、虹影等女作家的创作中,成长叙事呈现出不同层面的形态,无论是女作家对成长的追寻与反思、对苦难成长的追溯,还是对成长中人性扭曲的揭示,都融入了她们"创伤性"的个人成长记忆,共同构成了成长叙事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内涵。正是由于当代女作家们在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文革"背景下的成长叙事才为当代文学增添了璀璨的色调。     

寻找,终于失落——"文革叙事"价值缺失一探

在反思"文革"的小说文本中,"寻找"是一种习见的叙述姿态.作家们对"罪人"和"祸根"的寻找,以轻易转交苦难而告终;对迷失的自我的寻找,则以轻手挥别苦难而告终.两类现象共同彰显了"文革叙事"巨大的价值缺失:追问精神的失落.     

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以《黄泥街》《一九八六年》为例

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余华、残雪的早期小说代表作品,可看出先锋作家以对意识形态的逃离为其文学追求的起点,但并没有彻底放弃讲述历史的冲动。其中对“文革”历史的片断记忆、高度抽象、变形与浓缩,跳出了伤痕、反思文学的既有模式;由“人民”话语到“国民”话语的转换,则症候性地对应了1980年代后期主体性和新启蒙文化语境。同时,这种既讲述历史素材又放弃对历史深度追求的矛盾,显现出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革”叙事困境,但它们在文学语言、形式转向的契机下,恰好找到了一个正当乃至优越的文学观念性的依据。     

论“文革”后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以《金光大道》和《千重浪》为例

在"文革"后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中,《金光大道》和《千重浪》是两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与《金光大道》相比,《千重浪》在直面"文革"现实、彰显"文革"理念、形塑"文革"美学方面似乎更为典型。其间大量存在的生活失真问题尤其是"家史诉苦"是最能彰显"文革文学"的政治化诉求及其内在本质的结构形态。     

党的文艺路线调整与伤痕文学的生成

从新的知识立场重审伤痕文学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但人们多探究伤痕文学与文革文学在叙事形态上的相近性,而伤痕文学摆脱文革文学模式并成为新时期文学序幕的社会原因并未获得充分研究。从文学的社会生产角度看,伤痕文学是党的文艺路线调整的结果,它逐步实现了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型,逐步完成了跟文革文学叙事风格的历史断裂,从而拥有了自我的当代文学史的特质及意义。     

戏说与解构：世纪之交“文革”题材小说一瞥

世纪之交集中出现了一批有份量的“文革”题材小说,以王小波、阎连科、王蒙等作家的作品为代表,不约而同地显示了一个共有的叙事模式,即“文革＋性”。这种看似对“革命＋恋爱”文学公式的延续却构成了对“文革”的革命话语的极大嘲弄和彻底解构,在喜剧归谬中让那段历史的任何政治修辞无以正名,同时也暴露出迎合当下趣味,使历史时尚化、游戏化的弊端。     

党的文艺路线调整与伤痕文学的生成

从新的知识立场重审伤痕文学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但人们多探究伤痕文学与文革文学在叙事形态上的相近性,而伤痕文学摆脱文革文学模式并成为新时期文学序幕的社会原因并未获得充分研究.从文学的社会生产角度看,伤痕文学是党的文艺路线调整的结果,它逐步实现了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型,逐步完成了跟文革文学叙事风格的历史断裂,从而拥有了自我的当代文学史的特质及意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评贾平凹新作《古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是《古炉》的一个创新。这一书写方式既摹写了一幅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又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了升斗小民驳杂、坚韧的生存景观。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它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利于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