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之诉讼角色分析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近亲属的诉讼角色是多重的 ,他们既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着感同身受的当事人角色体验 ,又可以充任一般刑事辩护人 ,出庭辩护 ,在不少案件中 ,他们都能提供相关案情信息 ,其本人甚至就是目击证人。多重角色集于一身 ,显示出他们与刑事诉讼的密切关系 ,从而探寻刑事诉讼人权保护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意义     

中国检察官诉讼角色的冲突与调适——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分析

检察官诉讼角色具有复式性、多元性的特征。角色观念的滞后、角色期望间的矛盾、角色扮演的非规范性,以及"剧本角色"的非科学性等,均可能引发检察官诉讼角色的冲突。检察官诉讼角色的冲突必然造成检察官诉讼角色的紊乱和错位,具体到实践中则常表现为检察官的非核心角色占据主导地位,角色扮演偏离"角色剧本"。社会角色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检察官诉讼角色冲突的调适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当前,调适我国检察官诉讼角色冲突的主要方式是提高检察官的角色领悟能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大检察官诉讼角色制度的实践研究和建设。     

法官助理角色异化与回归

透过角色分析发现,法官助理除了本色出演外,还扮演了“法官”、“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等角色,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角色异化。究其根源,乃相关规范对法官助理角色定位模糊,司法实务部门对法官助理角色认识不一,法官助理角色掣肘于法院科层化管理所致。为实现法官助理角色回归,应把法官助理定位为辅助法官完成审判业务的人,结合现行法律框架、法官审判工作需求及角色扮演能力规范法官助理的审判辅助行为,在科层架构下构建以身份为基础、职权和薪酬为依托的单独序列管理体制,健全角色评估及责任追究机制。     

当代中国法官角色的谱系

就法律的"内部视角"而言,法官被定义为一个消极、中立、被动的裁判者。然而将法官置于一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从社会的"外部视角"则揭示出了法官的现实。本文从"外部视角"出发,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背景,以政治性法官角色、法律性法官角色和社会学法官角色为研究的"理想类型",描绘出当代中国法官角色的谱系并揭示出其中变迁的脉络。     

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司法理念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总是强调裁判权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独立性,强调法官在刑事司法正义输出中的绝对地位和作用,弱化或者忽视检察官的地位与作用。但从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角色以及中国现实的检察制度等方面考察,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法院的裁判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刑事司法正义是法官和检察官司法共治的结果。     

刑事诉讼中法官的救助义务——以被害人为视角的分析

不同的法律传统和民族心理是造成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居于不利地位的原因。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其诉讼地位，应当强化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救助义务。为此，应当从权利告知义务、权利保障义务、权利救济义务三个方面着手构建完善的法官救助义务体系。     

虚假诉讼的性质新论

虚假诉讼是指行为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采取虚构事实、伪造证据或贿赂法官等方式,通过单纯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情节严重的行为.虚假诉讼可以按照主观目的不同划分为谋取非财产利益型和谋取财产利益型.谋取非财产利益型按照具体的情形具体处理即可.谋取财产利益型应按照分工不同分别评价：当事人欺骗法官时,行为应该认定为诈骗罪;当事人与法官合谋时,行为应该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另外,当法官主动参与虚假诉讼时,法官与当事人构成共同犯罪.     

说服与判断:审辩关系的异化及回归——以“商谈理论”为视角

审辩关系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审辩关系呈现异化的趋势,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审辩冲突和辩审妥协现象背离了审辩关系的应有本质,不利于律师辩护权的保障,同时也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审判中心主义"需要审辩关系的回归。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为审辩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审辩关系的回归需要从理念、诉讼结构和制度层面着手,在保障法官中立的基础上强化法官阐明义务,合理规制法官的诉讼指挥权,赋予律师及时声明异议的权利,提高律师的辩护技巧,使得辩护律师和法官能够有效履行说服者和中立判断者的角色。     

论法官的正当性

对法官的准确理解和考查法官的正当性离不开考查法官的角色和行为特性,法官的内涵显示出鲜明的身份特征、活动场所特征和职能特征,法官在法治社会中扮演着解决纠纷、解释法律和保护人权的重要角色,其行为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和客观性的显著特性。     

从法官心理看"量刑差异"

“量刑差异”是刑事审判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官的心理因素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实的刑事审判中,案件的社会结构如案件发生的社会情景、诉讼参与人员的各种特点与反应等,无时不在刺激着法官的审判心理,从而导致法官的心理失衡和随之而来的“量刑差异”现象。这严重地破坏了刑事司法的平等性原则。此现象虽然很难避免甚至无法在根本上消除,但却能通过对刑事司法作相应制度和技术上的改革来尽量减少它的发生,从而使刑事审判向着“相同案件做到相同处理”的刑事司法理想目标迈进。     

论司法角色的冲突与调整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被赋予了特定的身份,“法律人”、“政治人”与“社会人”三种角色是司法实践中法官需要调整其中的冲突,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     

诉讼参与人的情态表达分析及其人际意义

以Halliday 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依据,以刑事审判话语为研究对象。首先,结合具体刑事审判语境,整体考察一场刑事审判中诉讼参与人的情态表达及其人际意义。然后,又具体分析公诉人和被告人的情态表达特点及其言语实现方式。揭示刑事审判中诉讼参与人使用情态表达的总体趋向,说明诉讼参与人对情态表达的选择与他们的特定角色有关,并探求其法律上的相关解释和依据。     

《刑事案例分析》实验课角色模拟教学体系的构建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而刑法学涉及犯罪及刑事责任的认定，其与实践联系就更为紧密。为培养学生在分析刑事案例过程中的法律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等，需要在讲授刑法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实践教学。角色模拟教学则是实践教学中应用广泛且效果较好的一种主要教学方式。作者结合自己教学的经验，探讨了刑事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及开展《刑事案例分析》实验课角色模拟教学的具体方式，并就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如何改进进行了探讨。     

论刑事关键证人的确定

刑事关键证人的理论基础,一是诉讼公正,二是诉讼效益。确定关键证人的范围,首先,应当明确哪些重大疑难案件的证人才有出庭作证的必要;其次,应当明确在这些案件中,哪些证人真正需要出庭作证。结合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和保障人权的现状,确定关键案件的标准应是:其一,案件是否重大;其二,是否属于疑难案件。在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确定具体案件的刑事关键证人的范围。在法律中只对刑事关键证人的确定标准进行规定,以帮助法官作出决定。     

认罪认罚制度中法官功能定位之理论检讨 ——以"制度角色—制度能力"为分析视角

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角,法官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理论界的充分讨论.在认罪协商程序中,法官要确保案件结果的准确性和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并且有效控制不同程序类型及简化程度.但法官在控辩协商过程中的角色缺失、庭前阅卷的程序保障不足、在庭审程序简化职责反而增加的实践样态下,其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发生了悖反.故有必要引入"法官有限介入控辩协商"的制度设计,通过法官介入控辩协商的基础、时间点、形式和内容的构建,克服法官在认定事实和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方面的弊端.同时,应当以法官是否介入控辩协商过程为界分,将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区分为"形式审"与"实质审",为法官提供充分的制度能力.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视野下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再审视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突出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中心地位,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保障法官在刑事个案中的自由裁量权,这也是我国司法独立的重要体现。然而,当前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仍然面临着既判力对后案案件的审理裁判约束范围争论较大、量刑规范化要求严格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经验法则在审判中难以适用等问题。为系统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再审视、再突破与再创新。     

刑事辩护制度与诉讼正义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对诉讼正义追求的结果。文章探讨了刑事辩护制度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保障功能,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运作,保障了被指控人的主体参与者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有助于法官中立和程序自治,从而促成程序正义的实现。同时,刑事辩护制度的展开,完善了控辩对抗机制,通过对抗揭发案件真相,并提供多样化的法律选择,从而最终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     

法官文化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的本质在于“诉讼正义”。这种正义的获得与支配法官意志的“法官文化”是不可分的。本文探讨了理性层面的法官文化的三个方面:角色意识知识构成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健全而合理的法官文化——这是确保司法公正所必须的——一些纲要性设想。     

试论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按照诉讼原理,法官在刑事诉讼中应具有独立、中立的地位;在我国随着新刑事诉讼法和法官法的颁布实施,刑事审判正处于一个变革、转型时期.法官的独立地位并未真正确立,其最终能否处于中立亦仍需时间考验.我们应从观念的转变、落实法规等方面来改善现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我国一项特殊且重要的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很有必要。然而，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且随着人们对诉讼引发的深入研究和我国诉讼法实践的不断发展，此制度的弊端也不断暴露出来，引起了众多的争议。因此，有必要适时地对这一程序制度进行修改，使之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充分体现诉讼效益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实现刑事审判理论和实际的有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