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统的重要决策——迪庆藏区归滇研究

清初康熙年间,清朝用兵西藏,驱逐准噶尔入侵西藏,并就势结束了和硕特部蒙古势力对西藏的统治,开始了清朝直接管理西藏的历史.地处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的迪庆高原是滇藏之间的咽喉要地,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明至清初,雪域藏地割据分离,教派纷争倾轧,滇藏之间更是风起云涌,诸种民族、教派、地方势力云集此地,或抗衡或冲撞;土司割据与外族控制的争战,在"宗教变革"旗号下的厮杀此起彼伏.迪庆的稳定与动荡也不因地处边缘而无足轻重,相反,它的动静牵连着各种政治力量与宗教势力的中枢神经.正是因为它是一个文化边缘又是一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所以才有清代的"归滇"之举.     

四川藏元铸造历史及帝王像辨正

四川藏元是中国封建王朝反抗外国贸易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产物,在中国封建货币史中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四川藏元的铸行经历了酝酿、试铸、朝廷批准铸造等阶段,因政权更替、社会动荡、地方势力等原因造就了诸多版式。四川藏元的铸造是将印度卢比正面的英国女皇像换为清朝男子像,将背面的英文换为汉字,但是在流通过程中,其正面清朝男子像被传为光绪帝像,并逐渐得到认可。通过对四川藏元从最初铸造到最后退出流通的过程进行梳理,厘清了四川藏元的铸行历史,辨明四川藏元正面清朝男子像并非帝王像。     

中英之间的一场货币战争

20世纪初,四川铸造了银币藏元,用以抵制英国推行印度卢比妄图占据中国康藏地区流通领域的侵略阴谋。这场以川铸藏元抵制印度卢比的斗争,有史家称之为“中英间的一场货币战争”。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 中英之间的这场货币战争是由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对我国西南康     

历史的启示:《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一书简介

中国藏学出版社于今年２月出版了由历史学家西北大学教授周伟洲先生主编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一书。该书凡１４章，共６３０千字，可谓洋洋大观。这本书从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的关系入手，客观、真实地再现了西藏的近代历史，尤其是以英国、俄国为主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可以说，中国西藏的近代历史，充分反映了英国和俄国的侵略历程。一从经济上掠夺西藏是英国侵藏的第一步。随着工业化，西欧各国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纷纷向东方开疆辟地，寻找市场和殖民地。早在１６４４年，东印度公司讨论独占硼砂贸易时，曾提及其产地…     

英国在藏机构沿革及其活动概述

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觊觎我国西藏地方,逼签不平等条约,强行在我西藏亚东等地设置商务机构,疯狂掠夺我国资源,并以“商务”为由,进行侵略活动。1936年,英人又在拉萨强设“代表团”,加紧侵略扩张,并挑唆西藏地方少数人叫嚷“西藏独立”。1951年,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后,帝国主义势力才被最后驱逐出去。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英国在藏机构及其活动作一论述。     

《寇松备忘录》与民国初年英国侵略中国西藏的政策

在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的活动中,英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主要就是英国对西藏的侵略。英属印度政府曾于1888年和1904年两次发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1904年,由荣赫鹏率领的侵略军甚至强行侵入拉萨,逼迫西藏地方当局与之签订《拉萨条约》。 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利用我国政权更替、民国初建之机,加紧对我国西藏的侵略。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它不再采取公开出兵、发动侵略战争的手段。英国以不承认中华民国相要挟,胁迫当时的北洋政府派员参加西姆拉会议,与英国代表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共同讨论所谓“西藏问题”。1913—1914年会议期间,英属印度政府代表麦     

《有泰驻藏日记》摘抄

有泰,字梦琴,蒙古正黄旗人,姓卓特氏。为大学士富俊之孙.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三(1902年12月2日),清廷派为驻藏大臣,二十九年冬十二月二十四日(1903年2月9日)始抵拉萨。三十二年查办大臣张荫棠劾其贪婪昏聩,贻误事机,诏革职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三十三年三月初六(1907年4月18日)离开拉萨。其驻藏日记涉及藏政、外交、历史、宗教、风俗、地理等均属身经目击之谈,信而有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十九世纪后期,沙俄、英帝加紧对我国神圣领土西藏的侵略活动,西藏边陲岌岌可危。英帝在一八八八年武装入侵我西藏地方之后,相隔不过十五年,于一九○四年对西藏地方又一次悍然发动武装侵略。面对英帝的武装挑衅,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领导西藏僧俗军民,英勇杀敌,抗击英国侵略军,最后藏军失利,十三世达赖喇嘛拒与英人交涉,离开拉萨奔赴内地。然而清朝驻藏大臣有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对帝国主义侵略者采取屈辱投降的路线,英藏私立条约,丧权辱国,莫此为甚。有泰日记中反映了这一非常时期的情况,虽然有时记述仅片言只字,甚至语焉不详,但是透过字里行间.可以窥见当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正气凛然的英雄事迹。和英国侵略者的凶残、狡诈的反动本质,以及清廷驻藏官员在大敌当前时卖国求荣,沉湎声歌酒色、腐败堕落的丑闻。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全部日记手稿共十六卷,经吴丰培先生整理,近期将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现就《有泰驻藏日记》第五、六卷中有关一九○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部分评述文字摘抄如下。     

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及剖析

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13世纪以来,一直连续不断地受中国中央政府的管理。“独立活动”是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强加的。英国为了侵略中国分割西藏,先提出所谓宗主权的谬论,并用武力将其势力侵入西藏;后利用达赖十三辈与清朝中央的矛盾及中国内乱之机,阴谋将西藏置于其保护下的“独立”。西姆拉会议是英国煽动西藏独立的秘密交易。达赖十三辈晚年识破英人野心,乃采取亲中央的两面政策。达赖圆寂后,英印政府利用中国抗日战争在西藏闹“独立”活动。新中国成立,和平解放西藏,打掉印度的干涉,但“独立”活动在康藏某些分裂分子及外国支持下愈闹愈烈,终于在1959年最后失败,西藏广大劳动人民从此摆脱农奴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     

论清代四川省志中的西藏书写

四川因与西藏接壤,在历代中央政府治藏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样,其相较于内地,了解西藏、认识西藏也更早、更全面。清代四川3部省志,康熙《四川总志》设“西番”目,雍正《四川通志》设“西域志”一卷,嘉庆《四川通志》设“西域志”六卷,专目专卷记载川西高原地区和相邻的西藏地区,逐渐形成了清代四川省志书写西藏和行省修藩志的特色。此与川相邻的地缘格局,清朝不断调整完善的治藏政策,四川省在边疆经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清代从上至下对修志的重视密不可分。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及川西高原地区,经历从西番之地、四川之西域到国家一统下的西藏书写视角的发展,展现出有清以降内地人们从对“氐羌地外”之“吐蕃区域”模糊认识,到以宁静山为行政区划的初步认识,再到大一统疆域观下西藏的成熟认识,反映了清代大一统疆域观中内地时人对西藏认识变化的过程。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的资料,也从延续明代的地方性文献,逐渐发展为基于中央政府贮存的史志修纂,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局限,展现出四川省官署从“经世致用”的地方志修纂思路转变为对标中央政府权威史志编纂思路上,对之后西藏地方志修纂产生了影响,昭示了“一统无外之盛”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是清代...     

民国时期英国驻锡金政务官的使藏研究

自清末到英国殖民势力退出印度,锡金政务官在"英藏关系"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活跃的角色。从1920年贝尔使藏开始,英国建立了不定期地派遣锡金政务官访问拉萨的"惯例"。锡金政务官的使藏,虽在不同历史时期肩负着不同的任务,但依据其目标,大致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阻挠汉藏关系的恢复与发展,抵消中央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力;二是以调停汉藏纠纷及西藏内部矛盾为名,干涉西藏事务,增强西藏对印度之依存性;三是协调英藏双方交往中的矛盾与冲突,以"保卫"英属印度的利益,但同时又不过于刺激西藏当局以避免其倒向民国中央。     

论多元与互动进程中的政社关系--以越南、缅甸、泰国等为例

从各国多元化的公共管理环境出发,探讨了越南、缅甸以及泰国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并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出了建议.     

辽金官制与契丹语

金初“因辽旧俗” ,官制更是“踵辽官名” ,因此《金史》中有许多官名与《辽史》相同。本文通过对《辽史》、《金史》相关官名的考察 ,证以女真语词义 ,探知了《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明了这些契丹、女真语官名的本义 ,不仅可以为辽金史的研究提供根据 ,而且还可为两种语言尤其是契丹语研究提供资料 ,从而推动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史的建立     

Jewish Geo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the Tie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and

Professor Yosseph Shilhav's article in this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ies entitled ‘Jewish Territoriality between Land and State’ is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literature on territoriality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His carefully researched and insightful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ffinity between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Land of Israel is especially timely because of the urgency that the present intifada has given to the debate within Israel over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the West Bank and Gaza. What is most provocative, as well as innovative, is Dr Shilhav's thesis that the clash of opinion within Israel over the solution to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s not, as commonly understood, a political debate between ‘hawks’ and ‘doves’, but is rooted in differences of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concerning the ‘sanctity of the Land’. It is with this thesis that I take issue.     

试论赫哲族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和适应

人类同所有动物一样,一直面临着适应环境的问题,这个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赫哲族在远古时为了适应极为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文化类型——渔猎文化。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达到了人类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道

河南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繁荣。此时期的河南道以五世纪中期为界分为初期发展和繁荣两个发展过程,并在当时中西、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Shas and the resignification of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Current analyses of ethnicity and religion emphasise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one to the oth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One line of research perceives religion as a resource of political mobilisation, while another conceptualises religion as the essence of ethnicity. As opposed to these analy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se two markers intersect and constitute each other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 centre on the ways Shas, an ethno-religious movement in Israel, mobilises hegemonic ethnic and religious markers of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MENA) Jews in order to construct its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analysis of Shas’s newspapers shows how, by suffusing religious traditions with ethnic meaning and marking an ethno-class collective as religious, Shas interweaves ethnicity and religion and resignifies their relation. This identity project is intended to redefine the symbolic boundaries of the Jewish nation and to redeem MENA Jews from their marginality.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as applied in this article explains why different ethno-class and religious collectives imagine themselves as sharing a common identity, illumines why particular identity markers are chosen out of the numerous existing categories,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flexibility of social movements.     

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

撒拉族是一个善于歌唱的民族,说“吾热赫苏孜”,唱“撒拉曲”和“撒拉花儿”是她的特长,也是最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抢救、保护的前提下,积极开发、合理利用就可创出品牌,就能为振兴民族经济,增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素质而有效服务。     

多样性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先进""落后"属性问题

弘扬先进文化,当前在我国成为主旋律,正下大力实施.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属性界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处于较为不利生存条件下的所谓"边缘社会"、"弱势族群"的"劣势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不宜简单地、武断地将其界定为"先进"或"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儒学"京剧""昆曲"等中国传统文化样式是"国学"国粹",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样式,也同样堪称是"国学"、"国粹".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存、延续,以体现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原则,不仅是学术界需要深入讨论的课题,更多是中国各级人民政府及全社会共同关注、下大气力解决的重大现实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