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汉唐《诗经》的研究概况

汉唐时期是<诗>经学地位的确立和支离时期,此时<诗经>研究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时期.从汉至唐,<诗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传""序""笺""疏"四位一体的汉学体系.     

曹操引用《诗经》的文学史价值

从曹操引用<诗经>的具体情况来看.主要有借用意象,直引原句、篇目,整合概括句子入诗入文等形式.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引<诗>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用,宋玉作品中出现了对<诗经>的审美性化用,但不占主流.两汉时期,文人作品中对<诗经>的引用以经学化用为主.汉末<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突出了对<诗经>引用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但缺少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到了曹操,创造性地发展了对<诗经>文学性引用或审美性引用的传统.通过引用,注入了自己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开启了建安其他文人引用<诗经>的新风尚.     

从《关雎》看儒家传诗的发展

<关雎>一诗在<论语>、<孔子诗论>及汉初的<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韩诗薛君章句>中都有出现,各书给予了不同的解说.对此加以对比研究,可以看到,<关雎>一诗在儒家的传诗体系中,讲解内容逐渐儒学义理化,基于切实情感体验的诗学逐渐消失,代之以儒家经义的渲染和宣扬,在风格上则表现出由平实、引申到夸张、渲染,甚至带有玄幻色彩.这正是儒家诗学经典化策略之一,是对<诗经>传解所作的经学化处理.     

论两汉《诗经》非经学研究的萌芽

两汉的《诗经》研究是春秋战国时期《诗》学观的延续与发展,因而就总体而言,两汉的《诗经》研究,不论是鲁、齐、韩三家诗的今文经学派,还是以《毛诗》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都充满了强烈的经学意识,即把《诗经》看作是道德伦理的载体,判断美恶是非的准则.这种以经学眼光阐述《诗经》的主体意识,是两汉《诗经》研究的主要特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与文学意识的逐步加强,两汉《诗经》研究的非经学势态逐渐有所发展,虽然还只处于萌芽的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经学的冰块已开始破裂,脱离经学束缚的新芽已开始崭露了头角.两汉时期这种《诗经》研究的非经学势态,首先表现在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其次体现在《诗经》研究的角度与方法方面的突破.兹分别阐述如下:     

《诗经》没有"民歌"论

<诗经>中有许多"民歌"的观点可谓源远流长,但这种观点不符合<诗经>中全部作品的实际.现存<诗经>中没有"民歌",其中绝大部分诗作是周王朝各类贵族的"宴语";周王朝各级贵族中的文化人是<诗经>作者的真正主体.对<诗经>中体现出的浓郁的"人民性",完全应该抛开"民歌论"的解读思路,并能够从更科学的视角来作出正确阐释.     

元代诗经学刍议

元代政府规定科考<诗经>以朱熹<诗集传>为主,由此,申述朱熹诗经学便成为当时学风之所趋.元代不少诗经学者诸如许谦、梁益、朱倬、梁寅、刘瑾、朱公迁、刘玉汝、胡一桂、罗复等人虽对朱熹诗经学做了大力卫护,但学术界的尚实精神并未消亡,而马端临对朱熹诗经学的大力挞伐,又给当时的诗经研究增添了一道靓景.元代诗经学在宋、明诗经学中具有承启作用,我们不能轻视其学术价值.当下的元代诗经学研究所出现的惨淡景况,是由目前学术研究过于追逐"热点"这一畸形现象所导致的,应该得到及时矫正.     

程大昌诗经学论略

与朱熹齐名的南宋新安理学程大昌,有诗经学专著<诗论>,影响较大.此外,程氏运用其贯用的以类证类、反经推求的方法考辨了一些具体的诗经学问题.程氏认为,<淇奥>绿竹是竹非草;谖草乃蕿草之讹;秬鬯为黄色酒;薇菜四季可采;葑菲根美,无以下体弃之;爰契我龟为食墨吉兆;三良乃自愿从死,非穆公遗命使然.如此等等,不乏慧眼卓识,发掘、整理这些论断,对<诗经>研究不无裨益.     

《郑笺》对《诗集传》的影响

<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代表著作,人们习惯把<郑笺>与<诗集传>对立起来.但不难发现<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朱熹<诗集传>都产生了影响,<诗集传>对<郑笺>的继承较为全面,而最为突出的是,继<郑笺>文学质素的挖掘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对<诗经>进行文学诠释,此点成就最大.     

《诗经》名物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诗经>名物研究是<诗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及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然而对于<诗经>名物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古今学者却没能给予全面、充分的认识.考诸<诗经>可以发现,名物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诗义,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时的生活,体会<诗经>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认识<诗经>多样的审美特征及其崇高的艺术成就.而这些,也正是<诗经>名物研究的深层价值所在.     

《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研究

<诗>是<焦氏易林>文体与文辞的主要来源.作为齐诗遗说的<易林>,是研究汉代<诗>学演变发展的重要文献;而通过对其文辞名物的考释,有利于佐证毛诗故训,从而正确解读毛诗.<易林>吸收了<周易>卦爻辞言简意赅及<诗>四言韵语的特点,发展成为精炼的四言短体诗.这种独特的创新文体,是汉代经学对文学渗透的体现之一.     

浅论《诗经》中的"美女"

<诗经>中的美女对后世美女有着某种模式性的影响,是美女的文化源头.<诗经>中对女性美的描写散见于十多篇<国风>中.仔细阅读这些描写美人的文本后,我们发现,<诗经>里的美女有两个层面.其一,女性的整体之美.其二,女性的外在美.在<诗经>里我们分明能感受到男女身份上的相对平等,男性的审美目光是平视的.     

《诗经》研究应超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理论视阈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划分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是清末学者建构而成的,它深深地渗透到现代《诗经》研究中。现代《诗经》研究界认为《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鲁诗》、《齐诗》和《韩诗》三家诗属于今文经学,它们在汉代斗争激烈,处处立异。由于这种理论过度强调对立性而不能对汉代经学做客观的描述,对《诗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影响。《诗经》研究应该超越这种理论框架。     

《诗经》"引语式句法套语"探析

<诗经>的早期创作形式是口述文学,"套语"是<诗经>口述创作时期的基本形式,"引语式句法套语"则是<诗经>早期创作所遵循的"套语"形式之一.<诗经>的"引语式句法套语"共表现为八种形式,在早期创作时,<诗经>口述歌诗的创作,既有对这八种形式模式上的遵循,又有相互的灵活运用,表现了中国诗歌创作由口述文学向书面文学过渡的特征.     

略论朱淑真诗歌对《诗经》的接受

朱淑真是南宋著名的女诗人,她的诗歌受到<诗经>的深刻影响.朱淑真对<诗经>的接受具体表现为:对<诗经>中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叛逆个性的继承;对<诗经>中写实的艺术手法、比兴手法及大量叠字、双声叠韵词的运用.     

河南省《诗经》文化旅游开发对策探析

河南省是<诗经>重要的发源地和<诗>学传承的核心地带,具有深厚的<诗经>文化内涵,在<诗经>文化旅游开发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河南省<诗经>文化旅游的开发要结合黄河文化的优势和中原崛起的时代背景,深挖内涵,全面展示<诗经>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还要做好突出形象性、注重旅游者的文化参与和生活体验、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相结合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以规模恢宏的气势再现河南<诗经>文化的辉煌.     

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论闻一多的《诗经》研究

闻一多<诗经>研究的述学文体、理论运用、观念意识,在考据、阐释、鉴赏的结合、推进中,全面展现出<诗经>字字句句蕴含的原始生命力.在<诗经>研究中,闻一多表现出不袭旧说、直切本源的果敢,但也最大限度做到释古可信、步步为营.这对当今学界,<诗经>研究的文化人类学阐释滥觞很有警醒意义.     

《诗经》的文学性与"类"觉醒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诗经》的文学阐释,陷入了经学的框架.本文则认为《诗经》的文学性往往表现为对很难解释的人性复杂性的苦闷,而这种苦闷是人类永久的共性和普遍性;《诗经》作为人的"类"觉醒时期的文学所表现的只能是"类"的情感.     

论《孟子》引《诗》

<孟子>是"四书"中引用<诗经>篇幅、次数最多的儒家典籍.大量的引用体现了孟子思想对<诗经>的承袭与推衍.文章立足于"四书"与"经"的内在联系,从方法论与价值观的两个维度对<孟子>引<诗>进行了阐述,详细讨论"以意逆志"的诗学方法、孟子的仁政理想等经典命题,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圣学的价值.     

清代《左传》考据学发展研究

<左传>作为十三经之一,在经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至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随着清代汉学的复兴,清代<左传>学的主要内容是以考据学方法研究<左传>.<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过程及其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左传>考据学的发展,即重新确立了<左传>在<春秋>学上的地位、提倡以训诂考据方法研究<左传>以及坚持<左传>的经学正统地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