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事迹管窥

屈原作为政治家和伟大诗人的形象已被世人公认,但这并不是屈原的全部.屈原生活在楚国浓厚的巫鬼文化传统和怀王政教合一、巫风炽盛的时代氛围中,要置身祀外是很难的.屈原的主要作品<离骚>、<九歌>、<招魂>证明他谙熟祀事,有神鬼观念和灵魂不灭的思想.而楚巫官观射父、左史倚相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与屈原殊为相似既可从事内政外交活动,也精于巫史之道.     

《天问》:对"构成思想"的反思

通过对<天问>从"构成思想"与"反思思想"的维度进行重新审视,可以得出"屈原的<天问>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运用反思性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思想的哲学名作"的结论.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觉醒,引发了学者们对"天命"思想的反思,屈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从宇宙时空,到社会秩序,再到个体存在各个方面对天命进行全面反思.屈原对天命的态度由怀疑、否定发展到批判,表明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高度.     

苏轼对陶渊明《闲情赋》评价之正解

历来人们对苏轼评价陶渊明<闲情赋>的一段话,都没有一个全面正确的理解.其实,苏轼这段话,前后观点并不一致.前边的意思是说,<闲情赋>是一篇象<诗经·国风>中的情诗一样的"好色而不淫"的爱情赋;后边的意思是说,<闲情赋>是一篇象屈原<离骚>一样的借写追求美人以抒写追求政治理想的有寄托的赋.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读《史记&#183;酷吏列传》

许多<史记>研究者和研究资料都认为<酷吏列传>表现了司马迁强烈的人民性和讽刺批判精神,其实这种认识是非常简单和片面的.正如现有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酷吏列传>不能单纯或孤立地来认识,而是要将其放在当时的汉代社会大背景下,并将之与司马迁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反思结合起来分析.对于酷吏,司马迁表现出一种复杂态度.一篇<酷吏列传>,一篇<循吏列传>实际上体现了司马迁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反差.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两汉文人的价值观演化之管窥

从<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来看,班固作<司马相如传>虽然基本上是<史记>的照录,但他对相如的评价与司马迁并不相同.司马迁认为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但功在讽谏,合于<诗>道;班固则否认相如赋的讽谏功用,尽管如此,他却认为靡丽文章也有传名后世的价值.两人对相如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两汉文人价值观念的演化.<史记@司马相如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为文学家而立传者则是班固.     

客观求实 秉笔直书——司马迁及其《史记》对新闻工作者的启示

新闻与历史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古代史家记录历史同今天新闻记者记录现实是相同的.新闻与历史,除了时间性有所不同以外,其他方面的规律几乎是相通的.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以其毕生的精力写作了不朽的<史记>,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记者".学习探讨司马迁及其<史记>,会给当今的新闻从业者以诸多的启示.主要探讨了司马迁写作<史记>所表现出的实录精神,客观公正、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三个方面对当今的新闻从业者来说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史上的地位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理论上还是一位黑格尔主义者,但在现实中,他发现"国家"并不象黑格尔所说的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者,而是私人利益的工具.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创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意义不仅标志着马克思已经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之路,而且从根本上促使马克思从研究哲学、历史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催醒术》:1909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兼谈"名报人"陈景韩在早期启蒙时段的文学成就

陈景韩主编的<新新小说>以"新新不已"为追求目标,不赞成梁启超的改良立宪模式,而要利用小说的社会作用建立一种"侠主义"."侠主义"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次为设立一种无视当时政府的权力系统,第二层次是介绍外国的革命精神、反抗侵略与压迫的精神,第三个层次是传统的"劫富济贫".1909年10月,陈景韩与包天笑共同主编的<小说时报>创刊号的首篇是陈景韩的<催醒术>,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比虽然有很大差距,但这篇小说表明了陈景韩的思想站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狂人世家"是有一个发展谱系的,同时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开始了,陈景韩的作品可以为证.从<新新小说>到<小说时报>,陈景韩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

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家,鲁迅用深髓的眼光和犀利的笔触对他关联的那个时代做了素描.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就是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的凝结.遍读小说,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曲曲血泪的诉歌,显示了高超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从鲁迅小说作品出发,探讨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的内涵,分析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     

公义的审判：《离骚》与《约伯记》主题再比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前后,日本学者三泽铃尔称＂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的＂屈原否定论＂一出,即在我国楚辞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学者们大多从屈原及其作品的不容否定出发,对其进行了批驳。本文舍却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从约伯和《离骚》抒情主人公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角度出发,对两篇巨著的主题进行再比较,认为《约伯记》和《离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同者为约伯和屈原都怀揣着对人间绝对公义的执着追求;所异者为在这种追求遇阻之时,约伯最终为自己找到了现世的出口,屈原却只能以毁灭肉身来抵达精神的彼岸,希求在另一个精神天国中去实现自己的人间理想。     

陈寅恪与屈原之楚骚精神

陈寅格先生对屈原十分仰慕,深受楚骚精神影响,"置以为像兮",以开显其人格魅力.也正因如此,陈寅格先生所倡行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考究其源,应追溯到屈原及楚骚精神.     

张九龄在荆州及其与庄屈文化精神之关系

张九龄晚年被贬荆州,既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亦为其创作的转折点。虽"惟文史自娱",有孟浩然、裴迪、李泌等与之诗酒唱和,但毕竟为放逐之臣,身历楚境,直接感受到荆楚文化氛围,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其必然。综观张九龄的作品,其中充满了一种达观、超然的精神,这与他少年聪慧,潜心学植,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九龄风度"是"并庄屈之以为心"的必然结果。     

心何以安——论屈原的精神支柱

屈原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第一座巍巍丰碑,屈原之所以为屈原,就在于其作品中奇特、强悍的精神力量。支撑屈原精神世界的支柱主要有:美政———执著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内美———高洁纯粹的美好情操;神灵———超验世界的精神主宰。其中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信仰、道义、真理、责任,这一切都表现为一种崇高的精神,这是他生命的坚强支撑,是他的精神家园。屈原形象说明中华民族很早就把精神信仰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屈原精神对后人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屈原引领了中华民族及至人类精神的提升。     

浅谈屈原《离骚》的思想内容

被后世人称颂为天下才子的屈原,写下了震古烁今,历史上最为有名的宏伟壮丽诗篇——《离骚》。主要内容是表现诗人蒙冤被疏以后蕴藏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为实现理想而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离骚》中诗人提出美政的实质——"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屈原希望楚国弃旧图新,开创一个圣明时代。同时描绘了神游太空的宏大场面,展现了一个极奇富有神秘色彩的幻想的世界。《离骚》对中国古代诗歌的伟大开拓和诗人在中国诗史上的伟大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屈原之死的现象学思考

关于诗人屈原之死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本文认为 ,古人对屈原死亡的关注方式于考察诗人自杀事件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 ,力图回到作者文本本身 ,以现象学本质直观的研究视野对屈原自杀事件作一全新的审视 :通过分析屈原诗歌文本中作者潜在的体验模式 ,认为屈原自杀的终极根源在于其深刻的追问精神与存在根据缺失的无法超越之间的深刻张力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狂者嵇康与狷者陶潜的悲剧比较

同处王朝易祚之际,狂者嵇康刚直峻烈、肆志纵心,终为残暴的司马氏所不容,慷慨赴义；狷者陶潜则毅然归隐、高蹈独善,于穷巷墟烟间饮酒赏菊,看似旷达超迈,但内心亦难摆脱深重的苦闷.嵇知其不可而为之,与屈子的伏清白以死直、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抗争精神一脉相承；陶则知其不可而不为,于庄子逍遥出世的形式下恪守儒家善道.     

谈《聊斋志异》黄炎熙抄本

袁世硕教授是海内外著名的聊斋学专家 ,出版的《蒲松龄著述新考》、《蒲松龄评传》 (合著 )等专著和论文 ,在学术界反响强烈。这篇文章所谈《聊斋志异》早期抄本的作者 ,及其借以转抄的另一抄本 (已逸 )的作者 ,都是福建人。本刊特约请袁先生撰写此文 ,并希望借以搜集已逸原抄本的查找线索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