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保障

在我国五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经历了两次低潮和三次高潮.第一次低潮是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反右扩大化,第二次低潮是60年代后期开始的历经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次低潮都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严重偏离了真理的轨道,致使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盛行,生产关系违背了生产力状况,理论上的失误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倒退和思想文化的混乱.第一次高潮是50年代初、中期,第二次高潮是60年代中期,第三次高潮是80年代至今.这三次高潮都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走上了正轨,生产关系适合乃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带来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和昌盛.尤其是第三次高潮前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引发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理论思维的大变革,直接导致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改革的兴起,确立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带来了建国以来时间最长、延续至今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最好时光.     

百年中国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教育史研究经历了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的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奠定了教育史学科的基本体系 ,第二次研究高潮是恢复性的 ,促进了教育史学理论的发展。在第二次研究高潮中 ,研究者只有提高理论素质 ,突破历史、教育学科界限 ,从历史学走向社会学 ,教育史学科才能真正取得长久发展     

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20世纪90年代“散文热”再考察

严肃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走入低谷,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均陷入困境,惟有散文在90年代成就了20世纪的第三次高潮。这次高潮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消费文化时代文化消费的外力推动,散文很好地借助了这股外援,实现了一次异军突起。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反思取向教师专业发展的理念与策略

反思取向的教师专业发展理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是在对客观实在论的知识观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代表了教师专业发展向建构主义思维方式的转向。反思取向的教师专业发展,追求的是教师发展理论之维与实践之维的交融和提升,其内涵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在教师发展境界上,倡导教师形成以身载道的个人哲学;二是在教师本质上,强调教师是一个机体;三是在教师与课程的关系上,主张教师即课程;四是在教师培养上,注重培育教师智慧;五是在大学与中小学的关系上,强调二者是一个合作共生的整体。而更新教师教育的前设、教师成为自我的领导者、教师在教育理念与实践之间保持张力、寻求有效的反思训练,是实现反思取向教师专业发展的具体诉求。     

王蒙《活动变人形》对启蒙的审视和反思

《活动变人形》是当代文学的一部经典，是王蒙以个人成长经历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倪藻的视角对中国历史展开回望。在回望中摒除理论概念，客观而立体地呈现历史中的现实，通过个人话语体系的构筑、变化描写，考察、探索历史、文化的变迁，凸显了被启蒙者的存在，改变了“五四”时期被启蒙者被转述的历史，进而反思、审视启蒙。小说在回望、审视历史过程中发现语言作为思想文化承载体，具有超强的恒定性，这种发现为我们考察思想文化变革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     

革命的祛魅: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是指新时期以降中国文学中关于中国革命的回望式叙述.这种书写极其复杂,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综合参与其中并共同影响了其形成和走向.一方面,传统的革命文化与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对其进行理性反思或将其商业化、市场化、娱乐化是允许的;但是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对之设立了程度不同的限制,因为执政党政权的正当性与革命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紧密联系.本文梳理了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的四种基本模式和四个发展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启蒙时期历史修复主义模式,80年代后期的倒退式书写,90年代以后出现的戏说式革命书写,以及最新出现的宗教忏悔式革命书写.     

中国译学状况回顾与反思

回顾我国翻译史的点滴情形,有不少问题不禁令人深思。譬如:为什么早在一千多年前,汉唐文化会那样高度发达?当时的中国译学为什么能以佼佼者的姿态高高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什么到了后来,特别是近三、四百年来,中国译学反而会基本上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方面落后于西方呢?又为什么在近几年,特别是在近两年的我国译界会出现有所突破、开始振兴的势头呢?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对我国译界出现过的和现存的译学思想、认识和理论进行一次重新思考,即历史和哲学的反思。反思过去,总是为了理解现在; 为了理解现在,总有必要了解它的历史;而回顾过去,理解现在的目的,又总是为了未来的发展。本人就是本着这一想法与目的,根据几年来学习的心得,遂成拙文。     

权力话语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70—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本文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分析对象,借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以揭示翻译活动的社会性。     

论企业兼并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

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企业兼并是在市场竞争中采取的主动选择。如美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四次一浪高过一浪的兼并高潮,即19世纪初的第一次兼并高潮,平均每年兼并数为1797起;20世纪20—30年代的第二次兼并高潮,平均每年的兼并数为2032起;60—70年代的第三次兼并浪潮,平均每年的兼并数为2931起;80—90年代的第四次兼并浪潮,每年兼并数超过3000家,1988年高达3487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兼并     

关于寻根文学的文化反思

作为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创作潮流,寻根文学引入了文化的概念,成功地将文学由政治反思转入文化反思,并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让文化趣味成为文学的最重要品质,但对于根的理解的歧义也让寻根文学矛盾重重。     

中国译学状况回顾与反思

回顾我国翻译史的点滴情形,有不少问题不禁令人深思。譬如:为什么早在一千多年前,汉唐文化会那样高度发达?当时的中国译学为什么能以佼佼者的姿态高高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什么到了后来,特别是近三、四百年来,中国译学反而会基本上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方面落后于西方呢?又为什么在近几年,特别是在近两年的我国译界会出现有所突破、开始振兴的势头呢?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对我国译界出现过的和现存的译学思想、认识和理论进行一次重新思考,即历史和哲学的反思。反思过去,总是     

当下散文创作中的文化反思释读

当下散文创作中涌现出不少追问＂自我＂的文化反思佳作,它们的反思视阈较之新时期反思文学更为宽泛,寄寓着作者对人生苦难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追问,有着人类性主题的深刻内涵,并以其真实而丰富的体验,睿智而明净的哲理,从容而娴熟的表达,重构散文的深度、高标诗性和思性。文章以三位代表作家的作品为个案,就当下散文创作的文化反思现象作一释读,分别涉及历史人生反思、自然生态反思、伦理亲情反思。     

体验·反思·思辨——关于美学方法论问题

近百年来 ,中国美学在方法论上经历了三次转变。哲学的方法尚未立定脚跟 ,便被心理学方法所取代了 ;心理学方法尚未得到总结 ,又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所摈弃了。 80年代之后出现了方法的多元化倾向 ,一方面推进了美学多层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学面临无所适从的境地。美学是跨越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综合性、边缘性学科 ,它需要依恃一定哲学体系的支持 ,同时也需借鉴其它学科的成果 ,但美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这就是体验———反思———思辨的方法     

现代化之旅的传统文化反思

文化研究热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以后,迄今20余年,可谓波澜壮阔,高潮不断,热点常新.其间,直接的、常盛不衰的动力,是关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强烈期盼,而其核心论题,则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     

权力话语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70—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分析对象,借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以揭示翻译活动的社会性。     

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经典流变

在中国,文学经典危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并贯穿整个20世纪.一方面,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学经典危机各具时代特点,另一方面,各阶段的文学经典危机话语又互为交织.“五四”文学革命以启蒙救亡为中心掀起了除旧革新的第一次经典重估;建国后为配合国家政治需要,以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为中心自上而下进行了第二次经典重估;80年代后期出于对文革“拔乱反正”之文化需求,“重写文学史”拉开了第三次经典重估的序幕;而90年代前期出现的“大师重排座次”等事件则表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众声喧哗”的第四次经典重估.通过回溯四次文学经典危机,追古烁今,以期为当前的中国文学经典问题研究提供一条历史线索.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反思四题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灿烂的华夏文明;近代以来却急剧衰落,在社会变革中每每受到猛烈批判(比如五四时期)。这种巨大的历史反差,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显得格外冷峻而意味深长。几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命运,便不断展开痛苦而冷峻的反思。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反思仍在继续和深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新的起点、高度更深刻地反思、变革传统伦理文化,成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也是世纪之交的中国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一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变革是艰巨的     

对反思文学中“干群关系”的再思考

“干群关系”是80年代反思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力图通过80年代所提出的问题及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应答,来梳理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对这个问题的严肃而又系统的思考和表达。     

论中国现代讽刺诗的审美流变(上)

中国现代讽刺诗出现了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20世纪40年代,标志性人物是马凡陀,他第一个创造出现代讽刺诗的武出范式,为现代讽刺诗第一次赢得了它的时代的美学的和文学的品格。第二次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代表性人物是刘征,他独创文进范式的讽刺诗,这一范式注重印象,讲完主观夸张和同情的幽默,从而使20世纪中国现代讽刺诗最终完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