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都知道 ,在军功爵制中有官爵、民爵之分 ,实际上所谓“民爵八级”是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轻滥的产物。《二年律令》有关军功爵制的律文记述 ,在西汉初年军功爵曾划分为侯级爵、卿级爵、大夫级爵、小爵四大等级 ,与刘劭《爵制》中所提到的四个等级基本吻合。军功爵制中四大等级的披露 ,使军功爵制研究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从《二年律令》看与军功爵制有关的三个问题——《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三

历史文献及此前公布的秦汉简牍,对官级与爵级的对比,军功爵制下的妇女地位,军功爵制如何继承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记载,《二年律令》补上了这几项空白。《二年律令》保存了二十级爵与官级逐级对比关系,有在军功爵制下"女子比其夫爵"的法律条文,有各级军功爵拥有者关于其嫡长子、嫡子和庶出众子对爵位继承的各种不同的继承规定。从以上三个问题中可以看出在吕后时期,军功爵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还有实际价值,军功爵制在社会上还很受尊重。     

对刘劭《爵制》的评议

三国曹魏学者刘劭所著《爵制》,是保存至今最早的研究军功爵制的论著。文中所提出的"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说和《商君书.境内篇》所说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的级别基本吻合。刘劭在《爵制》中还提出二十级军功爵制四大等级说,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所记军功爵制有四大等级基本一致。《爵制》对二十级军功爵各个爵名的解释,也优于东汉学者卫宏和唐代注释家颜师古。然而刘劭的《爵制》也有缺点,如把军功爵制与夏、周的旧爵制相附会,忽视了军功爵制与五等爵制的本质区别,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劭《爵制》的学本价值。     

军功爵制試探

军功爵出现于春秋,确立于战国,在秦汉的政治午台上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先秦诸子对军功爵制时有论述,《史记》、《汉书》和秦汉时的其他著作中也都有所记载。但自东汉以后,军功爵制除最后两级外,已失去实际作用;流于形式,而趋于消亡。因此,后人对军功爵制已不知其来龙去脉,有的甚至把春秋以后出现的军功爵制,和西周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论汉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坏

名田制是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土地制度,并为汉代所继承,但在史书和秦汉简牍中,从未见过名田(受田)制的具体内容。《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保存有吕后二年颁布的以军功爵高低及其他身份为依据的受田受宅的律文,才第一次知道高爵获得者所得到的惊人受田数字,证实了汉初确实培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该律令还证实了名田制是一种有受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但汉政府为了确保税收,对授出的土地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并能干预和调整土地的再分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长期占有逐渐转化为私有,并导致汉武帝时期出现的汉代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名田制遭到彻底破坏,到东汉建国,受田制再也没有恢复,历史进入了豪强地主掌权时期。     

秦军功爵制简论

过去我写过一篇《军功爵制试探》,发表于《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那是一篇概论性的文章,从纵的方面对于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消亡及其阶级本质、历史作用作了粗浅的论述,其中对于秦代军功爵制,则是语焉而不详,甚至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因此才写这篇《简论》,作为前一篇文章的补充,以就正于史学界的同志。     

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兼答杨际平同志

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转来杨际平同志的大作《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对拙文《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中所谈“民爵”、“吏国”问题,提出异议和批评,拜读之后,很受启发。首先我应该承认,在拙文中并没有把“民爵”和“吏爵”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此,第一是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由于《军功爵制在西汉的     

《二年律令·户律》与高祖五年诏书的关系

《二年律令.户律》是吕后二年颁布的有关名田宅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名田宅制度关系到刘邦时期的“与田宅”令是否实行及其到吕后时期的前后变化。我们认为高祖五年诏书的“与田宅”令已经制定了按爵级身份名田宅的制度,萧何编订汉律时这部分内容由“令”入“律”。《户律》所见名田宅制度是现实中真实实行的制度,其中对违法欺诈行为的惩罚条款应是吕后二年修订汉律时增补的内容。吕后二年调整食邑政策是造成田宅标准偏高的主要原因,民爵和官爵的划分也是在吕后二年定型的。     

论张家山汉简中的军功名田宅制度

<二年律令>披露的名田宅制和高祖五年诏书的"赐田宅令"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军功受益制度.制度本身有三大特点:等级性法规、商品性特征、军功受益原则.此制在实行之初即存在地域分别,拥有小爵以上爵位者享有制度保障,小爵以下者因地域差异很难按制占足土地,或根本得不到国家的直接授田.随着人口的增长,农民被迫分户析产,进而造成农民占田的严重不足.文帝以后,基本放弃了汉初以来的名田宅制度.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述论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 ,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大体而言 :西汉初期以征兵为主 ;汉武帝以后征募并行 ,杂以罚戍、谪戍、刑徒充戍、志愿戍边 ;迄东汉 ,募兵、刑徒兵、民族兵成为其边防主要兵源 ,并开始向世兵制过渡     

张家山汉简所载汉初物价初探

张家山汉筒《算数书》、《奏谳书》和《二年律令》中有一些汉初物价的记录,这为我们了解汉初的经济生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数据。通过这些记录,我们了解到汉初的米价虽然昂贵,但已明显处于回落之中;爵位价格昂贵,真实地反映了汉初爵位的含金量,体现了当时重视军功的时代特征;缯价昂贵,则真实反映了汉初手工业生产尚未恢复的状况。高祖时期奴婢价格低廉,反映了汉初经济残破,人民生活艰难的情况;吕后时期的刍稾价、棺木价低廉,则进一步印证了吕后时期西汉社会经济得到较好恢复的事实。     

内蒙古东南部东汉长城建置考

东汉前期,北部边疆的防御政策仍以建造长城工事为主,一部分修葺利用前朝长城,另在部分地区新建长城。光武帝时期,在北部边疆形势的转变与中央政策实施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东汉长城的修筑。内蒙古东南部所见东汉长城,处于有利的军事地理环境之下,有扼守中原至蒙古高原交通要塞之用,为东汉时期军事边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地理环境与政治导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禄利之途与东汉初期经学新风

东汉初期的经学新风,表现在删繁就简、博览兼通,这种治学方法在两汉之际已经出现,但作为风气,其形成却在此期。形成的原因在于禄利劝学所导致的各学派之间的竞争。新学风的继续发展则超出了捍卫家法的初衷而导向讲求义理、统一经义。偃武修文政策下的经学,不仅表现为浮躁学风,在它之外,沉潜向学的风气也在朝野间滋长。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军官考论

印章、封泥、简牍等实物资料含有大量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的内容,这修正或弥补了先前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诸多内容,如千人、司马及其它属官有很多文献所遗的内容.在对相关文献和实物资料进行认真考察梳理的基础上,以种类的不同加以分门别类地论述之后,发现这些实物资料极大地补充和拓展了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内容,对构建全面、系统、详细的汉代军事职官系统大有裨益.     

论汉代露布

露布在汉代一般用于某些上呈的奏章或朝廷下达的诏令,它是下达或上呈时将内容公开化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汉代露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用于军事信息的传播,而主要用于时政信息的传播。这些时政信息涉及到皇帝号召公开传布的赦赎令信息和大臣们有关时政的公开意见性信息,如皇帝丧葬礼仪的奏请、大臣在国有大丧时的政治表态及对有关官员的举报和揭露等。元魏以后的露布主要用于军事传播。汉代露布在传播内容、传播特点、传播方式、传播作用等方面与元魏以后的露布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     

清代中期新疆汉民族来源及人口问题

清代汉民族大规模入疆定居的主要途径是绿营军队驻守、军民屯田及商贩留居,文章以清代乾隆朝史料为依据,力图勾勒出清代中期汉民族进入新疆的主要途径及其人口概况。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