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教育下的课程设置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新式教育下的西学课程的广泛设置,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生既有的知识结构,颠覆了他们对既有知识的信仰,重构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是以接纳西学课程为起点开始了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接受,新式教育奠定了他们成长为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重要基石。如此说来,我们要找寻和阐释五四文学的发生,也必然要回到其原初的起点———新式教育下西学课程的设置上。实际上,晚清新式教育下设置的课程,正是促成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裂变与重构的原初动因之一,这也是五四文学发生的原点。     

新式教育下的教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主要由第二代学生组成,他们接纳的新式教育使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同质同构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学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科目上基本相近,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在接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启蒙思想上也基本相似,这就为他们创建五四文学提供了可能。而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教师角色,使他们的“立人”或“树人”文化目标获得了实现的同时,也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社会文化角色的认同,实现了从当初的非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角色转换。这在客观上既促成了他们是新式教育的推动力量,也规范了他们文学启蒙的实现方式,从而为他们最终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蔡元培主导下的北京大学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在五四文学发生的过程中,新式教育下的公共领域功能获得了充分的释放,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公共领域的营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既离不开蔡元培的人格魅力,也离不开体制对蔡元培的认可。当五四文学发生后从文化启蒙转向政治启蒙时,身在体制中的校长蔡元培被直接推到了体制所设定的“疆域”边缘,蔡元培原来具有的体制角色和文化上的中间立场、模糊身份也随之消失殆尽,其结果就是北京大学作为公共领域的文化功能逐渐地为政治公共领域所取代。     

精神导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父亲的死亡,无疑使得中国既有的代际文化的传承方式受到了严重破坏,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由此变成了没人管教的孩子。但是,随着新式教育的崛起,那些进入新式学堂或者留学国外的学生,在失却了父的精神导引之后又找寻到了心仪已久的精神导师。这些精神导师取代了其父的职能,在他们的精神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像鲁迅景仰的藤野先生、胡适认同的杜威教授,都是如此。具体来说,这些精神导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哲学观念,并进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促成了他们作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确立。他们据此创作出来的文学,必然是体现着现代思想与艺术形式的新文学作品。精神导师的这种作用,不仅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带有普遍性,而且在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均具有某种普遍性。     

建安文学与“五四”文学

建安文学和五四文学都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异数,两个时代文学发展的背景大体相同,作家的创新意识以及因此而出现的文体变革也有某些相似,但作家队伍构成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形成的自由主义倾向也有很大差异,建安文学倾向于个人主义,带有浪漫主义性质,五四文学则是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     

论战争及战争文学的审美品格

战争是极丑与极美的统一,在大丑中孕育大美。只有正义的战争才可能是美的,并且只有正义战争中的正义的一方才有战争美可言。战争美是社会美的一种特殊形态,战争的美,美在英雄人物,美在智慧谋略,美在沙场景观。战争美是冲突造成的暴力美,是崇高之美,又是悲剧之美。战争造成仇恨,战争文学却要播洒爱的阳光。英雄主义是战争文学的魂魄,理想主义与爱国主义使战争文学具备了强大的精神穿透力,战争文学的阳刚之美鼓荡着人们的魂魄,战争文学还具有"传奇性"的审美特征。     

文学与战争——对战争文学和文学中战争描写的美学探讨

战争是文学最重要的对象和主题之一.从总体上看,战争文学和战争描写从个体、他人、群体、民族、国家、人类等的临界状态透视个体的体验与命运,构成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民族情感认同与人类情感认同、历史见证与心灵见证等复杂的矛盾关系,由此形成战争文学丰富的人性内涵、历史内涵与审美内涵.从战争感觉传达、动感画面创造、生存本能与攻击本能揭示方面看,战争文学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而攻击本能释放、生存智慧开启等则成为读者对之接受和喜爱的心理机制.     

民粹主义思想与“五四”文学

“五四”思想的民粹主义因子是温和而潜隐的,但从后来它的极端化引发的历史文化进程的灾难性后果来看,对民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所呈现出的面貌做一些本质性的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它会帮助我们理解本世纪历史叙事中的主能指及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学创作和相应的文学观念是“五四”民粹主义思想渗透的一个独特又重要的纬度,也是民粹主义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体现,从“五四”文学这一视角入手,做这样的梳理将有助于许多观念的澄清和理解。     

论五四文学主潮

本文认为,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文学是五四文学的主潮。文章对这一主潮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五四一代对于启蒙使命的自觉性与主潮的发展历程做了较为深入的阐释。     

自然造成"五四"文学

“五四”时期 ,“科学”、“民主”的倡导不仅对封建思想、专制制度进行摧枯拉朽的破坏 ,并且在文学领域也造就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势态 ,“五四”新文学带着儿童的率真和单纯 ,走向自然的境界     

"五四"女性文学中的性爱意识

女性性爱意识的现代觉醒是“五四”女性主体性觉醒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向父母争取性爱权利,到审视男性世界、辨析性爱标准;从坚守禁欲的爱情观,到建立灵肉相统一的性爱观念,“五四”女性文学在发展中逐渐培养出健全的女性性爱意识。     

“五四”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简论

近代女权主义思潮的深远影响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促动,催生出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群并很快形成一个创作高峰期;其中相当多的作品因其纯女性的视角和明显的反男权叙事而表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最初的强有力的潮头。     

从边缘到中心——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地位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翻译活动虽有所发展,但翻译文学仍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五四运动之后,翻译文学跃居中心位置。文章试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地位的转变及其原因,兼论五四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作用与影响。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在文学思想、语言发展和形式库方面需要翻译文学来为其提供新的思想和文学话语。     

为什么是“五四”？为什么是《狂人日记》？——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辩

社会形态的转型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当物态的现代交通、现代邮政、现代通信、现代印刷在鸦片战争以后纷纷出现,同时,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报纸、印书馆、高等教育、文学期刊乃至国家政体也迅速转型的时期,文学领域的变化不可能迟缓到“五四”,迟缓到《狂人日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应该有更早的时间点。     

论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思想影响不仅表现在人权至上,人格独立等民主主义观念上,还表现在改造国民性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上。另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新文化运动也为五四运动准备了一批鼓动者和骨干。     

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五四启蒙思想由于对传统性的全盘否定成了“无根状”思想。寻根文学表现出了更多的对传统的认同、欣赏甚至迷恋,而完全丧失了主体性和批判精神。这样,寻根文学追求的“国民性重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主将和中坚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的人格主体和文化心理层面分析,五四运动的发生与他们求真求新传播文化的职业本位意识、倡导个性追求自由的内心向往、济世救民安邦兴国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其群体队伍的扩大与成熟和"抵强御侮"、"国存自强"的民族意识等紧密相关.此外,政界暂时的相对宽容和学界的思想真空也为五四运动的引发创造了社会条件.尤为可贵的是,由五四运动孕育和提炼出的五四精神(如御侮爱国、怀疑批判、求真创新、自由民主和忘我献身等)不仅有其历史价值,而且有其现实意义.     

革命的五四观的萌芽——五四后期陈独秀、李大钊对五四的认知

五四运动爆发后几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五四作出了初步的解说。他们极力凸显其政治意义,赞扬五四政治运动中“直接行动”的精神,昭示了马克思主义者把五四视作一场“革命运动”的萌芽和共产党人五四激进革命话语的产生。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朝鲜三一运动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斗争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三一运动在斗争精神、斗争方式等方面深刻全面地影响、促发、推进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其突出特征是直接现实性。空前广泛性和内在一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