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邢台籍诗人述略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当时在邢台一带诗歌创作也呈现出繁盛局面,收录到《全唐诗》中的邢台籍诗人就有近四十位,他们以自己出众的诗才,为唐诗的发展繁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论唐代诗人对商人持鄙薄心态的成因——基于唐代商妇诗中商人形象的考察

通过对唐代商妇诗的考察可见：唐代诗人笔下的商人大多是轻易别离、薄情寡义的形象,这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商人的鄙薄心态。这种鄙薄心态的产生与士商地位的差异、士商社会形象的反差及诗人与商妇失意心态的共鸣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诗人轶事论略

唐代的野史资料,保存了大量诗人的轶事趣闻,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从中可以探测唐人的共同心理、社会习俗、历史风貌,诸如诗人的侠气雄心、狂放豁达,科场悲观、宦海沉浮,情天欲海、风月无边,嗜诗如命、爱诗若狂,等等。全面解读唐代诗人的轶事,有助于认识和品味唐代诗人充满个性化的多彩人生。     

“以诗取士”制度促进了“诗唐”的形成

汤燕君撰文《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指出,以诗取士是唐代统治者为了实现文德政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其根本用意旨在以儒家文化来规范文学,并通过这种被规范化了的文学来塑造儒性人格、选拔录用诗儒型官员。伴随着以诗取士的推行,习诗研诗之风获得不断延展,诗歌开始广泛进入唐人生活,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形成;同时,     

诗神酒吻——诗酒关系略说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诗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酒在诗人笔下几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写不完,唱不完。诗人以酒自名、以酒命诗,甚至还出现了许多诗人或文人撰述的有关酒的专著。诗中酒名因产地不同而异彩纷呈,以酒入诗描写离愁别恨、羁旅行役、壮心难酬的诗篇更是各有千秋。缘其由,酒能助兴也能钓诗,酒能触发创作灵感也能托起想象的翅膀,正可谓不言酒,难以成诗;成诗者,必得酒字。究其实,诗人饮酒,诗中写酒,都蕴涵着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复杂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内容。     

中国唐代禅宗诗歌的类型

唐代既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佛教禅宗的鼎盛时期,此期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禅诗.按禅悟特性,唐代禅诗可分为在凡诗、超凡诗、堕凡诗三种类型.在凡诗通过说理直接阐述禅学教义,超凡诗通过咏物抒情来追求脱俗的悟道情趣,堕凡诗则通过景物风光的描绘来隐喻禅义.唐代禅诗以一种空灵、清淡、恬静、和谐的艺术意境,把中国禅文化的精神和身受禅文化熏陶的文人精神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陈村翠微寺和徽州寺观

唐代大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诗形象地写出了宋齐梁陈到隋唐时江南佛教繁盛的景况。再度复兴的黄山区焦村镇陈村翠微寺，其初佛事的兴起就在唐代。     

唐代诗人李贺科举就试论考

考述唐代诗人李贺参加河南府试和赴京师会试的时间、情形及原因 ,分析李贺赴京会试的四种情形。结论表明 ,李贺应进士试不第 ,可能是礼部不准其参加考试 ,更有可能是他自己迫于压力放弃了考试     

陆游诗酒漫谈

诗人与酒有不解之缘。他们或开怀畅饮,或借酒浇愁,或以酒起兴。然而,真正将诗与酒融为一体而且“倾身事诗酒”的当属放翁陆游。     

论唐代小说的诗化现象

唐代是一个崇尚诗歌的时代。受这种崇诗风尚的感染,唐代小说呈现出一种诗化特征。唐代小说的诗化特征首先表现为小说文本形式中大量插有诗歌,其次表现为小说追求诗的情韵,表现诗的意境。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两者相辅相成。     

唐代“谒事诗”的内涵界定及其分类意义

唐人干谒活动中创作的那些反映干谒活动,或成为干谒活动媒介的诗歌作品即谒事诗,它既指直接反映干谒主体干谒意愿的诗作和反映干谒行为的诗作,也指用于干谒活动的诗歌,可分为干谒诗、省谒诗、行谒诗、送谒诗、答谒诗等五类.谒事诗概念的提出和分类,一是有利于厘清干谒诗的概念;二是对唐诗的分类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三是有利于对唐代干谒活动之于诗歌的影响作更深入全面的探究.     

参照互观:“第三代诗人”与“草原青年诗人”

以"第三代诗人"为参照系，考察80年代中晚期内蒙古青年诗人的"草原之诗"，会看到明显的差距，尤其在诗歌观念上更为不同、这直接影响了诗歌发展趋向。诗潮渐落，今日再思考，更期待内蒙古青年诗人的现代意义的"草原之诗"早日成型。     

孟浩然之死

孟浩然（689—740）,唐代诗人,孟子第33代孙。本名不详（一说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孟浩然的一生,徘徊于求官与归隐的矛盾之中,直到碰了钉子才了结求官的愿望,隐居起来,此后便写出了大量的诗篇。孟浩然的诗多为山水田园和隐逸、旅行等内容。虽不无愤世嫉俗之作,但更多的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     

诗人审案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文安县做官时，受理过这样一个案子。三十多岁的民妇刘月娥哭诉：“公婆去世早，丈夫长年在外经商，家中只有我和小姑相伴生活。昨晚，我去邻家推碾，小姑在家缝补。我推碾回来刚进门，听着小姑喊救命，我急忙向屋里跑，     

论唐代省试诗的传奇化

唐代省试诗内容与审美风格虽以雅正庄肃为主,但同时存在着新异骇怪的现象。不仅在广义的省试诗中有传奇化命题情形,而且在体现国家意志的科场试诗中也出现了传奇化元素。神仙故事、传奇异闻均成了省试诗写作对象。省试诗出现传奇化的原因,首先是出于对皇家歌功颂德的需要,其次体现出道家文化在国家意志中的位置,此外还明显受到唐传奇文化氛围的影响。虽然省试诗的传奇化并未成为传统,但这一新气象的出现是对传统命题范式的拓展与突破,表现出唐代省试诗创作的开放心态和革新精神。     

唐代佛学诗序的文化意蕴

诗序是处于诗题与诗文本之间、与古典诗歌创作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它滥觞于<诗经>的"诗大序"和"诗小序".真正文体学意义上的诗序创作源于魏晋、流于齐梁、盛行于中晚唐.不过,在研究界,人们对唐代诗序的关注却几乎阙如.实质上,走进诗序,那是一个与唐诗同样精彩且极富文化内涵的世界.佛学题材的诗序,是唐代诗序中的一个类别,据<全唐诗>统计,其数量约40篇,占唐代诗序总量的八分之一左右.不过,这数量不多的佛学诗序却真实地再现了从初唐到晚唐近300年间唐代文人与佛学之间密切的文化关联,以及文人们借佛学而关注生命、思考生命的心路历程.这无疑是我们解读唐诗以及唐诗人所不应忽略的文化遗存.     

蓬莱阕下长相忆——唐代诗人与天台道士的交往

天台山道教在唐代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许多诗人与天台道士进行过直接交往,从有关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和深厚情谊,从而为唐诗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马凯诗词的承流、近源与本体

古代诗人政治家是马凯诗词的远景,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则构成了其近源。马凯及其旧体诗词表明,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诗人政治家一直延续到当代。马凯作为经济学家,又从事旧体诗词创作,其旧体诗词也不当以普通文学作品看,而应纳入到“学人之诗”的范围。由于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学术理念与学科背景等不同,马凯诗词与元白新乐府、现代学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古代士大夫以儒家实用理性入诗,是产生现实主义诗歌的根源;马凯以现代实用理性入诗,其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现代学者以现代人文学术入诗,开辟了古典诗词的新境界,马凯旧体诗词以当代政治经济学入诗,是现代学人之诗的延伸与发展。与元白新乐府相比,是两种实用理性的不同;与现代学人之诗相比,是两种人文价值的不同。中国诗性智慧、现代经济学理与当代政治实践三者的和谐,既是其作品的独特之处,也是他作为诗人的贡献所在。     

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文化内涵发微

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是唐代宫怨诗一个重要的历史题材,文人巧妙地将悲怨意象和悲怨词汇相互运用,使之构成了一个富有典型悲怨文化的宫怨主题。铜雀台诗的悲怨文化从南朝发展至唐代不断丰富与革新,唐代文人的铜雀台诗创作不仅继承了南朝以来的怨文化,还对造成铜雀台悲怨文化背后的根源进行揭露与控诉,丰富了铜雀台诗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