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居士《论语》注研究

南齐沈居士《论语》注现存七条,是学术界的研究空白。以此七条为研究对象,可以很好地分析其和玄学的重要关系,以及其在《论语》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南齐的沈居士《论语》注,具有一反传统汉注的奇思妙解,而且深受玄学思想的影响,既受到王弼本末说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受到郭象思想的影响,一方面继承了郭象"性分说"来注解《论语》,另一方面发展了郭象山林和庙堂关系的学说。最后,对儒藏精华编一零四册皇侃《论语义疏》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沈居士《论语》注七条进行校对。     

顾欢注老佚文略考

顾欢有关《老子》的种种著作,尽皆亡佚。现存可能是顾欢注老佚文的材料,情况较为复杂。《经典释文》中的＂顾云＂不一定是顾欢注老佚文,有可能是顾越注老佚文。《道德真经注疏》和《道德真经取善集》中的＂顾曰＂,则可以肯定是顾欢注老佚文;敦煌文书S4430中的数条注文,不可能全都是顾欢注老佚文。     

玄学背景下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汉魏之际,经学开始酝酿一场变革。《论语集解》把汉代及魏初大儒的《论语》注汇集到一起,加上编者自己的注解,以此来改革汉代经学、缔创魏晋新学。此后,晋代李充、江熙等人相继仿效何晏集解体制,不断集结当代各家《论语》注释,使《论语》融入到玄学的大潮中。南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则充分利用前人集解成果,集六朝《论语》注疏之大成,书中的主体思想反映了魏晋六朝儒道会通的主题,是玄学背景下《论语》研究的经典之作。     

20世纪《列子》及张湛注研究述略

东晋玄学家张湛注《列子》以明己意,而《列子》真伪尚存争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列子》真伪争论颇多;至三四十年代以后学者始对《列子》及张湛注进行学理分析。随着魏晋玄学研究的深入,近20年学界对《列子》真伪的探讨涉及方方面面,张湛融通前代玄学及佛教思想的理论亦得到初步梳理。     

绍承汉学推陈出新——论范宁《论语》注的成就与特色

范宁的《论语》注,秉承古朴平实的汉学传统.注重训诂,对汉儒旧注加以精确审定,多有新见.义理阐发,现实性强;虽瑕瑜互见,但绝少受玄学影响,与魏晋玄学化注经的主流迥然相异.     

《三破论》撰者诸说检讨——兼论刘勰《灭惑论》在当时的影响

《三破论》是南朝佚名道教徒抨击佛教的一篇文章。后世对其作者有三种说法：顾欢撰写说、张融撰写说和范缜撰写说。实际上,《三破论》与顾欢等人的佛教思想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三破论》的内容多为宗教攻击,缺少理性分析与论证,这种论辩态度与南朝玄风相悖。以《三破论》为核心的论辩,在南朝并无太大影响。当代学者的研究,常常抬高以《三破论》为中心的佛道论衡在南朝学术争鸣的地位,高估了刘勰《灭惑论》在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影响。     

郑、何注《论语》的比较分析

郑注《论语》失传千年,20世纪陆续发现唐抄残卷,至今所得并诸书所引,已可恢复全书之半。本文持郑注《论语》与何晏等《论语集解》对照,探讨郑注之思路,分析《集解》之体例,论述其完全相反的鲜明特点。《集解》以荟萃汉魏训说之形态出现,先儒往往以《集解》为古注,与朱熹新注相对。其实,郑注在《论语》解释中建立他的经学体系,《集解》从《论语》解释中排除经学体系因素,两者背道而驰,较之《集解》与朱注之差距,有过之而无不及。郑注建立的结构,宏伟华丽,美轮美奂,值得品味。《集解》简易平板,本身无显著特色,只有与郑注对照,始见平易才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佛教流行与汉魏两晋正史对佛教的记载

在汇集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佛教流行对汉魏两晋正史佛教记载的影响。研究表明,东汉时期,佛教初传,影响很小且依附于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因此为官修纪传体正史《东观汉记》所忽略。三国时期,佛教渐趋流行,谢承《后汉书》和鱼豢《魏略》对佛教有了适当介绍,以助人们尤其是统治者对佛教的了解。由于当时人们只是将佛教理解为斋戒祭祀的一种,因此两部正史所介绍的主要是被视为"神"的佛陀的情况。此外,这一时期,佛教因势力有所增长而试图摆脱对道教的依附,从而引发了佛教与道教的斗争,这种情况在两书中也有反映。到了两晋,佛教迅速发展,最终引起了袁宏《后汉纪》的重视。但其对佛教的介绍和称颂有着浓郁的玄学色彩,这是两晋佛教玄学化和当时名士对佛教的理解的真实反映。     

马一浮对《论语》的佛学解读

马一浮运用佛教讲经的义理和方法解说《论语》,将《论语》阐释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运用佛教判教的方式,将《论语》摄属于六艺,认定《论语》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将佛教四悉檀运用于《论语》解读,在情景化的对话中准确把握文本的基本含义,体悟圣贤的本怀。除此之外,马一浮还运用了佛教的始终、本迹等义,在佛教义理比照下彰显孔子的微言大义。通过对《论语》的佛学解读,马一浮有关六艺的学思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表述和展示。     

论王弼《周易注》在其玄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弼《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刚柔并济、"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玄学、理学对《论语》学的拓展

<论语>学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由于<论语>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对现实的"应世随感"式的言论,而作为"垂轨万代"的经典则须作进一步理论拓展.魏晋、两宋是<论语>学的两座高峰,玄学、理学对孔门弟子不闻的"性与天道"作出一系列创造性诠释,从而推动了<论语>学的发展与内圣之道的建构.     

《论语》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

《论语》英译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然而文化专有项使理解和翻译《论语》的难度相应加大。讨论《论语》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并对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以便使《论语》英译更好地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后现代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的“图像转向”——蔡志忠漫画中英文版《论语》的启示

《论语》在其产生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论语》在其复译过程中产生了逾四十本风格迥异的译本,其中蔡志忠漫画中英文版《论语》为经典阐释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蔡版《论语》把作为一本充满东方气韵的古代哲思语录《论语》从独一无二或少数人特权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兼具民族个性及大众欢迎的文化产品,引发出我们对跨文化传播的思考。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的视界融合

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重要概念“视域融合”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亦有其重要意义。以辜鸿铭翻译《论语》的实践为例,辜鸿铭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国情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在追求视界融合的过程中作出较为积极、有效的选择,删除源语文本中不利于视域融合的部分,重视西方文化历史以拓展儒家思想的精华,为典籍英译提供了一种颇具参考价值的翻译方法。     

电视剧《甄嫘传》在台湾的影响探析

电视剧《甄娠传》在内地持续火爆，其热潮也在台湾蔓延开来。《甄娠传》不仅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七度重播，收视率超过台湾许多自制剧和同时段的综艺节目，“甄娠热”还成为岛内热议的话题。此番《甄娠传》在台热播，不仅是值得关注的影视领域的新现象，围绕《甄娠传》在台湾各界引起的争议，还反映出两岸文化交流方面的某些信号，更是值得研究和思考。     

证其所长考其所短——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简论

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是晚清时期考证皇侃《论语义疏》的重要著作。作者证其所长,考其所短,并对异文加以考订,体现出博采兼收、考证深入、实事求是的考证特点。     

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翻译策略

文化名著的翻译与传播受译者的经历和为翻译目的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制约。文章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关键词、文化事实的翻译特点,指出文化典籍的翻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有效的翻译策略能够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论语》“仁”学体系考论——兼及《论语》思想体系的“内隐”特征

《论语》"仁"学论争主要集中于"仁"概念是否具有明确的定义，是否具有体系性。《论语》中孔子以特定语境中的"省略式"清晰阐释了"仁"本质（爱人）及其临近属概念"德"，朱熹相关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可为证。《论语》中还阐释了"仁"本源（孝弟）、价值（利国利民），并进一步具体阐释为以"爱人"为其内核的"恭、宽、信、敏、惠"，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克己复礼"等实践要求，以"仁在其中""近仁""鲜矣仁""不仁"等形成"边界"，与老子、苏格拉底比较，是轴心时代早期最为清晰的概念定义且沿用至今。除了解释"仁是什么"，《论语》中还阐释了如何"为仁"，何为"仁者"，由概念、实践特性与实践主体构成完整的元儒"仁"学体系。《论语》"仁"学立足于实践智慧与社会效益，确立了具有鲜明是非、爱憎且注重利国、利民实绩，既非求全责备、也非徒有虚名的"仁者"条件，对于现代人类伦理构建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