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新诗创作

沈从文是在中国的新诗坛由所谓“革命期”向“建设期”过渡的进程中迈向新诗创作之路的。在“多方试验”、不拘一格的创作思想支配下,形成了他“复杂多方”的新诗创作格局：他既写下了大量的爱情诗、社会批判诗,也写下了一系列讴歌自然与生命、展现个人的性格与情愫、记载自己的心程路程甚或病程的诗。其中既有热情的呼喊,也有象征、隐喻、轻柔、平静的抒情。他的许多诗作可以跟他的散文、小说作品放在一起参照阅读     

边缘的守持——以同题诗《夜》探讨林庚诗作的创作转向

中国现代诗坛上,林庚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新诗探索者,他将一生贡献于新诗创作与理论建设中。林庚在其诗意人生中处于诗坛的"边缘",却用他博学精湛的学识和温和宽厚的态度守持自己的诗学园地。本文以同题诗《夜》为载体探讨林庚诗作从旧体诗到自由体诗创作,再到新格律诗创作的转变,重点阐释其转向的原因和方式。     

试论朱湘译诗的观点与特色

朱湘(1904-1933)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走向诗坛的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不断进步,由自然诗人逐渐过渡到面对人生的社会诗人。他勇于探索新诗的形式,曾对我国早期新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认为新诗是一方未垦的膏壤,然而却有丰美收成的希望。尽管他的一生短暂、坎坷,充满凄苦与幽愤,他却始终孜孜不倦地在这块膏壤上深耕细作,创作和翻译了大量诗歌,在我国新诗史上留下了他的业绩。 诗人热爱祖国,生无媚骨而刚直不阿。     

试论鲁迅新诗创作的终止

在新文学史上 ,鲁迅是中国新诗的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尽管他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新诗并不多 ,而且过早的终止了实践 ,但他的新诗毕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客观的说 ,鲁迅的新诗的实验与开拓的意义远远大于其艺术成果的积累。这也是本文考察鲁迅终止新诗创作这一问题的思想出发点。文章拟就 :关于鲁迅的新诗创作 ,鲁迅的诗人气质和诗人的鲁迅 ,从新文学史的角度看鲁迅的新诗 ,三个角度加以考察 ,尝试探讨鲁迅终止新诗创作的原因。仅就创作个体而言 ,我们很难简单的评价鲁迅的最终放弃新诗创作的选择 ,对于新诗坛乃至新文学发展的利弊得失。但需明确的是 ,鲁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艺术家 ,他是在对自己的个性气质深刻认知的基础上 ,在审视了自身的新诗作、新诗坛和整个新文学史之后作出的理智的选择。     

叶圣陶与我国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

我国新诗史上第一个诗歌刊物《诗》月刊的诞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既给“收获极其薄弱”的诗坛开垦了一片创作园地，又使极为“寥落”的批评界有了自己的阵地。从此，处在“筚路褴褛”的时代的新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刊物，新诗发展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本文评述了《诗》月刊创刊的经过，及其为新诗发展作出的“光荣”的实绩。     

论朱自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朱自清的新诗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给“五四”诗坛带来新气象;散文创作以“漂亮和缜密”、善用口语开创了现代散文的新局面;文学批评坚持进步性原则,不带门户之见;他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为胡适改诗”与新诗发生的内在张力——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批评研究

本文以新诗史上的一桩悬案——胡怀琛为胡适“改诗”事件——为讨论对象，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首先检讨了在新、旧诗坛之间，胡怀琛特殊的身份及发言姿态，由此透视出新诗发生期复杂纠葛的诗坛格局；既而又从具体的诗学角度展开分析，探讨了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批评中所暴露的新诗发生期的基本困境，即围绕新诗“音节”问题展开的争议，并剖析了“争议”背后的接受原因，以及新诗史上“声音”与“意义”间的内在张力。     

论田间的诗歌创作

在我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田间是一位有卓越贡献,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杰出的诗人.他以“擂鼓诗人”蜚声中外诗坛,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喜爱.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田间整整战斗了五十年,出版了三十多部诗集,三部诗歌评论集.他的诗歌创作道路和诗歌创作经验,是十分丰富的.认真探讨和研究他的诗歌创作和经验,对于繁荣和发展新诗的创作,促进新诗人的成长是有极为重要意义的.     

试谈“湖畔诗人”的爱情诗

中外文学史上,爱情诗创作大约和爱情本身一样古老,其数量何止成千上万!但是在中国诗坛上,用自由体形式专事爱情诗创作并在诗坛上产生影响的,则是从湖畔诗派开始。 60多年前,当新诗创作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开始蓬勃兴起和发展的时候,在杭州的西子湖畔,由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四个青年人组成的“湖畔诗社”宣告成立。湖畔诗社成立得快,解散得也快,前后不过三年多时间。虽则如此,这个诗派却以自己的创作风格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据着一席地位。湖畔诗派步入诗坛之初,当时中国诗坛上虽然已有不少人尝试着写作新诗,但比较有地位且出了诗集的只有胡适、郭沫若、俞平伯和康白情四个人。“湖畔”这几个无名小辈能够跻身诗坛,当然跟他们诗作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特色不无关系。“湖畔”诗人的诗,就其创作数量看,只有四人合集的《湖畔》、《春的歌集》、     

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

面对日趋衰落的新诗创作状况,著名诗人贺敬之不久前率先提出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事关中国诗坛的走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文化强国、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精神,我认为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我国诗文化真正走向新生和复兴繁荣,重新成为人民的精神家园,实在是新世纪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郭沫若爱情诗的审美趋向及其缺陷——兼及郭沫若诗创作的一些美学特征

郭沫若以爱情诗创作走上新诗坛。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他说:“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指安娜——引注)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这些诗作于1916年,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新情诗。1925年,郭沫若创作爱情诗集《瓶》,这是他另一段浪漫而没有结果的爱情插曲的收获。《瓶》含序诗共43首,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纯爱情诗集之一。据作者说:“《瓶》在写出的当时自己颇适意”,发表后被吟诵一时,诗人蒲风称誉为“中国诗坛的空前的抒情长诗”。《瓶》之     

郭沫若初登诗坛的“伯乐”是谁?

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者郭沫若,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而登上诗坛的。但是,谁是郭沫荇初登诗坛的“伯乐”?也即是说,谁是当时《学灯》的编辑?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说法。倪墨炎同志代表了一种较通行的说法。他在《郭沫若怎样登上诗坛》一文(见1982年11月16日《新明晚报》)中说,郭沫若因为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送曾琦往巴黎》这首真真正正的白话诗,而唤起了自己也去写白话诗的胆量,就把自己的诗作寄给报社,不久也在《学灯》上发表了。倪文的结论是:“引发郭沫若写新诗的是康白情,但郭沫若的‘伯乐’却是《学灯》的编者宗白华”;其根据是郭沫若本人的创作回忆:《我的作     

五四诗人刘延陵

刘延陵是五四时期的著名白话诗人。在新诗创作、外国诗歌译介、新诗园地开拓、青年诗人培植诸方面均有积极贡献。五四时期和30年代的诗作,以其内容的新颖和风格的别致,在新诗坛产生过广泛影响。文章对刘延陵的新诗创作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依据信件、访问和史料对其生平作了真实记录,纠正了某些模糊不清的记述(如留学的国度、时间等),全面展现诗人在中国新诗坛的真实面貌。     

论惠特曼对郭沫若“惠特曼式”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草叶集》到《凤凰涅槃》的明示

美国诗人惠特曼是十九世纪最接地气的人民诗人，是民主自由的倡导者和礼赞者。他的诗风雄浑，大胆而有力，清晰、朴素而真实，诗歌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他诗歌中创作中的人民性、民主性、民族性不仅影响本国诗歌创作，而且穿越了时空，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人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可以说深受惠特曼《草叶集》的诗学思想影响，诗人从《草叶集》中找到了艺术的喷火口。郭氏“惠特曼式”的个人咏叹与豪放在中国诗坛上影响了许多年轻诗人，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创作出积极向上的新诗，表现了一种时代精神。     

试论郭沫若的《牧羊哀话》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郭沫若几乎是同时升起的两颗文学巨星。他们都是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但是,人们在评价这两位巨星时,往往只论及鲁迅对现代小说创作的奠基作用和郭老对新诗发展的开拓功绩。这样说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却不够全面。其实,鲁迅对新诗发展,郭老对小说创作,也都有着重要的贡献。鲁迅自己就说过,他在新诗发轫时期,“也做了几首新诗”,“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集外集·序言》)与这种情况相类似,郭老在现代小说创作方面也起了     

论胡适的新诗理论与创作

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最早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他的新诗理论与创作，不仅是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的一种中介形态，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美学意义。因此，全面地透视胡适的新诗理论与创作，对于我们科学地研究２０...     

意义的寻求还是诗艺的探索——论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坛出现了在当时著名的“二梁之争”。表面上看，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是意气之争；但是，在逞才使气的背后，他们的争论是由于各自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迥异造成的。“二梁之争”发生在中国新诗从“非诗”走向“本体的诗”、从“散文化”走向“纯诗化”的分歧路口，在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上有其丰富的内涵。     

新诗的"有形"与"无形"--以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为中心

林庚是中国新诗格律探索中最坚韧的跋涉者之一。他从 1931 年以“自由诗”作者的姿态初涉诗坛始,至1935年前后转向“新格律诗”的实践,直至20 世纪 80、90 年代以论文方式继续诗歌格律问题的思考,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由形式及本质,突破了以形式划分新诗和旧诗的简单化思路,深入涉及了“诗的内容”、“诗的本质”等诗歌内质问题的探究。同时,他的“九言诗”等创作尝试也在格律实践、融会民歌因素等多个层面上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批评、研究不无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试论闻一多的“三美”论

闻一多是我国杰出的爱国诗人。早在五四时代他就开始写新诗并关注着诗坛的动向。一九二二年,他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时曾写了一组新诗评论,对五四初期写实派自由诗那种浅露直抒的倾向深表不满。他提出“作诗永远是一个创造庄严地动作”,强调“幻想”和“感情”是诗的“两个重要的质素”。他还认为诗是一种美的艺术,     

臧克家的新诗创作对当代诗坛的启示

臧克家先生为中国诗坛留下一份丰厚的遗产,他的新诗创作对当今诗坛仍有深刻启示。一、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始终坚持一种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二、以情为主的创作主旨,多种多样的抒情方式;三、广泛吸收中外优秀文化,虽有侧重,但不偏爱。这些,都值得当代诗人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