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釐(莱)仆”与“人鬲”

<正> 《叔夷钟》记叔夷伐釐(莱)有功,齐灵公明令予以赏赐,道:“锡女马车(铸作“车马”)戎兵,釐仆三百又五十家,女以戒戎作”。郭沫若先生释曰:“以莱之遗民三百五十家为其臣仆也,古者国灭,则人民沦为奴隶。本器足证春秋中叶以后奴隶制度犹俨然存在也”,是郭老读“仆”为奴仆之“仆”。按《叔夷钟》以“莱仆”与“马车戎兵”并赐,下文又明言二者并赐的用途是供叔夷充实军备,“以戒戎作”,可知“莱仆”就是驾驭“马车”的甲士,“仆”当读为仆驭之“仆”。《静簋》:“王令静(?)射学宫,小子众服众小臣众夷仆学射……”,“莱仆”即“夷仆”之属。“仆”既学射于王之学宫,又为贵族驾驭战车,则其职为车兵,其身分属贵族,并非服家内杂役的奴仆。郭老忽略了“仆”有臣仆与仆驭二义,指车兵为奴隶,显然是一个失误。古时奴隶本无充军资格,更不必说充当军队中的主力——车上甲士了,赐之与“以     

田生金《按粤疏稿》中的澳门史料

田生金《按粤疏稿》是明代广东文献中极为罕见之书，该书不仅保存了明中后期大量的广东原始资料，而且还披露了这一时期来自澳门的重要讯息，内容涉及澳葡商人的走私活动、葡人定居澳门的时间、澳门海防同知的设立及澳门朝鲜奴仆的“冤狱”等问题。这些文字，或证史，或补缺，为明代澳门史增添了极为宝贵的史料     

明代皇商官商刍议

明代是我国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皇室贵族和封建官僚们逐渐抛弃了“重农抑商”的老传统,争相参与商业活动,到明中后期形成了“无官不贾”的局面。明代皇商官商的出现,是明代经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明代皇商官商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们有何特点?它们对当时社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本文就此作初步的探讨。     

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

诸申,是女真及早期一般满人对自己的称呼。对于诸申的问题,前人只是在分析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时附带谈及,意见亦颇悬殊。有的同志把诸申当作奴隶,有的认为是封建依附农民,有的还把大多数诸申定为小奴隶主。恰当地断定诸申的身份和地位,对于弄清早期满族的阶级关系,正确判断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满文老档》和有关文献的记载,我认为,诸申的身份和地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期的诸申,并不是奴仆、奴才,而是任意耕猎的氏族成员。随着满族进入到奴隶社会,诸申便下降为奴隶占有制国家统治的穷苦平民。以后,当满族向封建制过渡时,诸申也相应地转化为封建依附农民。     

从“圈地”到“丈放”：民生视角下清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制度是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和工具性制度设计。清朝的地权形态主要有庄田旗地制、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所有制。明末清初,满清贵族通过“圈地”“拨补”“兑换”建立庄田旗地制且实行奴仆式生产。而后,通过“计丁授田”“更名田”“租佃制”让农民获得了部分耕种权,通过推动租佃制发展、废除主佃主雇之间的封建名分少量松动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通过“摊丁入亩”等田赋制度改革助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人口数量增长。清朝中后期,由于地权高度集中和多重剥削压迫,农户纷纷破产,民生日益凋敝。内外交困之下,清政府“丈放”旗地以转嫁危机。从“夺民田为官田”到“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双重掠夺,承载了庄田旗地制的兴衰,也折射了清朝土地制度与民生状况的互动过程。以史为鉴,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警惕资本侵蚀和权力掠夺是乡村治理中民生工作的基本准则;农地制度的工具性应当首先尊重农民的创造性,注重农民的生计改善。     

《黔诗纪略》中贵州诗人诗歌的整体考察

明代贵州本土诗人诗歌创作一方面秉承了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形成了“明道”、“忠君”和“济世”的创作主题;另一方面又结合明代社会现实,展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诗人学者的真实心态,形成了以忧国伤时和闲适放达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创作主题,在明代的诗坛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黎族合亩制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質的研究

关于黎族合亩制問題,解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合亩制是“具有原始氏族部落性貭”的組織;有的认为是“父系家庭公社”;有的认为是“农业公社残余的一种类型”;有的认为是“原始的家长制的共耕社”;有的认为是“家庭公社残余的一种形式”……等等。我們发现所以存在这么多分歧的意     

明清社会心理与拟话本小说的兴衰

社会心理的改变直接影响拟话本小说的发展。明代中后期尚利、尚情、尚俗的社会心理导致了拟话本小说的繁荣;明清易代,天崩地裂,救世、讽世、玩世的社会心理促使小说进入又一个高潮;而康熙以后,盛世光环下的高压避祸、经世、顺世心理使拟话本小说走向衰落成为必然。     

试析明代江西的佃仆制与租佃制

文章认为明代豪强地主经过明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和清兵入关后的烧杀抢掠而大量瓦解,佃仆制至清初也被瓦解。至雍乾年间,明代租佃制下地主对佃农的额外剥削也大量减少,代之而起的是比较自由的租佃关系。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论析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形成于政府划分文武职官和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确立。选拔官吏的途径很多 ,各有其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时代特征。举其要者 ,有战国时代的“客卿制”、两汉的“察举”与“征辟”、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客卿制”注重实践性 ,但缺乏必要的教育程序 ,具有较为原始的色彩 ;“九品中正制”是一种“获得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具有强烈的特殊主义与感情色彩 ,是典型的“任人唯亲” ;“科举制”作为一种“自致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在贯彻公平原则上较为彻底 ,体现了择优录取、一视同仁的合理化原则 ;“察举”与“征辟”是一种“赞助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介于“获得性”与“自致性”二者之间 ,过于原始、粗疏 ,容易发生不公平现象 ,缺乏合理化的有效保障。科举制不仅在于考选人才 ,对于维护中央集权 ,促使社会流动 ,有更深层的作用。     

从一份文书档案看雍正间“佃仆开豁制”在休宁的实行

明清时期的佃仆制是一种具有严格隶属关系的租佃制度，佃仆又被称作地仆、庄仆、庄佃、火佃、佃民、伴挡等。佃仆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与地主之间存在主仆关系，佃仆因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而以契约或宗规家法形式确定与主人的关系。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是区别于一般佃户的主要标志。主仆的名分是终身的，而且延及子孙，世代相承。佃仆没有迁徙自由，婚配受到干涉，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但他不是奴隶，可以组建家庭，有一定的私有财产。佃仆制度流行于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广东等省的某些地区，其中尤以徽州、宁国地区最为盛行。     

关于徽商起源于东晋的外因论与内因论——徽商起源札记(二)

将“新安歌舞”与徽商联系起来的研讨,我们所见的有《知新录》和《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下简称《佃仆制》)它们都认定:“新安歌舞”便是东晋时期新安商人的离别之辞。《佃仆制》于此写道:“徽商的兴起早在东晋时期”,“他们外出经商的离情别意被编入歌辞供娼妓演唱,说明新安商人的经商活动已为时人所知。”     

明代诗学状况与《诗源辩体》的写作缘起

本文主要论述《诗源辩体》产生的创作与批评背景。《诗源辩体》是直接针对历代诗论与诗选状况,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的种种倾向而产生的。明代前期以《唐诗品汇》为代表,许学夷评其述源流、序正变方面“率多谬误”。又批评明代中后期几种论诗倾向:偏重学习齐梁、晚唐诗的一派,以杨慎为代表;只提倡学习《诗经》与汉魏诗的一派,以徐祯卿为代表;袁宏道的“背古师心”与钟惺等人的“诡诞相尚”是其反对的第三种论诗现象。针对上述种种诗学状况,许学夷特别强调辨别体制的重要性。     

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趋向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涌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历社会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诗学等发展阶段,取得重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急需反思和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转向“文化诗学”,即以“社会身份新疆界说”为基础,把文化批评与文学审美相结合,将取代性别诗学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趋向.     

论方孝孺之死对明代士风的影响

笔者通过论述方孝孺学行修养和他在明初士人的影响,来分析“读书种子”的内涵。通过对“读书种子”在明代士风中的意义的分析,笔者认为,明成祖朱棣对方孝孺的屠戮,恰恰是对明代士风最大的破坏,是造成明代中后期士风崇尚清谈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末官吏腐败

《醒世姻缘传》的结构框架是一个冤冤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但在实际的行文过程中,作者以写实的手法,对晚明社会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再现与摹画,特别是对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官吏堕落、腐败现象的揭露,让我们在历史之外对明末社会又多了一些生动形象的感性认识。     

关于股份合作制几个问题的讨论

上海市经济学会与社科院经济所、《学术月刊》社联合举办的经济改革热点、难点问题第五次讨论会于2月24日举行。讨论主题是股份合作制问题。现将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一、关于股份合作制的理论依据。有的认为,股份合作制就是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实现形式。有的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指劳动力和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而不是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其背景是产品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不能相提并论。股份合作制的理论依据,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制和股份制思想,而不是“重建个人所有制”。有的认为,股份合作制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基本点是把个人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融合为一,并结合在公有制里,形成以个人占有为基     

清初逃人问题初探

清初，统治阶级通过战争俘获、“投充”、藉没、契买，迫使大批汉人沦为满州人的奴仆。奴仆在政治上倍受压迫，人身倍受虐待，大批奴仆以逃亡作反抗，出现了许多逃人。统治者为制止逃人的反抗，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及其相关律例。逃人问题是清初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它促使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缓和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了奴仆制度的解体，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当时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从祁门善和里程氏家乘谱牒所见的徽州佃仆制度

根据现有的文献和民间文约记载,明清时期,存在着一种具有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佃仆制。而皖南的徽州地区尤为典型。随着徽州地区大量佃仆文约的发现,佃仆制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的同志已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关于佃仆的起源、性质,及其演变,本文不可能作全面的探讨,仅就祁门县善和里程氏的家乘谱牒、文约,结合其他文献记载,作者实地调查所得,相互参订,作一个侧面的初步研究。     

试论明代西北马政的衰败原因

<正>马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特有制度,即封建国家对官用马匹的采办、牧养、使用等方面所实施的行政管理制度。自秦汉以降,迄于明清,它一直是历代兵制和财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西北马政,是明朝政府经营西北特别是巩固西北边防的重要措施。,明初以来的数十年间,由于仆苑官牧机构健全,制度谨严,官得其人,职专其任,以及采办马匹的多种渠道的畅通,监苑官马常年保持在数万匹之多,西北马政确实出现了仆苑两旺、足充边用的局面。但明中期以后,西北马政的弊端日滋,其景况大不如前了,弘治时杨廷和即说:“马政之弊,自京师以达于天下,在在有之,而陕西监牧为多,其弊尤甚。”明代西北马政情况也确实如此。明代西北马政的日渐衰败,究其原因,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