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低生育率

本文对我国生育率转变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计划生育的努力目标,我国的低生育率已成为现实。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育率下降起点高但降幅大,因而我国人口的急剧转型引起社会经济转型滞后而产生诸多挑战。但必须充分认识到,与持续低生育率相伴随的问题,既有消极方面,更有积极方面。生育率下降在带来与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外,也将对我国的教育、就业、妇女地位等产生积极的深刻影响。从发达国家经历看,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零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福利的影响更取决于社会条件、经济形式与制度性因素,因此,不仅人口政策必须要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且要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来减少和消除低生育率的消极后果。     

低生育率的社会学后果研究

一、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经历了 70年代迅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之后 ,于 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分水岭 ,即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又进一步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进入 90年代 ,中国人口生育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下的人口比重由 80年代末期的 33 %上升到 1992年的 82 %① ,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发生了质的飞跃。世纪之交 ,我国总体人口继续保持着低生育水平 ,1999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仅为 1 8,低于更替水平许多。就世界范围来看 ,我国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 …     

浙江省21世纪适度生育率研究

本文系“持续低生育率的挑战与建议”课题研究报告中的一部分。文章以我省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为出发点，研究适度人口量的上限值，再结合人口年龄结构合理化，从数十种生育率方案中选择比较理想的２１世纪人口发展理想模式。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明确提出，浙江省普遍实行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的最佳时机是２１世纪中期，当然这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人口学根据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生育率转变的标准模式，即经济发展是生育下降的唯一动因。本文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有别于传统的标准模式，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为生育率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走的是一条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的特殊道路。     

人口转变及后续社会保障对策研究

从1999开始,我国人口再生产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类型,这种转变是经过30多年艰苦卓绝的计划生育工作和生育政策强力控制生育而迅速实现的。当然也带来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向社会保障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社会和政府对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社会保障工作要统筹考虑,要有新的思路和对策,并能维持来之不易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低生育水平,我们认为,这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的重中之重。     

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2010年间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考察与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已降至1.5左右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不堪设想。重新审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避免中国未来出现严重人口危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低生育率下生育政策改革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低生育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现状,然后在分析生育率迅速下滑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人口生育率的改革建议.本文认为,为了提升生育率:一是应当改革产假制度,缓解职场"女性歧视",降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二是应当大幅提高生育保险缴存标准,并通过增加现金津贴,设置生育激励基金奖励企业鼓励生育行为.三是应当为积极响...     

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对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认识与思考

以生育率下降为核心的人口转变是人口变动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自然引致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我国的实践说明,在低发达水平条件下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也可以实现人口转变,但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政治成本,并造成"未富先老"等严重的人口社会经济问题。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应该从深层次上进行反思;对当时承诺只用于"一代人"、已达到预期目的、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尽快做出调整。     

新中国建立后的人口理论与政策概观

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不仅是当今中国的人口政策,而且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七十年代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行计划生育,在短短二十来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人口的增长率有了大幅度下降,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六十年代的5.68下降到八十年代的2.07,人口再生产类型正在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各民族人民的婚姻、生育观念,正在由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转变。这些成就的取得,其中很重要的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生育率变动的社会经济后果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人口科学研究中断近20年以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刚复兴的人口学界一开始就面临着人口爆炸的挑战,亦即,由于人口增长始终迅速,中国人口比建国初期已翻了一番,庞大的人口业已构成中国现代化的负担,并且增势依然猛烈。在这种情势下,学术界对人口控制的关切胜过了其它方面的研究。如果说,学术界对生育率变动的后果还有所研究,那么,这种研究主要在于高生育率变动的后果方面,对于生育率下降的后果研究则是空白,尽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三孩政策背景下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的思考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这与近年来逐渐凸显的低生育率以及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目前,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生育保险制度也面临着新的需求和挑战.本文基于"三孩政策"的背景,梳理生育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探究生育保险制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生育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受益程度...     

贵州省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趋势探析

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客观准确地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对于科学地认清人口形势是很必要的。本文主要根据《贵州省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以及《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对近10年来贵州省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和孩次别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年龄别生育率 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是分析妇女生育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用以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的年龄分布特点。     

迁移经历、生活压力与我国女性生育意愿实现

在我国流动社会与低生育率的双重背景下,以往研究多关注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二者间的偏离,尚未将二者建立直接联系来分析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释放与实现。对此,本文基于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建构"生育意愿实现度"指标来考察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的影响。研究使用CLDS2016数据并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发现：首先,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多,生育意愿越不容易得到实现;其次,迁入地生活压力的提高是迁移抑制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机制,生育的“经济空间”越小,生育意愿就越难以实现。本文认为,经济因素是迁移群体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关键要素之一,破除收入壁垒与降低育儿成本是释放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双重路径。     

现代社会还能包容多子多福的价值吗?——浅论现代性对生活世界的挑战及其调适

在强调家庭价值的儒家文化圈，为何多子多福的价值不再见容于现代生活?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固然与生育率下降有着相关性，但也需要注意现代化进程对于传统婚育观念和个人生命意义所带来的持续冲击和改变——现代性导致个体从具有凝聚性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共同信仰中逐渐抽离出来，个人与原有的社会角色和责任之间脱嵌。本文在检讨现代性对婚育制度带来各种挑战的基础上，确认在当今时代婚育制度仍然是活着的社会制度，人口问题与人类婚育的社会属性及其社会功能密切相关。鉴于现代国家透过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在调节生育率方面收效甚微，本文提出重拾“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价值符号，探讨中国固有的家庭主义伦理价值制衡现代“个体权利”过度扩张之可能，并关注现代社会婚育形式的变通和策略性转变，寻求走出集体性生育困境之途，让中国的生育率逐步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使中华民族人口得以正常延续。     

开创可持续发展的低生育格局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实质是“生育机制”和“工作机制”的转变“稳定低生育水平”这种提法 ,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生育水平”的高低问题 ,是数量问题 ,其实是一个“生育机制”和“工作机制”的转变问题。而如何转变 ,实际上又是如何认识人口规律、如何调整利益格局的问题。这里的“生育机制”主要指生育决策的过程。譬如 ,能不能实现从家本位生育决策向个人本位生育决策的过渡就很要紧 ,而“工作机制”是指做好生育控制、生育服务工作的具体思路和运作方法。“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促进人口现代化的需要 ,是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需要 ,是…     

文化适应--研究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新视角

传统的经济生育模式已不能完整地阐明流动人口生育行为.文化适应作为一个不同于经济、社会、政策的因素而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在明确文化适应内涵及文化适应作用于流动人口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形式和过程的基础上,探讨从文化适应角度来研究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提出文化适应机制将使我国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而有利于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