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的+是+N"歧义格式补议

马庆株先生指出“语义是形成句法聚合的基础 ,语义成类的制约词语和词语之间的搭配 ,制约语法单位的组合行为和表达功能”。该文就是利用马庆株先生在 [ 顺序义 ]体词和对上对下类动词方面的研究成果 ,发现具有顺序义的指人名词和对上对下类动词对“V2 的 是 N”句法格式是否有歧义有一定的制约 ,并且很有规律性 :当N为顺序义最高项或最低项时 ,“V2 的 是 N”句式一般没有歧义 ;当N为中间项时 ,该句式则存在歧义。同时不同系列的衔位名词之间的权势关系或一致关系也对歧义的理解产生影响。另表人名词多义词引起的歧义既和词汇有关 ,也和句法有关。     

高校“创新+”人才拓展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新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等教育教学迎来新的改革,其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创新型拔尖人才。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高校构建“创新+”人才拓展培养模式,需要对学生、学校、企业三方面的调研数据进行数学分析,总结人才拓展培养方案,最终落脚到“双一流”建设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     

“By+gerund”结构的理解与翻译

本文着重就“By+gerund”结构在句中的各种语法功能以及在英译汉时的翻译技巧作了探讨。     

高校“1+X+N”“双创”实践平台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合肥H大学为例

高校创新创业平台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载体,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搭建高校“1+X+N”“双创”实践平台体系架构,形成集“成果展示、实践教学、创客活动、竞赛培育、项目孵化”五位一体的运行模式,具有以学校为主导、以学院专业为特色、以平台为依托、以学生为主体、以竞赛为驱动、以项目为牵引的六大特色。通过合肥H大学实践案例,表明该体系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中取得了良好成效。     

从“同城同待遇”到“同城同待遇指数”——中国的三元社会结构与人口城镇化政策

中国人口城镇化政策必须超越城乡二元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充分认识中国已经并将长期处于市民、农民、移民(流动人口)三元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一揽子谋划解决市民、农民、移民三大群体的待遇问题.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追求“同城同待遇”,并不是指生活在一座城市中的市民、农民、移民享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待遇,而应该是“同城同待遇指数”,即同一座城市的市民、农民、移民的待遇指数基本相同.要围绕市民、农民、移民三大群体的待遇问题做好人口城镇化的政策设计,在定量分析测评待遇指数的基础上,采取“完善市民待遇、提升农民待遇、落实移民待遇”的路径,不断缩小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的待遇指数,最终实现“同国同待遇指数”和共同富裕.     

基于语料库对比分析“habit”与“习惯”的搭配异同探析——探讨中国学习者习得“habit”搭配的规律

habit对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说,并不陌生。在学习的初级阶段,学习者积极使用habit及其搭配,搭配形式多变,但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其使用能力并未随之提高。本文从habit与习惯的词典释义出发,基于语料库对habit与习惯的搭配习惯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habit搭配的规律及其潜在的原因。     

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

日本外务省官方文件《外交蓝皮书》涉华部分内容的变化,既能反映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及两国间关系的变化情况,也能客观反映中日两国外交互动行为中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情况。在国家形象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视角下,以Nvivo12软件作为文本分析工具,对1991—2020年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进行质性编码分析,编码结果从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结构性认知视角全方位呈现了在此期间日本外交界对华认知的内容和随之建构起的中国“身份标签”。在地缘结构层面,《外交蓝皮书》认识和观察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中日互动过程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为,关注重点集中在中国的实力基础、中日互动机制以及中国的国际意图三个方面。在身份建构方面,《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形象有空间、时间和道义三个维度,空间维度上,中国的身份既是“矛盾对象”,又是“联手管控矛盾者”;时间维度上,中国作为“合作者”的身份定位随着日本自身的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道义维度上,日本的对华认知呈现不稳定的趋势,存在“知觉不一致”的疑虑。     

基于“对分课堂+超星学习通”的《食品分析》教学改革探究

针对《食品分析》传统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采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并结合“超星学习通”,对该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教学过程分为课前准备、教师讲解、小组讨论三个步骤,在有限的学时内,既让学生掌握了系统知识的精华部分,又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及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思考,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香港市民阶层流动意识探析:结构与认同下难圆的“香港梦”

1960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给香港市民带来了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香港梦”成了描述香港社会阶层结构相对开放的一个大众话语。但1980年代中期以来,阶层结构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客观的远距离阶层流动消失,这种乐观感也随之消失,1990年代的金融风暴和住房泡沫的破灭,使香港进入了一个“中下流”社会。本文基于阶层化的理论,以经验数据为准,发现中下层的市民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定位都处于低下地位,而拥有比较悲观的向上流动意识,这反过来又制约他们向上流动,“香港梦”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向——关于中国“从何处来”和“向何处去”的一种结构分析框架(英文)

30多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内含功能思维→政府主导→理论引领→混合结构→人民主体五个结构要素和相应的五个演进梯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执政为民)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实践创新),决定了其基本趋向应是在深层结构→核心体制→运行方式三个层级上进行改革并力争实现重大突破,体现为调整结构→改革体制→转变方式→建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