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凉大姓略考

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一带曾先后产生过五个凉政权。在这五个政权中,河西世家大族始终占有统治地位。本文试对西凉政权中的大姓渊源进行一些考察。西凉政权由李暠于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建立,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为北凉沮渠蒙逊所灭,立国二十一年,历二主。西凉政权可以说是河西大姓,尤其是敦煌大姓的产儿。早在曹魏时期,河西世家大族即已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了。《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载:“太和中,(慈)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     

琅玡山魂

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有一个倒霉的京官,从当时的首都汴梁城贬谪到滁州来当州官。这位太守在公事之余,常到琅玡山漫步,和开化律寺(今日的琅玡寺)主持僧智仙交上了朋友。琅玡山的美景美酒欢迎这位刚直不阿、降谪失意的太守到来。从此,这位太守深深爱上了琅砑山。悟性很高的智仙和尚便在琅玡山“峰回路转”的“让泉”西坳建立一个山亭,请那位太守好友为该亭作记。“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这位太守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作者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篇《醉翁亭记》,竟然成了千古绝唱。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吏行制度

汉代官吏到地方出行 ,像刺史行部、太守行县 ,史料记载较多 ,但对于下层一般官吏的出行 ,《汉书》等文献却鲜有记录 ,情况知之甚少。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记录了东海郡太守府一名属吏全年的出行活动 ,应是代表了汉代一般官吏出行的基本情况 ,从中分析可以大致看出其所反映的汉代地方一般官吏出行的事由、住宿、旅费报销、回府报告等方面的制度 ,堪补正史记载之缺     

沈约任东阳太守的时间

沈约究竟什么时候在东阳(今金华)任太守?初步考订,沈约于隆昌元年春(公元四九四年)到任,建武三年(公元四九六年)春或夏离任,首尾长达二年或二年稍长。沈约出任东阳太守,时间在隆昌元年春,证据有四。《南齐书》本传:“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南史》本传:“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按:两传不误。《南史·刘勔传孙孝绰附传》:“父绘,齐时掌诏诰,孝绰时年十四,绘常使代草之。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命驾造焉”。孝绰大同五年(公元五三九年)卒官,年五十九。逆推,隆昌元年,年十四。知沈约离京(建康,今南京)赴东阳太守任,不可能早于隆昌元年(公元四九四年)春。此其一。《文选》卷二七,有沈约《早     

赴台喝口咸豆浆

正在大陆袁常听朋友说起永和豆浆袁充满了景仰的口气袁跟小朋友说到麦当劳或肯德基一样遥他们总以为野永和冶是家百年老铺袁传承有序遥其实野永和冶本来不是店名袁是地名袁是夹在台北市南端川端町与台北县中和乡之间的一片泄洪区遥川端町是日本名称袁其北紧接着萤桥町袁是沿着厦门街在日据时期就发展的两块住宅区遥川端町之南就是新店溪袁溪上有座单行的川端桥渊后来改名中正桥冤袁过了桥就是乡下永和了遥我在1949年随父母定居     

敦煌研究的锁钥——喜读《莫高窟年表》

杭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著名敦煌学研究家姜亮夫教授编撰的《莫高窟年表》,最近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问世。亮夫先生早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从王国维学文字声韵之学。三十年代中期游学欧陆,在长达二年半的时间里,遍读巴黎、伦敦、柏林等地所藏敦煌经卷。其间曾受友人王重民之约,摄制韵书卷子,后成《瀛涯敦煌韵辑》二十四卷。归国后,又在通检斯坦     

居延汉简札记(下)

(四)复五铢钱十一月丙戌,宣德将军张掖太守苞、长史丞旗、告督邮□□□谒部农都尉官□,移书到肩水,视亭市里显见处,令吏民尽知之,商县起察有毋(无),四时言,如治所书律令.(《居延汉简释文》第68页)将军使者、太守议,货钱古恶衉?碎)、不为用,改更旧制,设作五铢钱,欲使百姓钱行殊能.(同上)     

葛洪道教思想研究

葛洪,字雅川,丹阳句容人,生于西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卒于东晋穆帝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祖父葛系为吴大鸿胪,父葛悌初亦仕于吴,后为晋邵陵太守。葛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广览众书,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导养之术。从祖父葛玄,吴时学道,号为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葛洪先就隐学。后又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鲍玄亦为神仙家,据说能“逆占将来”。葛洪传玄业,并兼综医术。晋太安中、石冰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葛洪又随吴兴太守顾秘参与军事,为将兵都尉,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迁伏波将军”,“赐爵关内侯”。后又入罗浮山,炼丹终生。葛洪既是一位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又是一位宣扬神仙道教的宗教家,在他身上牧师与刽子手的两项职能是兼而有之的。葛洪更是道教的理论家,著有《抱朴子》、《神仙传》、《隐逸传》等书,为宣传长生不死的神仙学提供了一套理论根据,是道教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李贽思想演变中的两个问题考辨

李贽一生思想转变有多次,较大的一次是大衰欲死,翻阅佛经,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之时,其时间为李贽在姚安太守任上的万历五年秋至万历八年冬;李贽以佛理释老庄,对老庄的理解升华到一个新境界,表现为《老子解》与《庄子解》。《老子解》完稿于万历九年冬,并随即刊刻。即非万历二年,也非万历十二年。     

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作期考

作者依据近年来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考证了清初大诗人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如《永和宫词》、《东莱行》等的作期,纠正了旧说的谬误。     

吉州窑的兴废问题

吉州窑,在江西吉安市沿赣江南去约五公里的永和公社.宋元丰年间,1078——1085建东昌县,县城在永和镇.吉州窑因地名称永和窑.东昌属吉州所辖,所以又称吉州窑.当时永和因瓷业兴旺,集市繁华,寺观林立,成为吉州的名胜地区之一.所以常有“名公钜卿,来游其间,必有歌咏,以记其胜者宜也”.自宋以来有欧阳修之迹,周必大之居,有东坡之赞,山谷之书,文山之诗.“故永和为天下三镇之一,生齿之繁,文物之懿,实舟东一     

敦煌赋校补(四)

敦煌赋校补（四）伏俊连贰师泉赋该赋（以下各赋同）今人校录本有潘重规《敦煌赋校录》（《华冈文科学报》１１期民国６７年１１月）、张锡厚《敦煌赋校理》（《敦煌研究》１９８７年４期）。二位先生有漏校或校而末是者，试为补校若干条。录之于次。１、擒名王之禄蠡，卤...     

对东汉时期张珰经营西域之“三策”及相关史实的分析

公元123年,北匈奴联合车师频繁侵扰汉朝河西四郡。敦煌太守张珰在朝中保守派势力占上风的情况下,勇于上书,策略性地提出解决西域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主张立即进兵蒲类海讨伐北匈奴,中策为屯驻柳中的延缓之计,下策是放弃交河城。汉朝政府经过慎重抉择,最终采纳中策。张珰"三策"为汉朝政府正确决策及时提供可行方案,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对有效推动西域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     

曹魏对金城、河西地区的经营述论

在鼎足而立的三国时期,地处西北边陲的金城郡(治今永靖县西北)和河西地区,既是曹魏联合北方少数民族、发展同西域诸国经济往来的前沿阵地,又是曹魏积蓄经济、军事实力,以做好统一全国准备的大后方。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曹魏政权一开始就对这里很重视。自赤壁之战后,曹魏一改过去只是奉行羁縻安抚的策略,开始重视这里的农业生产及内外贸易,对开发金城、河西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金城太守苏则、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和皇甫隆等人的一系列开发措施,既符合当地的实际,又符合曹魏开发金城、河西地区以统一全国的决策,值得称道。     

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

鲜于璜神道碑是一九七三年五月在天津市武清县兰城村发现的。璜于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六月壬戌卒,碑以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十八日立。碑圭首,高2.42米,宽0.83米。篆额阳文,二行,共计十个大字:“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碑文十六行,行三十五字,共计五百零八字。前为叙,记述璜之先世、生平事迹、卒年及刊石立碑情况。后为铭。碑阴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共计三百十九字。前为诔,后为世系。全部碑文(包括碑阴)为隶书,阴刻,共计八百二十七字。《考古学报》于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载了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简报(以下称“简报”,引文不再注),并发表了该碑的照片和释文。     

汉更始帝及光武帝统一战争期间的州牧军权考——与郡守、诸将军的比较研究

更始帝延续新莽制度，以州牧行大将军事，但并没有赋予其统御一州地方军队的绝对军权。光武帝从建国伊始便重新确立了以郡为重心的地方军制，在重兵所向之州郡，以将军领太守事，或太守赐将军号、行将军事，即以太守作为征伐和屯戍的地方官统帅，而州牧退居边缘。州牧军权非如学界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晚至建武十八年复刺史才被削夺，两汉之际州不能将属郡兵统合为“州兵”，州牧亦不曾真正成为一州军事统帅。建武十八年复刺史，保留了其督察属郡军事的合法权力，为和帝以后刺史大规模介入地方军事埋下了伏笔。     

从《辅行诀》之救五脏中恶卒死方看其成书年代

马继兴先生认为《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辅行诀》）“成书年代下限决不晚于北宋初期前”,是敦煌藏经洞遗书。通过对《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之救五脏中恶卒死方与现存古医籍的比较研究发现,此五方皆可以在现存古医籍中找到其踪影,其中有三方在现存古医籍的记载晚于南宋。综合来看,《辅行诀》之成书上限当不会早于《本草纲目》,即明中晚期。若是这样,它当然不可能出自敦煌藏经洞。     

“中国敦煌学研讨会”在杭召开

由杭州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敦煌学研讨会”,于1997年9月10日至9月15日在杭州敦煌饭店举行,同时举办了“唐勇力敦煌之梦画展”、“浙江敦煌学研究成果展”.     

浅谈中国石窟艺术的分期

中国佛教石窟自东汉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已开始营造。最早是沿丝绸之路,由新疆拜城克孜尔,库车,甘肃敦煌、炳灵寺。发展到山西云冈,河南龙门等,而后波及全国。开窟规模随时代推移越来越大,至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敦煌莫高窟的规模和艺术价值已达很高程度。 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及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明显的造型风格,由此把中国石窟艺     

敦煌本《文选注》字词考辨

敦煌本《文选注》包括两部分。一为日本东京细川氏永青文库藏一轴敦煌本《文选注》写卷,该文库1965年4月影印出版,并附有神田喜一郎的《解说》。该卷存236行,仅有注文内容,没有《文选》原文。据内容可知乃为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部曲文》,钟会《檄蜀文》和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之注文。另一为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一轴与永青文库所藏非常相似的敦煌本《文选注》写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收录。该卷存220行,也仅有注文内容,没有《文选》原文。据内容可知乃为赵景真《与嵇茂齐书》,丘希范《与陈伯之书》,刘孝标《重答刘袜陵沼书》,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及孔德璋《北山移文》之注文。敦煌本《文选注》为今天的文选学、训诂学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敦煌本《文选注》的释读,特别是对其俗字、疑难疑义的字词的准确释读与考辨,将有助于学术界更好地利用这一宝贵资料进行专题研究。这里仅就敦煌本《文选注》中几则疑难疑义字词试作考辨,以补学者对敦煌本《文选注》释读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