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四大名著之人物评说

"读书就读四大名著。"研读中国四大名著,是浏览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之海。赵超构读四大名著,却成了他尤其是晚年写好杂文的智慧之源。在他写的杂文中,经常拿四大名著中的人物,谈古论今,纵横捭阖。诸如《事后诸葛亮》、《关公是个"统战盲"》、《吃狗肉的和尚》、《阎婆的哲学》、《西游记第28回》、《盘丝洞的蛛网》、《精明的凤辣子》、《探春的高明》等篇目,一看标题就让人"身临其境""如闻其声"。不仅增强了杂文的广度和深度,也增添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此谓"林放式杂文"的又一绝也。品读赵超构以杂文的角度,诠释的四大名著之人物评说,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情趣。     

通俗与先锋孪生 批判与冥想交织——《雷雨》戏剧形态的丰富性

《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它之成为经典,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其戏剧形态的丰富性。既具备通俗剧的诸多要素,又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剧和带有较强的探索性的先锋剧。通俗剧层面,为该剧提供了"看点";问题剧层面,使该剧具备了现实"批判"的功能;先锋剧层面,则使该剧带有某种形而上"冥想"性质。三个层面交织在一起,共同营造了《雷雨》具有宏阔幽邃景深的戏剧世界。     

关公崇拜的社会文化心理透视

<正> 关公是三国时蜀国的大将,生前为公、为侯;死后封王、封帝;甚至被誉为“武圣人”。为他建立的庙宇遍于国内州县;而且,在国外,如东南亚、日本等地也有很多这样的建筑。有关关公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不但见之史册,而且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备受世人的崇拜。而且,关公崇拜现象长期不衰。关公崇拜现象的载体是流传于民间的大量口头文学、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以关羽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编写的舞台戏剧和一些史籍。     

《东方支那战神关帝爷前供神饮法·招随愿之钩》之内容探析

本文对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藏文文集中的《东方支那战神关帝爷前供神饮法·招随愿之钩》一文译成汉文,再从文献作者与写作背景,文献中的祭祀对象关公与藏传佛教其他护法神之关系,供奉仪式与供奉物品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说明关公被纳入藏传佛教护法神体系之原由.     

“新教徒的以色列”——亨德尔清唱剧中的英国民族宗教意识

英国人以新教民族自居,并且以此作为观念驱动力从天主教世界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在此过程中,英国人仿效旧约叙事,构建了"大不列颠是新教徒的以色列"这一民族宗教神话。德裔英籍作曲家亨德尔的清唱剧作品大多反映了英国人的这种心态,其中又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底波拉》和《犹大·马加比》三剧最具代表性。《以》剧聚焦于岛国地缘政治对民族神话的塑造;《底》剧隐喻了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改革;《犹》剧则描绘了新教王权法统背后的民族心理。亨德尔的清唱剧不仅是英国民族宗教意识的产物,而且也强化了这种意识,对英国民族性的影响颇为深远。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意境”说刍议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拈出＂意境＂一词,以之论元剧之美。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境,历来学术界争论较多,但基本观点偏重于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王国维所论元剧＂意境＂之美则侧重于表现戏剧情景逼真、语言质朴、自然通俗、落尽铅华之美。王国维慧眼独具发现了元剧之意境美,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其别样之美,从而奠定了元剧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

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是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作者,他们还于不同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但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所以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关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既惑又惧的违心之作,《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从《湘累》到《屈原》

屈原的悲剧形象,曾经两度出现在郭沫若的笔下。一九二○年写了独幕戏剧诗《湘累》,一九四二年又写了五幕话剧《屈原》。郭老一生,作剧二十(我把剧诗也算在里边),而获得这种一写再写之幸的历史人物,除了聂(?)姊弟(剧诗《棠棣之花》、话剧《聂(?)》、话剧《棠棣之花》),也只有诗人屈原了。《湘累》是五四时期诗名远播的《女神》中的一篇剧诗,《屈原》是他在抗战时期六大史剧的压卷之作,创作时间相距二十余年。那么多年以后旧题新作,自然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这里想就两篇作品从悲剧的诗到诗的悲剧,作一些探索。     

大陆清宫剧在台湾成功原因初探——以《步步惊心》和《甄嬛传》为例

大陆热门现代剧在台湾播出时往往水土不服,收视差强人意。相较之下,大陆清宫剧更易俘获台湾受众。本文以《步步惊心》和《甄嬛传》两部电视剧为例,运用"使用与满足"和"意见领袖"等传播学理论,分析说明台湾受众在剧集播映前后的心理发展机制,对大陆清宫剧在台湾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影视剧在内容及传播方面契合受众心理的重要性。     

《威尼斯商人》三题

除悲剧《哈姆莱特》之外,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遗产中,《威尼斯商人》(以下简称《威》剧)恐怕是国内外莎学界争论最多的一个剧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关于《威》剧的类型问题;二、关于《威》剧的中心人物问题;三、关于对安东尼奥的评价问题.有争论不能说不好,首先它表明《威》剧并非一部平庸之作,而是在广大读者和观众中已经引起了普遍兴趣,产     

关公形象在美国的变异

华裔作家为抵御身处海外所遭受的欺辱、寻找身份的认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寄托,根据需要,对关公形象进行了选择性接受与改造。这是关公形象在美国变异的开端。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并对华人及华人文化存在偏见,再加上华裔作家对关公形象有意无意的误读,造成了美国人对关公形象的歪曲,最终在影片《我是布鲁斯》中臆造出一个妖魔化的关公形象。这是关公形象在美国的再度变异。     

论李渔戏曲表演理论

李渔戏曲理论由《闲情偶寄》中的《填词部》、《演习部》、《声容部》构成,被后世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最系统、完整的戏曲理论。李渔也被杜书瀛先生称为"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对此,本文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地深入探讨,认为李渔戏曲理论是以"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舞台表演为旨归,建构起了由剧本、演员、观众、舞台等戏曲表演元素组成的以编剧、演剧与观剧为一体的戏曲表演理论体系。从而揭示出表演是李渔戏曲理论的核心。     

《蛮三旺》与格萨尔史诗

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记载的"西藏神话"《蛮三旺》被学者们认为是藏地流传的关羽传说。对《蛮三旺》的叙事结构、情节母题和《格萨尔》史诗进行比较研究,会得出《蛮三旺》不是关公的传说,而是格萨尔降魔救妻的史诗故事的结论。     

对老剧霸占寒暑假荧屏的“喜与忧”

正阔别多年,《还珠格格》又在寒假播出了,同时也在网上引发热议,"尔泰喜欢小燕子"、"蒙丹含香"、"令妃心机girl"等更是轮番上热搜。其实,除了《还珠格格》以外,《西游记》、《重案六组》、《康熙王朝》等多部老剧也陆续在日间播出,霸占寒假荧屏。其实,老剧霸占寒暑假日间荧屏,非但不是新鲜事,而且早已成了很     

“物”在本雅明悲悼剧中的含义与意义

本文在解读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认识论批判"序言)"物"与"理念"关系的基础上,以"物"作为切入点,重新考察本雅明的悲悼剧与悲剧观念,并试图将"物"在悲悼剧中的具体含义与意义以近乎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本雅明的悲悼剧研究在其认识论主线之外,还有一条观念史次线,通过考察17世纪巴洛克悲悼剧及其前史与后史形态,他探讨了现代性观念与自然历史观念的生成谱系图,主体如何形成实物世界、物性、物化秩序、物化法则的观念,都以若隐若现的方式出现在巴洛克剧的情节与人物设计、道具与场景使用当中。     

美之创造 贵在新颖——《莎士比亚选集》前言

美的创造乃人生乐趣之真谛。翻译文学可谓是创造美之艺术。纵观世界,莎士比亚是世界上创造美最多之人,故以另一门语言重现莎剧之美,亦是一种美的创造。回顾往昔,莎译无数,之所以仍需重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给出了充分的解说,即"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     

试析《四声猿》之本事流变与再创作

徐渭《四声猿》剧中四个故事《玉禅师》、《狂鼓史》、《雌木兰》、《女状元》均是作者在原有故事基础上的再创作,文章通过理清徐渭《四声猿》四剧之本事流变过程,分析徐渭再创作之动机,揭示其创作目的。     

布莱希特戏剧的叙述性探究——以《高加索灰阑记》为例

布莱希特创立的以"间离-思考-行动"为核心模式的"叙事剧"戏剧理论要求把叙述性、评论性因素引入戏剧舞台,主张"舞台叙述事件",从而引导观众进行理性的评判和自我反思。布莱希特成熟期所创作的《高加索灰阑记》是其叙事剧理论最彻底的体现,该剧从剧本结构、表演手法、戏剧功能等方面很好地实践了他以"间离效果"为核心的"叙事剧"理论。     

《易》之"象"与《诗》之"比兴"

在《易传》的阐释下,按照《易》之所成及所指,《易》之"象"有以下三类含义:一、卦、爻以及其征象;二、象征,模拟;三、物象,意象.《易》之"象"与《诗》之"比兴"相类.《诗》之"比兴"离不开意象,某些意象具有原型的意味,内涵丰富.《易》以"象"认识自然和社会,《诗》以"象"表情达意,它们以取象思维为基础,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义和团与关公

关公是京津时期义和团崇拜的神灵群体中出现率最高的神位。团众拜关公属于官方赞许和民间拥戴的结果,关公本人从关羽、关公到大帝、关圣的复合身份,启示了义和团从"草民"和"义民"身份更换的认同。关公多元的身份和处境暗合了义和团在直东和京津时期的境遇转移。晚清宫廷和民间频繁的关戏演出为义和团拜关公铺设好了信仰体系与接受美学的土壤。关公的神学和戏曲传播学地位构成了团众的精神支柱。严酷历史状况下团众的悲情表演,不仅迫使团民还原了其世俗性地位,亦使得关公的正神形象蒙受耻辱,从而为后世中国废除关公的神学地位提供了文化阐释的依据。义和团拜关公现象促进了中国神学体系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