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合作视角下的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

人口流动和城镇化进程会导致不同文化个体聚集和混居。如何协调文化多样性、提高公共品供给、促进社会融合,这成为各大城市或发达区域亟需应对解决的社会治理难题之一。通过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可以采用公共品实验方法研究两种文化的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和合作协调机制。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在基准实验中客家人比潮汕人更偏好合作,不过两者的合作信念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显示和选择机制会显著提高潮汕人和客家人的公共品自愿供给,改变两种文化的合作信念和合作行为关系,并对两种文化的个体和群体产生差异影响效应。潮汕人和客家人都更偏爱选择跟潮汕人合作,这样一种跟社会认同理论和逻辑推理相违背的选择悖论,一方面反映了两种文化共同的理性思维逻辑,另一方面也与两种文化性格及其形成的自愿供给投资特征相关。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丰富了文化经济学和社会认同理论的实验研究内容,也在实践中为高质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文化融合提供了有益启示。     

社会排斥对不确定性促销偏好的影响机制研究

营销实践中越来越多商家开始利用不确定性促销策略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基于社会排斥的需求威胁模型和补偿控制理论,通过五个实验研究揭示社会排斥对不确定性促销偏好的影响及其过程机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经历社会排斥后,个体对不确定性促销的偏好显著降低,控制需求是其内在机制,并且这一作用机制被金钱概念启动所调节.启动金钱概念后,社会排斥将不再影响个体的不确定性促销偏好,控制需求的中介作用也不存在.由此,企业在采用不确定性促销策略推广产品或服务时,应重点关注被排斥或高控制需求群体,并适时在广告宣传中通过大量显示与金钱有关的符号、词语、语言等启动消费者的金钱概念,以提升不确定性促销策略的效用.     

社会偏好、不完备契约与市场交往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与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有关的经济活动,都是由完备契约治理下自利个体之间的非人格化市场交换完成的.伴随着信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古典经济学者认识到完备契约假设过于脱离现实,现实世界几乎所有的市场交易都是不可能签订完备契约的;同时,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人的偏好类型是异质的,部分经济人具有自利偏好,部分经济人具有社会偏好.在交易不可签订完备契约的市场中,基于社会偏好的行为规范会对不完备契约型市场产生重要的互补性治理作用.     

财政自主性、民主治理与村庄公共品供给——2014年15省（区）102县102村的问卷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项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村庄公共品供给并不相同于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地方政府行为.在我国,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受到乡村关系体制、村庄治理结构的一定影响,但更主要受到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因此,当前应该加快城乡社会经济的统筹发展,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促进城乡公共品供给均等化.     

生命历程、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性别偏好

本研究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探讨了生命历程阶段、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农村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男孩偏好,城市居民的性别偏好受到了生命历程、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影响,处在主要生育期(25—34岁)的人有着更加强烈的生育男孩的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但是研究发现同时表明,随着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提高,女孩倾向越来越明显,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育观念和性别观念。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的男孩倾向已经大大弱化,这表明随着职业、生活环境和社会网络的变化,农村户籍居民的生育观念也在发生转变。     

社会生物学的互惠利他理论模型及其局限

借助博弈论,生物学家建立了一系列数学模型,对超出亲缘范畴的各种形式的利他和合作诉诸互惠利他的解读,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特里弗斯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阿克塞尔罗德对模型的修正、史密斯和普瑞斯的进化稳定策略等一系列互惠利他主义的解决方案。互惠利他理论合理解释了非亲个体的利他和合作行为,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但同时互惠利他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它过度窄化了自然选择理论。     

中西方社会资本的再比较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当中所蕴含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态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化解集体行动困境,对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具有根本性制约作用。中西方社会资本形式有很大不同。论文对中西方文明不同的价值偏好、社会总体结构状况、个体的自我定位、幸福观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对中西方的社会资本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对其类型进行了重新归纳。     

社会交换与社会信任

社会交换是发生在两人或多于两人之间的互动活动。社会交换不仅为行动者提供彼此所需要的利益,而且信任的纽带将他们彼此相联。不同交换形式内含有不同类型、来源及数量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而风险是产生信任的必要条件。本文介绍两种直接交换类型——协商交换与互惠交换,分析这两种交换中存在的社会信任:互惠交换中包含的风险需要更多地信任对方,因此要比协商交换产生更多的社会信任。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事物的悲剧,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自主组织理论,即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达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能够很好地解决集体行动所面临的问题,即搭便车、承诺的兑现以及对个人遵守规则的监督等。     

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教育偏好的影响分析

偏好是指人们的需求 ,教育偏好是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偏好作为人们的心理反映 ,向来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难点。影响教育偏好的因素有很多 ,本文引入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分析它们对教育偏好的影响 ,希望能引发新的观点 ,引导人们教育的偏好。     

关于国内商业银行风险偏好传导的几点思考

2009年,对商业银行而言,无论其资产规模、经营性质、历史渊源有怎样的差异,都将受到全球经济下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银行同时还面临着宏观政策调整和国际资本冲击的双重考验.风险管理的概念和工具已经引入国内十多年,以风险偏好为主要内涵的战略规划也已纳入大多数国内商业银行的董事会议程,但它能否经得起检验,是摆在国内商业银行面前的一大课题.从次贷危机爆发的诱因:风险偏好传导的整体失灵来看,国内商业银行要真正发挥风险偏好对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的积极作用,风险偏好的有效传导是关键.本文在对国内商业银行风险偏好传导的现实意义和一般流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风险偏好传导中可能出现的偏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解决风险偏好传导偏离的具体建议.     

公共品困境：类型、因素及对策

公共品困境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普遍,而且常常关系重大,其本质是由公共品受益的非排他性所引起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冲突的情形。本文对公共品困境进行了分类,并讨论了影响公共品困境中的合作的各种因素及其对策。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决策机制——基于“熟人社会”的博弈框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现行农村基层管理制度下,农村社区成员自愿筹资投劳的合作供给方式是解决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不足的重要渠道。文章重点建构农村社区成员参与合作供给行为的微观决策机制,强调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场域,嵌入在“熟人社会”的特殊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社区成员的交互行为,进而使农村社区成员的合作供给行为免于集体行动困境。     

社会管理转向与税收管理优化

现代社会管理的根本任务和出发点就在于不断拓展社会基本权利,而社会权利的基本内容则是不断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得到满足以及社会民生获得保障;同时,社会基本权利拓展、公共品供给以及民生保障体系建设的主体在政府而非市场,政府需要庞大资金来满足社会管理转变的需要,由此可以促进税收管理的不断优化。这种逻辑关系显示出税收管理和社会管理之间的联动效应:良好的税收管理将会促进社会管理的进步,社会管理的完善反过来也将促进税收管理的完善。显然,为了强化税务管理和社会管理之间的良性联动,有必要对税收管理优化作一整体性的顶层设计。     

关于社会资本的再思考

社会资本的实质是以小规模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信任、合作、互惠等规范,社会资本存在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资本与作为经济制度的社会资本之分,后者由于内生于经济过程之中,因此对经济行动具有确定性的影响,但是只有与市场制度、企业规则相结合,这种内生性的社会资本才能在降低经济行动的成本的同时提高其经济绩效。     

社会和谐视野下的农地制度

目前,一些学者对农地制度与农村社会和谐的关系存在误解,错误地主张以土地私有化来化解土地纠纷.征地纠纷及其上访针对的主要是城郊农村的土地,牵涉的主要是土地的级差收益,不能作为中国农地制度的经验基础.在户均不足十亩、分为十多块的农地上,农业生产需要农民合作提供公共品,土地私有化会使合作格局崩盘.农用地纠纷及其上访多发,这与取消农业税、农产品市场变动、土地制度预期等多因素有关,与土地集体所有制基本无关.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中国农村现实,它赋予村庄集体的治权,能够保证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和纠纷的顺利解决,可以真正保障农村社会和谐.     

社会合作与利益协调:国外公共品博弈实验综述

在国外的经济学实验研究中,主要采用公共品博弈实验来分析社会两难中的合作问题。研究发现,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被试,其中条件合作者是最为普遍的类型;利用货币性惩罚可以维持较高的合作水平,但惩罚本身产生了二阶水平的公共品问题,货币性惩罚所隐含的效率并不明确,而反社会性惩罚可能不会增加合作并降低效率;用非货币性惩罚(如表达不满、驱逐搭便车者等)与非惩罚机制(如交流、代际忠告等)也可以维持较高的合作水平和效率。这些实验证据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尤其是如何将经济实验的经验应用到"实地"环境,为解决社会两难问题进行制度设计,将是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二现代性下的风险社会与个体化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在第一现代性中,个体生活在确定性的社会模式之中,由于风险社会的延伸,个体超越了第一现代性中具有确定阶级和社会地位的线性社会。在市场系统、福利国家、培训系统等制度作用下,个体获得了第二现代性下的"为自己而活"的不确定性自由,并且经历了一个制度化抽离与再嵌入过程。这一过程是一种结构性的演变,在某种意义上是制度性的个人主义。然而,过度的个性化正在危及社会和谐共处的根基。因此,涂尔干笔下的社会学命题对于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命运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信任、规范与网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资本测量——以江西S县隆信渔业合作社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俱乐部型的组织,能为其社员提供个人无法享用的排他性公共物品,与此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作又深深嵌入当地的社会资本中.合作社既是一个开展交易活动的组织,也是一个互惠性互助性的利益共同体,尽管作为乡土社会内生的社会资本,道德规范和村庄舆论对于合作社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然而正式规范的有效实施要求合作社必须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规范,特别是中国社会关系取向在长期演变中形成了一种“熟人信任”,这种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是中国农民走向合作的行动逻辑,它促使个体农民在面临市场挑战时能够发起合作行为并建立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     

社会支持、职业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间的调节——基于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

个体的积极心理状态对行为的影响有时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与社会支持、个体自我概念、社会技能、工作绩效和身心健康等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社会支持是来自于他人的一般性或特定的支持性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社会支持在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影响中的内在机制表明:职业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不仅起直接影响作用,而且通过社会支持对工作绩效产生间接影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既要开发高校教师职业心理资本,也要构建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去提升工作绩效,从而促进教师及高校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