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户的人情支出行为研究——基于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地位寻求视角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首次基于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地位寻求的双重视角,使用Tobit模型对消费持续低迷背景下农户人情支出不断攀升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自家婚丧嫁娶花费是一种地位性支出,然而农户的人情支出并非地位性支出,更多体现了"随大流"的从众心理;(2)收入差距扩大通过婚丧嫁娶攀比对农户人情支出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收入不平等产生的抑制作用;(3)家庭求人帮忙的事情越多,人情支出也越多。     

住房攀比与居民消费

本文基于CFPS微观跟踪调查数据,从地位寻求角度分析了住房攀比行为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家庭对自身社会地位等级的主观评价与住房面积、消费水平、户主学历等因素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住房面积攀比对城镇家庭消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③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消费行为对其它家庭的示范效应显著,即中国城镇家庭存在向上攀比的地位寻求动机。     

收入不平等、信贷约束与家庭消费

本文从地位寻求角度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微观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①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炫耀性消费对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且家庭的社会地位等级越高,攀比动机越强烈.②收入不平等显著降低了中、低地位等级的家庭的消费.③地位寻求拉动的主要是地位性消费,而收入差距扩大则主要抑制了非地位性消费.④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与信贷约束有关.     

私家车需求与地位寻求

基于地位寻求理论,利用CHFS微观数据,首次对中国城镇居民汽车需求以及背后隐藏的地位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乘用汽车具有显著的地位特征;私家车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地位攀比有关;高收入家庭更偏好在购车支出方面的攀比,中低收入家庭的购车支出与攀比效应无显著关系。     

住房需求与城镇居民消费

住房不仅兼有消费和投资功能,而且还是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对社会地位的关注会促使人们把更多的资源从非地位性商品转向地位性商品,从而扭曲资源配置。本文首次基于地位寻求理论,利用CHFS数据对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需求行为和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具有明显的地位特征,家庭居住面积不断扩大与地位攀比有关。2.无论是中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住房面积扩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都是显著的。而房价上涨仅抑制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对高收入家庭没有显著影响。     

个人所得税减免有助于中国城镇家庭提高消费吗?

预期效应的准确识别往往是政策评估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2010-2012年月度数据研究发现:第一,2011年6月底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获得通过时,工薪家庭消费便已显著增加,并在2011年9月正式实施时达到最大,随后逐步下降,两个月后达到较高稳态(约为0. 20),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与既往研究不同,这说明税收减免只在短期提高家庭消费,忽略家庭预期将会导致减税效应低估。第二,家庭增加的支出以服务消费和食物消费为主,耐用消费和债务支出并未显著调整,这可能与减免力度有关。第三,与常规认知不同,政策边际消费倾向更多地随着减税率(而非收入水平或者流动率)增加单调递减。本文通过改进Kueng(2018)所提理论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     

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动态演化

 内容提要:本文从我国居民的消费特征出发,在诠释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机理以及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上,利用时变参数模型来探寻二者之间关系的动态演化。研究表明：从总量上看,政府公共支出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都具有挤入效应,但是这一挤入效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字型”趋势。从结构上来看,投资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对全国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而消费性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具体到城乡之间,投资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而对农村居民消费经历了一个先挤入再挤出的过程;消费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则经历了一个先挤出再挤入的过程;民生性支出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均始终具有挤入效应。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了家庭教育消费支出?

在用熵值法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三轮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助力家庭增收以激励更多家庭教育消费支出，但无法减少家庭经济资本导致的教育消费支出差异，降低了数字经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缓解了部分非自致性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公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倒U型关系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未来，政府需要结合经济、社会环境制定教育政策以提升教育体系对就业技能、学历等变革的适应性。     

增值税“扩围”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分配效应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分解方法,并运用2007-2011年我国城镇分组家庭的消费支出数据,分析了增值税“扩围”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增值税“扩围”后不同收入等级的增值税税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增值税对食品、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领域具有不均等效应,而对衣着、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等领域具有均等效应。我国增值税总体上呈现不均等效应,但不均等效应逐步减弱,其中平均税率和消费支出差异的分配效应是决定因素。     

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两部分模型和工具变量估计实证研究了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家庭出游决策以及旅游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出游概率,促进家庭旅游消费;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高收入家庭、青年家庭以及城镇家庭旅游消费影响更强;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增强社会互动,从而进一步促进家庭旅游消费。     

基于微观数据的我国城乡房产财富效应检验

文章借助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分城乡重点分析了房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对有房家庭不同资产价值影响效应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拥有房产能显著地提升家庭消费,城镇家庭房产的消费弹性系数在0.063~0.068之间,农村家庭房产的消费弹性系数在0.062~0.085之间,农村家庭资产对消费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其他物质资产、房产、金融资产。且城乡其他物质资产及金融资产较多的家庭,其房产的财富效应相应较明显。     

居民资产结构对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考察了不同类型资产对家庭消费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特质性差别.得出如下结论:商业资产和金融资产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具有较小负向影响;房产总值对基本消费支出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但房产净值对总消费和各细分类消费的影响均不太显著;居民收入能明显增进家庭总消费和各分类消费.     

中国城镇居民住房与消费——基于地位寻求视角

针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持续走低、平均消费倾向总体下滑的状态,从地位寻求视角来解释中国的消费现象。通过在效用函数中纳入代表地位性商品消费变量,求解得到一个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GMM的两步估计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消费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镇居民对具有代表性的地位商品——住宅(面积)的追求。对全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全国城镇人均收入差距进行相关性检验及模型回归验证,间接说明了收入差距扩大会强化住宅面积的攀比行为。     

中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半参数估计分析#

以中国1993-200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半参数模型,对信息消费的恩格尔曲线、总消费支出和价格指数对信息消费支出份额的边际影响进行了非参数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比较中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差异性。实证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仅对农村信息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而居民受教育水平、居民总消费支出以及价格水平均对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居民总消费支出和价格水平变量对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的边际影响均存在一个极大值水平;价格水平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的负效应要大于总消费支出对信息消费支出的正效用,而城镇居民信息消费中没有表现出这一特征。通过控制价格水平、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等方式,可以缩小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差异。     

中国居民食品消费的AIDS模型分析——以西部城镇地区为例

通过构建修正的AIDS模型,利用1992-2005年西部城镇地区居民食品消费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影响其食品消费的作用因素和机理.结果表明,西部城镇居民肉类和主粮消费支出份额较大,奶类和水产品支出份额较小;主粮支出和自价格弹性绝对值较小,而奶类和水产品支出和自价格弹性绝对值较大;家庭特征变量对居民食品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最后得出相关启示.     

城市居民家庭子女教育消费分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全社会对各类专业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我市居民越来越重视教育投入，教育消费特别是家庭子女的文化教育消费，在家庭消费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教育支出逐年上升。据2004年天津市城调队进行的城镇居民一次性基本情况调查，城市居民家庭用于子女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与5年前相比明显增加。     

城镇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中的“习惯形成”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以家庭的食品消费微观数据作为非耐用品消费的代理变量,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习惯形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不振及高储蓄的现象,这一效应即使在考虑了城镇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之后仍然是稳健的,并且其对消费的边际影响比“预防性动机”更为重要。不仅如此,本文还发现家庭越富有,习惯形成越强,储蓄倾向越高。     

数字

2007年温江区低收入家庭生活仍然困难2007年,温江区城镇20%的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22.6元,同比增长39.76%,而人均消费支出5646.6元,同比增长83.01%,20%的低收入家庭平均消费     

住房需求的地位动机研究——基于中国城镇家庭数据的2SLS分析

2015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去库存问题已成为国内关注焦点。首次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社会地位寻求动机,从理论上证明地位寻求动机的存在以及对住房需求的推动作用,然后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作2SLS估计,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家庭住房需求受到周围人群显著影响,且根据收入区分不同阶层时,中等收入家庭鉴于"高不成低不就"状态,地位攀比动机强于其他收入阶层,并引入基于不同类型参照组的敏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得到验证,为将住房需求激励政策定位于中等收入家庭提供可能依据。     

潜在流动性约束与城镇家庭消费

笔者认为,收入不平等与家庭消费的关系与信贷约束程度以及家庭社会地位偏好有关。住房是典型的地位性商品,收入差距扩大时,人们为了维持或提高现有的相对地位会努力改善居住条件,住房攀比最终会导致全社会住房面积标准提高和房价上涨。在信贷缺乏的环境中,购房标准提高和房价上涨意味着家庭未来遭遇流动性约束的风险加大,为此,家庭在增加购房预算的同时会抑制日常消费。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的微观跟踪调查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支持了我们的观点：（1）周围人群的住房面积的扩大,会促使家庭选择购买更大的房子。并且,攀比效应对住房需求的刺激作用明显大于房价上涨对住房需求的抑制作用。（2）家庭平均住房面积扩大和房价上涨都与收入不平等引发的住房攀比有关。（3）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皆有拉动作用和抑制作用。（4）潜在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家庭地位等级的高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