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由的正当性如何可能——从科斯嘉德的视角看

在道德理由的正当性问题上,有三种基本理论,即唯意志论、实在论和康德主义的建构理论。这三种道德理论,对是否存在道德理由的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理由正当性的基础是什么。科斯嘉德基于反思性道德理由:一方面批评唯意志论、实在论和康德主义的建构理论对道德理由正当性的解释;另一方面她主张以反思的权威作为道德理由正当性的基础,用反思性道德理由来阐明道德理由的正当性。如果从道德内在主义的立场来考察科斯嘉德的反思性道德理由,不仅能够深化我们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理解,而且能够有效地说明道德理由的正当性问题。     

评普特南和塞尔关于意义理论的论争

本文围绕"意义是否在头脑之中"问题,对普特南的外在主义意义理论和塞尔的内在主义意义理论的论证与讨论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它们的合理因素及其难以克服的困难,表明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打破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僵硬分界,通过内在与外在的相互关系的把握探索其各自的合理因素有机互补的途径.     

西方道德哲学的寻根理路

西方道德哲学的寻根理路 ,经历了一个由神→人性→心理活动与主体自由选择→规范的主体间有效性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西方道德哲学在不同阶段上的不同基点的选择与定位 ,又使之彰显为由外在权威向内在权威 ,由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 ,由个体主体范式向交互主体范式的转换与发展     

在认知主义传统内的现代道德整合——论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

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经典结论是道德之外没有道德动机,而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却赋予民族-宗教生活传统以道德动机的地位。不过,道德之外的道德动机概念的引入并没有动摇理性的自由认知对道德形成过程的决定作用,并没有破坏道德认知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反,感性的道德动机重新被理性的道德认知所整合。因此,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是对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修正和深化,而不是对后者的放弃。     

高调主义、低调主义的冲突和超越

语调哲学是一种新的话语哲学。高调主义与低调主义是两种最基本的语调分野。本文揭示高调主义与低调主义两种语调的概念含义,指出其在理想与现实、激情与理性、群体与个人以及行动策略和人生观上的对立与差异,并从思想冲突与价值冲突、策略冲突与路线冲突、内在冲突与外在冲突、历史冲突与逻辑冲突等多种角度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把握张力、超越冲突的方法。     

西方道德哲学合理性基础的摧毁与重构

西方道德哲学“合理性”基础的探索与论证是其道德构建中不可或缺的主题。它经历了一个由神的外在权威向人的内在权威的摧毁与重构；由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的否弃与重构；以及克服相对主义向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重构的漫长而曲折的发展理路。     

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     

孔孟儒家官德修养方式的内在缺陷及对策

为了实现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孔孟儒家非常重视对官德问题的探讨,在提出丰富的具有积极意义思想的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缺陷:官德修养上的道德精英主义,造成民众社会监督机制的缺乏;官德修养上的道德绝对主义,造成重德轻才的失衡;官德修养上的道德理想主义,造成实际道德的虚无;官德修养上的道德宗法主义,造成人情政治横行;官德修养上的道德义务主义,造成外在法制规范的的缺失。挖掘儒家传统官德思想中的缺陷并寻求解决之道对于今天的官德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社群主义思潮及其与自由主义之争评述

从社群主义兴起的背景和发展脉络入手,可以看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实质所在。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但也有其内在的联系。这对把握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思潮和在中国语境下理解这两种思潮提供了帮助。     

立足于实用主义而非怀疑主义的关联主义

关联主义理应解释为什么下面支持怀疑主义的论证看上去是合理的 :(1)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无躯体的瓮中之脑 ;(2 )如果我知道我有双手 ,那么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无躯体的瓮中之脑 ;(3)因此 ,我不知道我有双手。基斯·德罗斯断言 ,(1)和 (2 )“初看起来是合理的”。然而 ,(1)初看起来是合理的仅仅因为它的背后有一个隐含的论证 ;它并不是直觉上合理的。德罗斯的论证是建立在对真的敏感性要求的基础上的 ,即如果你知道某事 ,那么如果它是假的 ,你就不会相信它。但敏感性要求自身并非知识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因此 ,它所支持的 (1)以及关联主义所要解释的怀疑主义的论据都不能成立。虽然怀疑主义不是关联主义的一个合理的理由 ,但某些实用主义的理由却是。按照某种实用主义的理由 ,知道某件事 ,当所涉及的事情越是利害攸关 ,所要求的证据也就越多。处理怀疑主义最好的办法是批判支持它的论证。关联主义不应该当作满足怀疑主义的手段 ,尽管还有其他一些实用主义的理由支持关于知识的关联主义     

外在主义对当代西方哲学进路影响及其形而上学意义

外在主义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现代哲学关注的核心开始从语言分析向心灵分析的转向,而外在主义自身又经历了从消极外在主义向积极外在主义的演进。外在主义面临的问题及其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和解答向我们揭示了：语词的意义与人内在的心智,以及外部环境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不是静止和单向的,而是一定要在相互的影响中体现出主客体之间的辩证联系。进而我们可以说,外在主义其实不外乎是利用现代科学与技术工具,以更加规范和精致的方式为康德所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形而上学论断做辩护。其对心灵过展问题的思考旨在揭示：康德为人类认识能力所划出的界限仍然适用于现代科学研究。     

经验原因和道德理由

关于人行为的“为什么”问题分为原因问题和理由问题 ,前者是经验研究的对象 ,后者是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探讨的问题。原因问题和理由问题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正当有效的道德理由在逻辑上先于工具性理由。     

道德形而上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资源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从绝对普遍主义到有节制的普遍主义--多元主义与罗尔斯政治伦理对启蒙理想的执守

罗尔斯早期的正义理论在秉承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理想的同时,也承袭了启蒙运动价值一元论的绝对普遍主义内在冲动。鉴于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绝对普遍主义倾向之间的内在张力,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把社会正义理论从早期的绝对普遍主义转变为一种有节制的普遍主义,以继续捍卫启蒙理想。     

理由、理性和道德

理由、理性和道德的核心问题包括理由的本质和来源;理性的本质以及和理由的关系;道德和理由、道德和理性之间的关系。以欲望为基础和以价值为基础(或非欲望为基础)的理论都无法充分解释理由的来源,唯有某种混合的理论才堪当此任。理由既不是理性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道德的考量并非总是压倒其他考量(比如,自利的考量),做不道德的事情未必是非理性的,但我们依然有理由教育我们的孩子道德要求必然提供压倒一切的行动理由,尽管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     

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法律与道德——哈贝马斯的商谈视角

哈贝马斯对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论证是在他的商谈原则框架下做出的。虽然哈贝马斯是一位康德主义者,但他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继承是继承了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而非道德优先于法律的道德基础主义。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商谈原则的平行关系而非法律以道德为基础的等级关系。     

论儒家视野里的个人与社群

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分歧的焦点在于对个人与社群关系的解释。新自由主义强调了道德的自主性,社群主义者强调了社群的价值;儒家一方面强调个人具有价值自觉的能力,价值之源在心性之中,而非社会化的产物;另一方面,良知、良能可以在社会的过程中有进一步的发展。儒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化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