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与公共利益维护问题初探

政府管制是政府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管理方式.它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全面发展.在政府管制中,各阶层、群体、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影响政府管制目标的实现.为维护公共利益,政府应鼓励利益集团通过正常渠道参与公共政策;建立科学的政府治理机制;保持政府管制中的公开和透明;加强政府管制中的监督.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要求探析

参与公共生活是公民身份的内在之意,从公民身份的历史传统、公民权利的要求以及公民身份的公共性都体现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必然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活动;参与审议、协商等社会治理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基层公共生活;在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中的参与以及在虚拟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等。在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对于参与主体、法律法规、制度、组织和社会舆论等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在转型期社会的治理变革中,公民参与促进着分散的主体达成多边的合作网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培育理性、自律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治理事业的全面发展。     

“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建及其意义

中国在城镇化发展中,许多农村社区正在经历社会生活秩序的改变与乡土团结的动摇,特别是"村改居"的推进所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化乡为城,化农民为市民的直线过程。"村改居"最核心之"改"应是"公"与"私"之间的意识转换即"公共性"的重构。追溯"公共性"理论,其可划分为侧重于"共同体"的"公共性"、侧重于"公民道德"的"公共性"和侧重于"公共参与"的"公共性"。"村改居"应是重建社区共同体、形成公民道德、建立公共参与的社会进程。"公共性"的重建有利于"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归属感的增强、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公民参与的激励,对于农村社区社会凝聚力的维护、农民自组织的萌芽和农村社区治理具有促进作用。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是县乡权责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旨在合理划分乡镇政府权力与责任边界,增强基层政权体系的公共性。然而,实践领域的乡镇政府扩权改革过于强调县级部门责任下沉,导致乡镇政府陷入超负荷运转和职责空转并存的矛盾中。乡镇政府扩权改革在价值、目标、主体和方法四个维度上呈现公共性不足困境:一是价值取向上的重效率、轻质量,二是主体对话中的村民参与缺失,三是目标制定中的部门主义倾向,四是方法运用上的低制度化缺陷。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完善公共制度、强化村民参与、优化资源配置,建构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公共性,进而提升乡镇政府社会治理和服务能力。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与战略重点

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经济日益占支配地位,中心城市的作用日益凸显,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居民生活条件极大改善,城市群迅速发展完善,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城镇化还存在诸多矛盾与问题。从各方面关系来看,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五重五轻"的特点,即重速度、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生产、轻生活,重经济、轻社会,重开发、轻保护;从推     

和谐社会视域下经济法的公共治理之道——我国经济法治现象变迁的理论解释

公共治理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相互认同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管理模式,同经济法在市场性、管理性和公共性上具有本质的契合关系。公共治理理论能够弥补传统国家—市场分析框架的不足,对我国经济法治现象的变迁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十"重"十"轻":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建设中的误区分析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央在新形势下促进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目前,各地正按照中央决策,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有的地方甚至陷入误区.具体表现为十"重"十"轻":重强化轻改革,重维稳轻根本,重管理轻服务,重形式轻内容,重标准统一轻条件差异,重全面控制轻激发活力,重政府责任轻社会参与,重权力延伸轻村居自治,重现代技术轻群众工作,重属地管理轻上级责任.     

困境与解局：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而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中之重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沿阵地。当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民本至上、服务为先”施政理念缺失;重经济管理,轻社会管理的职能偏好难改;财力与事权不对称,基层公共财政步履维艰;公众参与机制滞后;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张力不减以及法治行政失范,公共权力异化等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上实现新的突破。     

传媒公共性之内涵解析与考察框架

众多论述中少有对传媒公共性之内涵进行界定与解析。本文从既有公共性理论出发,将传媒的公共性界定为传媒在服务于公共利益以及促进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属性。据此界定,传媒的公共性就不是先天的,而是历史的,也是社会各方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在对传媒公共性属性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和解析基础上,本文认为要分析传媒的公共性必须从其在充当社会环境监测者和公共话语平台两种角色的表现进行入手考察。     

组织公共性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造

村庄公共性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在开放、流动、分化的乡村社会场景中,村庄公共性的再造需要以基层组织为枢纽,整合乡土社会的伦理性、科层制的程序性和群众路线的政治性,并通过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载体、组织体系的能动性调适实现村庄的组织化,塑造村庄公共秩序。组织公共性是村庄公共性的适应性形态,它突破了村庄单元的限定,在融合国家制度因素的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见,村庄公共性并不必然随着乡村社会变迁走向衰落,而是能以富有韧性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再造。     

马克思国家理论视阈下的主体合作治理

社会秩序的建构离不开包括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参与。国家属性职能的调整是基于社会与个体关系变化。阶级性与公共性是国家的基本属性。马克思工具性国家观认为国家是阶级实现统治的重要工具。现代性国家建构在自主性基础上,更加强调与社会的制度化合作关系。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对未来社会人的主体性给予深度关注。他们阐述了互惠性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个体的平等参与,国家的公共性服务职能进一步得到体现。在多元化、复杂性的现代社会系统中,国家治理是通过共同体逐步建立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合作关系。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共同体的优势,吸收和激发社会主体的力量,实现政治秩序建构与社会力量的有效融合。     

公共权力内在倾向及其约束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 ,有着双重属性 ,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 ,从应然层面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 ,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 ,而在实然层面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倾向。这就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形式 ,也可以成为个人或集团专权、滥权 ,谋取私利的通道。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 ,在行政改革层面 ,应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 ;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论公共治理机制及其整合

公共治理是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为了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基于互动和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公共行动体系。它主要包含参与、合作、网络和责任四个运行机制。如何实现各机制之间的有机整合,发挥各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提高公共治理活动的整体绩效,是公共治理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公共治理机制的整合有赖于明确各机制的作用和地位、强化公共性的价值理念、形成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和培育相互信任的公共文化。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既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又是其支撑性条件之一。近年来的民主制度建设和促进社会组织发育等政策的实施对于"公共性"的生长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效果。但是,"公共性"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瓶颈。除部分的制度性因素之外,社会心理、共识缺失以及管理的技术化也是阻滞公共性发展的重要原因。推进公共性,提升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需要增进公共权力部门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     

论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读张康之教授新著《论伦理精神》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关系到对行政活动根本属性的认识与界定,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的出发点。张康之教授的《论伦理精神》一书以伦理关系为基点去重构公共行政,指出了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必然性。根据张康之教授的观点,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经历了以权力关系为基础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以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排斥公共性的,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仅仅建构起了形式公共性。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类社会将会建立起基于伦理关系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是一种实质的公共性。实质公共性具有伦理精神的内涵,迫切需要通过一场建构的启蒙去将其转化为现实。     

法理学视野中的我国非政府组织之发展

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调整方面具有突出的法治功能。鉴于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本文认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路径应该是在政府法律监督下的相对自治的发展。     

服务型政府公共性价值的实现途径探究

"公共性"是政府的合法性依据,公共性价值是服务型政府的灵魂和旨归,服务型政府必须致力于建构公民本位、公平正义、公共利益、服务精神、公共责任为轴心的公共行政价值体系.强化公共性职能、重塑公共制度、培育公共伦理、培育公民社会等是服务型政府实现公共性价值的基本途径.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青海创新社会治理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不仅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形成挑战。本文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青海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和形势,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改革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等方面的思路及对策建议。     

考察公共利益发生的历史

公共利益是当今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向量,公共行政的全部活动目标都在于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公共利益并不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中的,在农业社会的政治体系中,只存在共同利益而不存在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在王朝治理模式向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随着身份共同体的瓦解而生成的.也就是说,法律对主权者的替代,君主与臣民、主权者与臣民的对立的消解以及最终统一于公民这个概念之中,才是公共利益得以产生的政治基础.从当前的学术界来看,普遍认为法治国家是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保证.其实,在法治国家的框架下,关于公共利益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法治国家只能最大限度地在形式上追求公共利益的增长,而实质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则是难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