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不是以封建思想来反抗封建統治的

如何运用馬克思主义的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統一的方法来正确闡释中国农民战爭史上諸問題,对我們来說,还是一个学习过程。本文想就起义农民到底是以自己的思想还是以封建理論作为行动指南的問題,談談个人的看法,請同志們指正。我认为,起义农民是以自己的素朴的反封建思想为指导,而不是以封建理論为指     

山东大学历史系討論思想遺产的批判繼承问題

山东大学历史系思想史討論班于去年十一月初举行了两次关于思想遺产批判继承問題的討論。会上,大家对于思想的阶級性和繼承性关系,历史上所谓人民性、进步性的含义等等問題展开了热烈的爭論。通过討論,大家对批判继承的一些重要问题有了进一步認識,澄清了若干模糊看法。但在某些基本問題上仍存在根本分歧。爭論的焦点是:思想的阶級性和繼承性关系問題,对这个問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見。     

关于孙恩、卢循起义的性质问题

东晋末(公元399-411年)孙恩、卢循所領导的战爭,它的性貭問題,目前还是众說紛紜,沒有定論。有人把这次起义看作統治阶級內部的斗爭,我以为是值得商榷的。一孙恩、卢循所領导的战爭,从当时的阶級关系和历史条件看,应該是农民战爭。列宁关于战爭問題,曾提出这样的基本原理: “我觉得,在战爭問題上,人們常常忘記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說是空洞无謂的爭論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問題,即这个战爭具有什么样的阶級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山东省学术界讨论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山东省經济学会和哲学学会于7月26、27日联合举行了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級和阶級斗爭問題的討論会。会上,就整个过渡时期中为什么始終存在着阶級和阶級斗爭;过渡时期阶級斗爭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等问题,展开了討論。現将討論中提出的意見綜述如下: 一、整个过渡时期为什么始终存在着阶級和阶級斗爭所有的发言对于整个过渡时期中阶級和阶級斗爭的始終存在,是一致地肯定的。但在如下問題上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综述

近几年来,文艺界在一些文艺理論問題的討論中(例如現实主义問題、历史剧問題等),或在剖析文艺形象的爭論中(例如《阿Q正传》、《金沙洲》等),都涉及甚至归結到对典型問題的不同理解。为了进一步对典型问題作广泛深入的討論,現将近几年来关于典型問題的討論进展情况結合个人的認識作一概述,供大家参考。关于典型与共性典型的共性問題探討最多。原因在于資产阶級“人性論”在这个問題上提出挑战,需要給予反击。同时,典型的共性关系到形象內容和作品思想,关系到对整个作品的評价。批判“人性論”,肯定了典型的共性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阶級性。由此要解决的新問題是:每个形象都具阶級性,典型形象在阶級性上有否特殊規定? 有人認为,典型的共性是阶級性的最集中、充分的表現,典型是阶級的代表。这类意見需要排除的困难是:①最集中、充分地表現阶級性,是否就是典型的共性等于某个阶級的全部阶級性?如果等     

广东历史学界就刘节的《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的观点展开讨论

本刊今年第二期发表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七篇討論文章,其中有六篇文章的作者,从不同方面論述了在学术研究中坚持阶級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对于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性重大間題,刘节教授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提出:“阶級斗爭的理論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 这确实成为問題。”刘节提出的实貭上是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阶級斗爭理論和阶級分析方法适用于指导研究历史的这个观点,引起了广东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广东历史学会首先在中国思想史組方面开展了这一方法諭問題的討     

用什么观点研究农民起义的政权性质问题——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政权的性质問題,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就有过爭論的問題,也是研究中国农民战爭史中一个重要的問題。作为爭論的一方,孙祚民同志一直坚持他的“农民起义反封建斗爭在前,而轉化建成封建性政权在后”的論点。这就是說:当农民发动起义的时候,斗爭的性质是反封建的,但是在战爭过程中,当起义农民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的时候,其性质就发生了“轉化”,反封建的斗爭就終結了,政权是封建性质的。許多同志发表了文章,不同意孙祚民同志的这种“轉化”論。現在,討論还在继續。本文試图就这个問题,提出一些意見,与孙祚民同志商榷,并就正于讀者。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問題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是一个聚訟紛紜的問題。史学界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質的看法,归納起来有三:(一)單純农民战爭;(二)資产阶級性的农民革命;(三)既是單純农民战爭,同时也是瓷产阶級性的农民革命。以上三說,显然是有分歧的,是有矛盾的。因而,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質問題进一步展开討論,是十分必要的。     

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与刘节先生商榷

今年第二期《学术研究》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討論”专栏,发表了刘节先生的以《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为題的討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而所有的問题又都是围繞着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这个中心問題的。刘先生文中还特別声明:这些“虽然是个別問題,也可“以偏概全”,‘一隅三反’”。从这个声明看来,刘先生在这篇討論文章中,显然是試图以孔子及其思想的討論来“概”和“反”及整个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究方法論問題,即: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問題。     

論中国农民战爭中革命思想的作用及其与宗教的关系

最近史学界正在对我国封建时代农民战爭的性貭、目的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题,进行討論。研究这个問題,首先該从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經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去探討。因为农民战爭的爆发,是当时农民阶級与地主阶級矛盾最尖锐的表現,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冲突的表現。每次大的农民战爭的結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統治,减輕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縛,因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应該从当时社会生活和阶級斗爭中产生的农民革命思想来加以考察。因为它反映了农民革命的要求,曾經起着动員、组织和指导农民斗爭的作用,对历史发展进程也发生深刻的影响和作用。我們認为,只有这样采用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全面理解农民战爭的性貭、目的和作用。我們要探討农民革命思想在斗爭中的作用,无可避免的,要涉及农民战爭与宗教的关系問題。因为农民战爭往往利用宗教作为鼓动和組織的手段,往往在他們革命思想上披上宗教的外衣,采用宗教的組織形式。我們必须透过他們宗教的外衣,才能进一步看清农民革命思想的实貭及其作用。我們必须認清他們所以利用宗教的原因,認清他們所利用的宗教的实貭,才能深入理解这种利用宗教的农民战爭,从而分析清楚这种农民战爭的目的及其历史作用。最近上海史学界展开了中国农民战爭与宗教关系的討論,我們認为对这一問題,必須以毛澤东思想为指导,采用阶級分析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想就下列三个問題,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請大家討論和指教。     

就典型問題与賈文昭同志商榷

賈文昭同志的“试談文艺理論中的几个爭論問題”一文,就十年来文艺理論中几个主要問題的爭論情況作了簡要的叙述,并表示了自己对这些問題的看法。这些看法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对典型問題的理解,却是錯誤的。作者虽然在叙述中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观点,但是自己的認識仍然是人性論的,超阶級的。这主要表現在对典型形象的共性和所謂时代典型、民族典型的理解上。作者写道:典型是鮮明的个性与充分的共性的統一。所謂共性是什么呢?作者概括了三种說法:1.共性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2.共性即一个阶級的阶級性;3.共性可     

坚持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关于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級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問題,向来就存在着激烈的爭論。最近刘节先生在他的《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对此又提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能同意的論調,諸如:古代的思想家和古代的社会思想不带有阶級性;研究历史不要用阶級分析的方法,而应当采取“恰如其分地把事实說出来”的客观主义方法,等等。应該指出,刘节先生这些“理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資产阶級的历史学家历来就是反对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級斗爭观点和阶級     

山东大学第九次科学討論会关于历史遺产批判繼承问題的討論

山东大学第九次科学討論会自今年三月二十日开幕,至四月十日閉幕。其中文科各系宣读和討論了四十六篇論文和报告。这些文章特別注意加强了理論和現代革命問題的研究,同时也着重进行了关于历史遺产批判繼承問題的討論。在这次討論中,为貫彻执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議的精神,大家認真的学习了馬列主义和毛澤东同志的著作,一致的强調用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級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遺产,也認真的探討了过去研究历史遺产的工作所存在的问題,重新評价一些古代的历史遺产和历史人物。討論会貫彻了“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的方針,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进行了热烈的爭論。現将討論中的一些主要意見摘要分述如下:     

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性質的几个問題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这是个爭論已久的問題了。对这个問題大致有三类看法:第一类是单純农民战爭說,持之者有康右銘等同志①;第二类是資产阶級性的农民革命說,持之者有郭毅生等同志②;第三类是单純农民战爭兼具資产阶級革命性說,持之者有袁定中等同志③。第一类意見主要从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阶級成分着眼,是一种传統的看法;第二类意見主要从革命任务和客观影响着眼,同时又强調市民力量在革命队伍中的作用,这是一种新的看法;第三类意見是在两类意見展开爭論后才明确提出的,它認为:从沒有先进阶級領导这一角度而言,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是单純的农民战爭;但从反对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主义压迫及在客观上为資本主义开辟道路这一角度而言,它又带有資产阶級革命性質。这是一种比較全面的看法。以上三类意見的提出,对于我們进一步研討太平天国革命性質問題很有帮助。     

“革命压力”压不出“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論者,都同意漆俠同志提出的这条理由:“新当权的封建統治集团在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农民实施‘让步政策’”。人們提出怀疑:革命压力,对地主阶級来說,是无时不有的。为什么沒有从秦二世、隋煬帝身上“压出”“让步政策”,而独独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身上“压出”了“让步政策”呢?于是,他們马上出来堵漏洞,說:“不能认为任何压力,都会使剝削阶級让步”,“…‘让步政策’…只是在农民阶級的阶級斗爭压力下的某些时期才会出现。”意思是說,只有在农民大起义之后,才会出现。最近,漆俠同志在坚持这个观点的同时,又做了一次修补:“并不是任何一次大规模农民战爭之后都會出现让步政策”,“让步政策的出现,意味着革命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級的失敗,意味看失敗者在农民革命胜利的面前訂立一个‘城下之盟’。”总之,“压力論”的調子,被他們弹得越来越响。这样,“让步政策”論者就給我們提出了一个极需解决的問題,那就是:他們所高談的“革命压力”,同地主阶級的政策之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战爭的动力作用問題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爭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問題,也就是通常說的农民战争的动力作用問題,历史学界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些同志認为:“农民战爭的动力作用,只有通过封建王朝的讓步政策才能表現出来”;“由于农民阶級是被統治阶級,不可能直接地对     

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馬克思主义的阶級斗爭理論和阶級分析方法,对无产阶級和人民革命的解放事业是无比重要的。一切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們,必須把阶級和阶級斗爭理論应用到实际工作和实际斗爭中去,也就是說,必須把阶級分析的方法,作为看待問題的基本方法。阶級分析的方法,是无产阶級认識革命斗爭的基本綫索,是使我們从迷离混沌的社会现象中找到阶級本貭的钥匙。我們知道,阶級斗爭在阶級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决定的作     

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中的几个问题

孙祚民先生的“中国农民战爭問題探索”一書,經人揭发,从史料到論点,几乎全系抄自右派分子赵儷生的講稿,其中包含着不少严重錯誤,已經有入陆續加以批判。本文試就本人所見到的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与同志們商討。(一)中国农民战爭在历史上的作用——該書在討論中国农民战爭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时,認为:“农民暴动和战爭,一方面打击或顛复了旧的腐朽政权,同时也給后来建立新政权的統治阶級及其代表人以深刻的教訓,使他們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向农民讓步,施行一些“輕徭薄賦,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減輕了封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縛,使生产力获得繼續向前发展的可能,把历史一步步推向前进”。他又說:“唯     

关于天朝田畝制度的实质问题——兼评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一文的若干论点

郭毅生同志在“教学与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发表的“略論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一文中,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質問題作了如下的論断: “天朝田亩制度实質上是一个彻底的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农民資产阶級性的土地綱領,革命性和进步性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帶有任何反动的实質。”并从而得出結論: “既然我們按照革命的任务和内容来决定革命性質,那末,現在我們便不能不肯定太平天国革命是資产阶級性質的农民战爭了”。我們認为,这些論断是錯誤的。但是本文的内容不想全面地涉獵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問題;只想就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質,提出一些我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