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为何要取严格的哲学定义？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中国哲学”的利与弊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哲学的抽象普遍性与对话式普遍性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哲学：一个生成中的词语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哲学概念翻译的格义、立名与正名——以understanding的汉译为例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概念考察，概念翻译成为哲学翻译的核心问题。哲学概念因其含义丰富而使翻译尤其困难，其译名从诞生到接受往往会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借用美国修辞学家伯克的新修辞学思想，以洛克认识论核心概念“understanding”汉译史上先后出现的“悟性”“理解”“认识”“理智”等几个代表性译名为例探讨哲学概念翻译过程中的格义、立名与正名现象，并对其中的动因及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对哲学翻译，尤其是哲学概念的翻译有所裨益。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我们当前在哲学理论研究上之所以缺乏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误解而引起的。本文引入类型理论，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所以，它不是唯一的。实际上不应提“哲学基本问题”，而应提“某某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所以它与近代西方哲学（知识论哲学的典型形式）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不是知识论哲学，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所以它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这一基本问题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重新认识“哲学基本问题”，将使我们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获得许多新的成果。     

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笔谈)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是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纲领性文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高等学校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基地 ,高等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这里发表一组笔谈文章 ,以期推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任务在高校的贯彻落实。     

哲学诠释学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运用——《京华烟云》两个汉译本的对比

哲学诠释学与翻译研究息息相关.本文拟从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三大原则出发,即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对林语堂先生的英文原著<京华烟云>两个汉译版本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文学翻译过程中诠释者的视界是同传统的视界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译者应通过对话创造出译语文本.     

对“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的认识——与俞吾金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具体的哲学理论中，但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是在“统一性”基础之上表现出的“多样性”，它们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超出“统一性”。哲学的对象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把一种哲学理论中是不是存在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家有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明确提出并合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坚持哲学基本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实现40年的宿愿，译书比写书更难——读《精神哲学》

杨祖陶教授的新译作、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哲学全书&#183;第三部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刚一出版，就请他夫人肖静宁教授给我送来，并嘱我写一书评。这对我来说，实为一大难题：一是我不懂德文，二是我对黑格尔哲学的研读甚浅，而又未读过《精神哲学》，怎敢评这部“最高”、“最难”《精神哲学》的中文首译本呢？     

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科学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方向。翻译研究必须与文化研究、文化转向相互结合,形成互动。只有让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走出各自的象牙塔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挖掘文字背后的文化渊源、发挥翻译的强大功能并形成指导翻译实践的宏观理论体系。     

朱德发教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笔谈)

金秋时节 ,学校举行座谈会隆重庆祝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德发先生从教 5 0周年暨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省委副书记王修智等省、校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到会祝贺。座谈会期间 ,本刊约请业内学者就“朱德发教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进行笔谈 ,着重对朱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品格作了讨论。现把谭桂林等人的笔谈发表于此 ,以飨读者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向了译界，对传统的“文本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冲击，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角度。本文试图从伽氏的三大哲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说明其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     

“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中国的哲学

现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属于跨学科、跨专业的“大哲学”。“大哲学”是与“纯哲学”相对照的一个概念。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呈现出危机和发展的一盈一缩的现象,实际上是“纯哲学”与“大哲学”的交替。所谓的哲学危机是纯哲学危机和“大哲学”凸显的时期,而走出危机之后的哲学发展是“纯哲学”发展和“大哲学”淡出的时期。现在的哲学处在危机时期,现代中国的哲学应当自觉地发展“大哲学”,提倡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推进东西方比较哲学,使现代中国的哲学走向世界,朝着世界哲学的方向努力。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如何定位王船山的历史哲学——读《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

王船山终生求“经邦之礼”,在历史哲学方面提出诸多新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王船山历史哲学游离于“民主主义”和“儒家仁政思想”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而程志华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基于翔实文献资料,围绕王船山的“历史观”和“资治论”、“合法性”与“正当性”、“政道”与“治道”等问题,经过透彻而严密的学理分析,系统诠释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并对其进行历史定位,指出王船山政治哲学并非民主主义,而仍是传统的“儒家仁政思想”。此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纠正以往学界对王船山历史哲学之误读、误解,廓清学界的迷雾,为儒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再论哲学“三态”——由吴晓明先生《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所引发的思考

在《论哲学“三态”》提出原生态哲学(即智慧哲学)、对立哲学(即形而上学哲学)、和谐哲学三种理论形态的基础上,对哲学“三态”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阐述,主要包括关于“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根基及其历史性发展,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和中国和谐哲学的形成及其核心理念与基本特征,以及中西文化哲学的根本差异。西方哲学的本质是形而上学,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西方哲学的本质特征表现为“分割”与“对立”,是树立斗争的哲学;而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表现为整体的“统一”与“和谐”,是对立统一的哲学。     

问题与对话:一种非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

哲学问题是一些永恒无解但人类精神却不得不永远追问的难题 ,由于这些难题并没有统一的终极答案 ,只有不同的解答方式 ,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不同理论通常就是这些不同解答方式的典型代表 ,因此哲学不同于科学 ,它不是线性的知识积累的过程 ,而是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无穷探索 ,哲学家们的思想作为一条条探索之路 ,相互之间不仅仅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更具有相互独立的存在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哲学的本性乃至哲学问题的性质的分析 ,将哲学家们的思想活动看作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争论 ,我们称之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 ,从而对于“哲学是哲学史”给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解释 ,意在引入一种非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     

论哲学问题教学

哲学问题教学是哲学本性所要求的教学方法。哲学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本时代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命运问题,“应有”与“现有”的矛盾是探索时代问题的基本视角。从学理上来讲,哲学问题的提问方式是“认识如何可能”,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维度。哲学问题具有根本性、前提性和思辨性的特点。伽达默尔的“问答逻辑”可以视为哲学问题教学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