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为学”“为道”思想之智慧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思想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所在。通过“若水”“不争”、“见素抱朴”、“涤除玄览”等方法去“为道”,可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研读《老子》,就是要深刻体会其“为道”“为学”思想的大智慧及其管理深蕴,并为高等教育管理提供一些启迪。     

关中大儒李颙思想再探(上)

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第二篇文章,就是邱汉生先生的《关中大儒李颙思想再探》。李颙是明末清初关中著名学者。他的思想,以“躬身实践”“悔过自新”为宗旨,在当时独具特色。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学髓》、《反身悔过说》、《观感录》细致入微地剖析了李氏思想,比较了明末清初三大儒的异同,揭示了李颙思想的历史地位。     

对《藤野先生》的线索质疑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和一些分析《藤野先生》的文章,在谈到《藤野先生》的线索时,都认为《藤野先生》是以作者自己的“思想变化为线索”的。我觉得《藤野先生》这篇叙事散文,该是以人物(具体地说:是以作者和藤野先生的交往)为线索的。线索,是“贯穿在整个作品中的脉络。”纵观《藤野先生》全文,确实如文题所示,自始至终写的是藤野先生,即,文章正是用作者与藤野先生的交往这一主要脉络,把表现作者思想和藤野先生的品质,那些材料串连起来的。当然,文章也确有一些地方没写藤野先生,如,第一部分主要写的是“清国留学生”的丑态,表露了作者“对东京失望的情绪”,确     

宋元《水浒》故事与《水浒》——试论《水浒》的忠君思想

《水浒》是在宋元《水浒》故事的基础上成书的。《水浒》的忠君思想,有着作者施耐庵概括现实生活的一面,也有着来源于宋元《水浒》故事的忠君思想的一面。“四人帮”抓住《水浒》的忠君思想,全面否定《水浒》,说《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坏书”,同时,对宋元《水浒》故事的忠君思想也展开了大讨伐。我们有些同志的文章,在肯定《水浒》之余,对《水浒》连带宋元《水     

庄子《逍遥游》、《齐物论》合论--从论述结构切入

《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在庄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对两篇思想的解读仍有很多的分歧。由于《逍遥游》提出“小大之辩”,而《齐物论》主张小大齐一,对于两篇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从文章的论述结构切入,认为两篇同样坚持“小大之辩”的立场,遵循小大相对的论述结构,为我们展示了各种不同层次的境界和思想认识,这正是两篇共同的思想主旨。以儒家、墨家、名辩学者为代表的“人籁”和以老子、别派道家为代表的“地籁”,构成了庄子思想的背景,是与庄子之“大”相对的“小”。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新闻实践与理论

一、从《湘江评论》到《政治周报》《湘江评论》是毛泽东五四时期主编的影响深远的革命刊物,其文章与评论很多是毛泽东亲笔写的,从内容到形式,丰富多采,很有战斗力、说服力。《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宣传了“世界革命”、“人类解放”思想。《湘江评论》论述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思想。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论文     

下贯上通：《中庸》性命论

对于《中庸》的成书与作者,一些学者认为其包含两个部分,来自不同的作者。从思想内容和文章结构来看,《中庸》都是一部思想体系完整的著作。从思想内容来看,《中庸》首先论述“性”之根源出自“天”。“天命”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的“性”表现为“中”。这种作为天下大本的“中”发而中节的状态称作“和”。这种“中和”运用到具体事情上就表现为“中庸”。在《中庸》看来,这种作为“性”之根源的“天”的具体内容即是“诚”。“诚”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就是“性”。而只有人类能通过“尽性”的方式达至“诚”。可以看出,《中庸》既有天道下贯的过程,又有人道上通的过程,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工夫论,其思想体系相当完备,不容割裂为二。从文章结构来看,所谓的《中庸》上下部分并非截然不同,二者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道教“神人合一”思想管窥--以《太平经》为例*

“神人合一”思想是中国道教思想的典型特征之一。研究发现,道教“神人合一”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西汉儒者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其间接来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根本来源则是远古和上古时期的“神人合一”思想。《太平经》“神人合一”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是对远古和上古时期“神人合一”思想的回归与超越,其实质则反映了修道之人对于人与人及自然和谐完美、与道合一、修道成仙之境界的追求与向往。《太平经》“神人合一”思想的提出,从形而上的层面为道教神学提供了本体论意义,从形而下的层面指出了修道之人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可能性和途径,成为了修道之士的终极理想和追求。     

试论《太平经》“三一为宗”思维模式及其意义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戴传江在《试论（太平经）“三一为宗”思维模式及其意义》一文中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天人合一”思想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进程中，《太平经》“三一为宗”天人思想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继承了老子之道和传统天神信仰，吸收了阴阳五行说和仙家之术，     

李锦全撰文与刘节商榷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

《学术研究》今年第三期发表了哲学系講师李錦全写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問題》一篇文章,該文主要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問題,提出一些看法,同时亦兼对刘节教授在《学术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一期发表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一文,提出一些商榷意見。文章首先指出: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天人关系”問題,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項重     

《墨子·公输》析解

《公输》篇是研究墨翟及其弟子思想行事的重要文献,它是《墨子》一书中具有代表性、脍炙人口的佳作。从内容看,它是墨翟由“兼爱”学说所派生的“非攻”思想的具体实践;就写作讲,它是一篇饱含着说理的生动完整的记叙文。文章叙述了墨翟“止楚攻宋”的故事,表现了墨翟的思想和崇高品质。     

从古文到有用文字：《古文关键》之“关键”与经典重塑

吕祖谦在突破《精骑》片段选文的困境后,于淳熙元年完成选录古文经典的《古文关键》,成为评点类选本的开山之作。《丽泽文说》与《总论》互有出入,都是吕祖谦与弟子谈文之际见解的笔录,但与《古文关键》没有直接附属关系。《古文关键》之前所附的《要法》,则是《总论》的精简整理本,反映了弟子笔录的条目与《古文关键》相配合的过程。《古文关键》创造性地将标抹符号与文章剖析相结合,开创了要法、总评、尾评、夹评相结合的评注形式,提揭大量时文结构术语,引领了文章评点风气。其立柱一说,是“段子”文字在文章结构上的形式呈现,构成八股文“四比”体式的滥觞。吕祖谦根据科举应试需要,标举“关键”,强调格法,以评点的形式,将古文经典重塑为“有用文字”。狭义的“关键”为章句组织方面的紧要之处与其间奥妙之法,广义的“关键”即“文诀”。吕祖谦文章学思想的新锐性与系统性,使他成为文章学成立时期的中心人物。     

上博楚简《恒先》的道家特色

文章探讨了上博楚简《恒先》篇的思想内容,并与《太一生水》、《老子》进行了比较,指出三者分别以“恒”、“太一”、“道”作为宇宙的主宰者,提出了各自的宇宙生成论。三者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并立关系。《恒先》的成书时间最晚必须是战国前期。     

“和”——孔子“礼”、“仁”思想的最终旨归

“和”作为传统思想的主要观念之一,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文章以《论语》文本为基础,分析了“和”这一观念诞生的文化渊源及具体文化情境,通过分析《论语》中“和”的内涵,进而厘清“和”与“礼”“仁”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孔子思想的内在逻辑。     

解读《论语》中的"礼"

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是周礼的重要传承者。面对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以“礼”救世,希望能建立一个理想的礼制社会,“礼”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论语》作为反映孔子哲学的著作,对研究孔子礼学思想有重要价值。文章从《论语》中“礼”的内涵着手,探讨“礼”在《论语》中的美学意义。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秦新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什么是新文学》等一系列文章，高扬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旗帜，猛烈抨击封建兽道、神道的旧文学，力图从内容上为...     

《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

为探讨《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通过深入解析相关文献,并联系道教实践,发现《庄子》“齐”与“忘”的思想对道教重玄学义理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庄子》“缘督以为经”、“守一”、“养神”、“吹啕呼吸”、“熊经鸟申”的养生思想构成道教炼养术的重要来源;同时《庄子》的神鬼思想也为道教所吸收,对道教神灵世界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庄子》思想是道教的理论源头,反映了道家与道教的深层关联。     

浅析杜甫《戏为六绝句》

《:戏为六绝句》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论诗的一组绝句,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经验总结,开创了我国诗论体系中以诗论诗的形式先河,具有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对《戏为六绝句》的具体分析,充分肯定了杜甫对庾信等的正确评价,最后指出“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是杜甫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兼与《为文艺正名》作者商榷

今年第四期《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文艺正名》的评论员文章,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给予了尖锐地批判。文章认为,“当前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一个共同性问题,这就是文艺创作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其原因,“就是创作者忽视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而仅仅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简单的工具”。文章在分析批评中,还把“工具”说认定是“四人帮”一整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因此,文章认为,要避免公式化、概念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就必须彻底批判“工具”说。     

刘勰对“文笔之辨”的卓越贡献

“文笔之辨”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从“文章”演变为“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对“纯文学”和“杂文学”本质区别的探索过程。其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把“学术”与“文章”区别开来,如《汉书》仅有《儒林传》,到《后汉书》除仍有《儒林传》外,又增加了《文苑传》。这就是“古之学者有二”。然后,再从“文章”中区分为“文”与“笔”(“纯文学”与“杂文学”)。这就是“今之学者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