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

史学批评 ,是史学的自我审视和总结 ,即对史学实践活动及其理论形态的反思认识。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批评的正常开展 ,有利于推动史学发展、促进史学规范的构建乃至史坛学风的建设。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史学批评推动史学发展——关于先秦秦汉史学批评的考察

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批评,在促进史学发展方面显示出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推动历史编撰形式的发展,推动人们认识史家修养与史学价值的发展以及认识客观历史运动中重大问题的发展。先秦秦汉时期是史学批评发展的早期阶段,本文从史学批评发展的源头上梳理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希望能对当前史学批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史学评论散议

虽然不乏有史学评论的传统,但在今天中国史学界史学评论仍然是一个涉足人数不多的领域,需要进一步发展。新世纪,史学评论将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史学评论应成为史学研究的必备条件,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对史学研究的实践活动予以评判、考量。史学批评是史学评论重要功能之一。史学批评不仅对史学研究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史学研究的实践活动。史学评论、史学批评水平高下反映着史学存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促使史学研究者真正建立史学意识。     

试析史学评论界“栽花”风盛行的原因

史学评论界“栽花”风的产生和盛行 ,外因在于不良的社会风气对学术界的侵蚀和学术管理体制中的弊端对学术的影响 ,内因在于史学评论主体大多缺乏刚正的批评品格、铁肩担道义的批评胆略和必需的学科知识、史学意识、认识能力、专业知识等素质。不改变史学评论严重滞后于历史研究的局面 ,史学事业的发达将成为一句空话。     

余嘉锡史学述论

余嘉锡是我国近代著名文献学家、历史学家。一生从事考证研究,在史学研究上成果颇丰。本文论述了余嘉锡史学经世思想,分析了余嘉锡在历史考证学、历史编纂学上的见解和贡献。     

史学危机与史学意识

“史学危机”呼声的出现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反应和初步调整。两次“史学危机”高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对史学意识的刺激作用也有差异 ,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突破单纯批评的角度 ,对史学危机进行研究 ,是发掘它与史学意识内在关联的重要前提。     

刘向、刘歆文献整理中的史学批评思想

刘向、刘歆父子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突出代表,他们的文献整理成果中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其中,刘向所撰《别录》,以书录的形式评析史籍,开创了一种史学批评的模式。刘歆所撰《七略》,以序文的形式考察学术源流、评论是非得失,在史学批评史上显示出特定的价值。他们开启了文献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的密切关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揭示、认识这种关联,对于拓展历史文献学家和史学批评的研究空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历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前后经历先秦伦理史学、汉唐叙事史学、宋明义理史学、清代考证史学几种主要形态。史学形态的嬗变导致历史知识社会功能的转型。大致说来,先秦伦理史学和宋明义理史学突出史义,其历史知识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伦理道德为旨归的教化类型;汉唐叙事史学和清代考证史学突出史事,其历史知识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以直书善恶为旨归的取鉴类型。两种类型的史学各有利弊得失,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戴震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

在历史发展问题上,戴震着重探讨了人的基本生存要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对人欲、人情的研究。他提出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尊重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自主创造力,并由此生发开去,论述了统治者的为治之道。在史学观上,戴震强调治史要重视经国济世,务求切于民用,同时又极为重视考证,他的史学见解,正是求实而又致用的结合。在治学方法上,戴震始终坚持考证与阐发思想的统一。他在治学中常用的因经求道与即事言理、比较分析与归纳类别、广参互证与“思之贯通”等方法,说明他既能运用考据的手段,又能超越这一手段,不满足于断章零句的解决,而能贯通群经,善于发明义理,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     

论清代小说批评中史学意识的蜕变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即批评者在批评过程中试图摆脱史学意识的束缚,并逐渐将其中积极因素吸收转化为文学、美学意识的历史。清初至１９世纪末,小说批评经历了史学意识的蜕变与升华、回流与涤荡,最终从美学意义上深化了对典型化的认识     

试论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实践及特点

齐思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在漫长史学生涯中,他十分重视史学批评,撰写了大量的史学评论,在史学批评中坚持全面辩证、客观求实的批评原则,注意运用历史主义、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方法,以及寓论断于批评的史学批评模式。梳理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实践,探讨其史学批评特点,有助于深掘齐思和史学批评的时代价值。     

《文心雕龙》所受到的先秦两汉史学思想的影响

《文心雕龙·史传》篇集中了刘勰主要的史学思想 ,刘勰受到了先秦两汉而下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并且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运用和发挥 ,成为其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刘勰的历史观念、史学主张以及他对史书作用的认识和与此相关的史学批评观念等方面。因此对前代史学对于《文心雕龙》的影响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有助于进一步领会和理解刘勰思想中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和疏通今古的理论气度。     

论文学史的史学品格

文学史的内容分为文学史实与文学评论两部分,前者具有史学性质,后者具有诗学性质,史实部分是不能随意“重写”的。文学史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求真是其根本性质。求真的前提是准确把握文献,进行细密的考证工作。文学史要以文学史料为基础,没有充分可靠能说明问题的史料,就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文学史。好的文学史一定要具有史学品格。     

邓小平的史学价值观

邓小平对传统的史学价值进行了较大的拓展和延伸,达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他将历史与现实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史学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精神推动作用。邓小平对史学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丰富而逐渐深刻、全面、系统。也就是说,在对传统史学价值拓展和延伸的基础上,邓小平的史学价值观俨然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线索清晰的网络体系结构,它包括：历史经验的借鉴,即史学是制定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依据,史学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源泉,史学是对外开放的动力,这些构成了史学价值的最基础层次;历史知识的教育价值．即史学是教育人民群众的重要手段,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史学能为未来提供参照,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则属于更高的层次。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近10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综述

近10年(2001—2011)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尤以天人关系、君主论、史学批评、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就需要我们对本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学术梳理,从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成果及发展状况。     

兰克史学与史学专业化

19世纪德国伟大的史学家兰克利用学科分化的有利时机推动了史学专业化的步伐。兰克对于史学专业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确立了史学研究的对象 ,奠定了鉴别史料的原则 ,明确了历史写作者写作时应持的原则 ,特别是对于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更是兰克对于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兰克史学对世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兰克史学在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两只眼睛看国外史学:从西方史学到苏联史学

在回顾整个20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时,既要看到"五四"以来西方史学的传入,也要看到来自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为此,就不能不认真审视苏联史学及其同中国史学的关系.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空疏不实到无征不信:传统史学两大思潮之比较

空疏不实到无征不信学风的转变是历史学向科学方向发展的一大进步 ,是理性精神的升华。清代史学家本着求实考信的态度考证历史 ,一扫宋元明义理化史学空疏不实学风 ,提倡客观实证精神 ,从而确立了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本文从二者对史学性质认识不同、对历史认识不同、治史方法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等方面进行比较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