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背影”——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

“父亲”形象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文化符码化的“父亲”转化为潜在想象 ,对文学中“父亲”的形象塑造产生影响 ;而文学塑造一方面突出、强化了关于“父亲”的文化想象 ,另一方面又不断将时代语境中的新文化因子注入“父亲”想象 ,衍生不同的意义元素。文学文本于此参与着文化符码的演化、积淀过程。启蒙语境下的创作为“老国愚民”式的父亲形象在原有的文化内涵上增添了“非现代”的、“反进化”的否定性元素 ;革命文学中“父”“子”形象的对应或“父子兵”的模式 ,同样具有特定的文化符码意味 ;而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对父亲形象或神圣化或颠覆、解构等 ,也无不映现着历史流动中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的互动过程     

颠覆与维护--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透视

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通常并不是现实的客观呈现,而是具有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色彩,前者重在颠覆、质疑本国的现实,后者旨在维护、保存本国的秩序.中国既是英国作家颠覆、质疑本国现实的理想国,发泄不满、寄托希望的救赎地,也是他们整合自身、彰显自我的对衬物.自中世纪以来,中国之于英国作家一直作为这样一个他者被想象,被塑造,被赋予颠覆与维护两种功能,被置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极间的张力上.     

论笛福笔下中国形象的两极性

小说家笛福对中国的负面描写一直被国内学界视为英国文学史上诋毁中国的一个极端典型.相比之下,他对中国的美化想象很少受人关注.本文聚焦于笛福涉及中国的三部作品,阐述中国形象在笛福笔下的两个极端,说明两个对立形象源于作家对欧洲文学史上中国想象的再度描述,代表了作者对英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同一作家笔下的两个对立形象对于我们理解异国形象在文化想象中的功能具有启发意义:对异国社会和文化的想象摆脱现实真实性,依照创作主体在特定条件下的意图呈现丑化或美化,表现为优于本国现实的乌托邦他者,或者不如本国现实的一个劣等他者.异国形象的文学想象这种无需以现实为摹仿对象的特点使形象本身享有较大自由度和易变性,但同时,形象往往以一个“异己的他者”作为创作原则,使得异国形象描写受制于社会政治功能,使得形象成为套话,阻碍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作为表述作家个人立场的象征方式,笛福作品中两个对立的中国形象代表了作者本人对英国社会的矛盾态度.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物的差异性操持方式中的表意符号编码——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

鲍德里亚提出,在社会学的语境中,物的效用功能并非真基于是其自身的有用性,而是某种特定社会符号编码的结果,与他的老师德波不同,他不是从物走向以视觉图景为中心的表象性景观,而是从物本身的操持方式内在地走向象征意义。在他看来,正是符码构成了不同的表意话语,而话语的背后则是一定的阶级性的语法结构。于是,社会分层由此生成。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艾芜《南行记》中的英国形象分析

本文从形象学角度对其中的英国形象稍作概括,并分析作家即形象塑造者的自身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以及英国形象作为他者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是异国形象得以塑造的必备条件。     

论《交错的彼岸》中的异国形象

本文利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原理,从《交错的彼岸》入手,主要探讨了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笔下的异国形象特点以及“他者”与“自我”的互动关系,体现作者对自我文化认同的同时,也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着力展示普通人性,显示出对自我身份的超越和开放的文化胸襟。     

克洛代尔多重视角受的中国形象——以散文诗集《认识东方》为例

保尔·克洛代尔（Paul Claudel）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的法国诗人和戏剧家,也是20世纪初第一个热情赞美和介绍中国文化的法国人。《认识东方》是一部优美散文诗集,曾对20世纪初的法国文坛产生过极大影响。在此书中,他通过谛听、静观、散步、探寻等多重视角的方式观照中国,重塑一个兼有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意义的他者中国形象。他笔下的中国形象,既投射了法国社会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集体想象,又投射了他主体性的想象和欲望,表述了他对人生和自我的认识以及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提供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

印度的中国形象在历史时段上分为古代与现代,古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神话与信仰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中心与边国的对立等级关系是由佛教信仰确立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同样成为边国,西方是中心,其差异与等级的关系是由西方现代性确立的.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或者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与印度竞争、对峙、排座次的东方对手,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同时作为他者,完成现代印度"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双重身份认证.现代印度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第一层是知识论的,第二层是意识形态的,第三层是话语理论的.     

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

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符号".然而,由于"语言和思想的物化",人们往往以为女性形象就是女性本身,相信对女性的语言描述就是女性现实.所以,女性形象一旦诞生,便会逐渐成为一种刻板形象或定型观念,表达了全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本文拟从形象学的角度,分析父权文化中女性形象产生的深层心理基础和社会文化根源,揭示其中的权力话语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未来的生态女性建设和两性伦理乌托邦构想.     

晚清小说对妻子形象的建构

在救亡图存、强国善种的历史语境中,晚清小说对妻子的形象进行了多维度建构:雌伏的贤妻,雄飞的女英豪,甚至以国为夫的理想女性,成为时代话语。妻子形象的重塑,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重大历史使命,女性生命个体的独立被宏大救亡话语所吞噬而沦为民族国家的附属。但晚清小说对妻子形象的建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妻子地位和角色不断凸显的过程,中国女性正是在这种个体价值被重新认识的历史契机中开始踏上艰难觉醒之路的。     

明星符号与国家形象的建构

国家形象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为各国政府所重视.如何在文化、意义、行为系统都存在巨大差异的跨文化语境里建构国家形象,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议题.明星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符号,不仅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个体,而且还是一个承载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的表意符号,它不仅可以通过塑造国民形象、建构中国特色文化符号、传播历史传统文化来实现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而且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形象·文本·意识形态——图像学研究中的三个关键词

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图像学研究日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在图像学研究中,必须梳理三个关键词,即形象、文本和意识形态.形象是包括图像、精神、词语在内的一个家族谱系,分为外在的物理图像和内在的精神图像.文本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和图像交织在一起,历史的文本与图像总是相伴而行.在图像的背后,亦隐藏着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不是单纯地再现.只有搞清了形象、文本、意识形态三个概念,才能进行所谓的图像学研究.     

南洋本土的汉语书写: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族性言说

东南亚华文文学具有显著的民族寓言的性质。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变迁当中,作为华族历史想象和族性言说方式的文学写作,始终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主要历史变量,也是贯穿近半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华文文学当代转型的基本线索。它是在三种强势话语(东南亚民族政治话语、西方话语和中国话语)于东南亚本土交错搭建而出的网络化语境中进行的,是试图通过主要他者形象的想象、华族与他者关系的建构,从本土化和差异性的两面来达成新的有关族性的当代言说。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形象学的文化转向

比较文学形象学一直就与文化问题有关,形象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一国文学中所描绘的他国形象。因此,被描绘的异国形象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象,而更是一个文化形象,代表着一个国家(描绘者)对另一个国家(被描绘者)的看法与态度。同时,每一个被描绘的国家也都有许多个侧面,选择另一个侧面来代表这个国家也不仅仅是文学问题。还有,为什么这样选择的背后,一定也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因此,比较文学形象学总是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处于相互关联的状态中。研究一国文学中的他国形象,少不了要考察如下相关的问…     

非我与他者:英国文人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从来都不是自在的、客观化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制作,即按照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做的创造性虚构,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就英国文人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来看,中国始终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作为“非我”出现的,在这种非我、他者、异己的意象中,体现的是西方人的价值观。英国人需要中国形象,就像他们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地方,在英国文人塑造的中国形象中,体观的是英国人精神生活的真实。     

湖南人历史形象述论

人是历史的主体,区域形象的塑造者和第一构成要素都是人,因此,了解湖南历史形象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弄清湖南人曾经以怎样的一种群体姿态出现,他们的历史形象到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