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书法”到“春秋笔法”名称之考察

从历时的角度通过对“春秋笔法”诸项别称,如“春秋书法”、“书例”、“释例”、“义例”、“义法”、“春秋凡例”、“笔削”等的一一考察,认为这些名称在实质上都有共通之处,“春秋书法”是等同“春秋笔法”的,“春秋大义”经过历代的阐释和发挥,其名称逐渐走向一致,“春秋笔法”的称谓亦逐渐取代其他各种称谓成为了一致共识。     

从"春秋书法"到"春秋笔法"名称之考察

从历时的角度通过对"春秋笔法"诸项别称,如"春秋书法"、"书例"、"释例"、"义例"、"义法"、"春秋凡例"、"笔削"等的一一考察可知,这些名称在实质上有共通之处,"春秋书法"等同"春秋笔法","春秋大义"经过历代的阐释和发挥,其名称逐渐走向一致,"春秋笔法"的称谓亦逐渐取代其他各种称谓成为一致共识.     

论孔子的“春秋笔法”

本文针对学界一些人认为曲笔隐讳的“春秋笔法”为孔子首创和另一些人否认孔子与“春秋笔法”有关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从客观事实出发，详细辨证了孔子曲笔隐讳的真实情况，并从政治思想、名教观念和儒家思想的温和性三方面探讨了“春秋笔法”产生的客观原因。     

《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标准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笔法: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春秋笔法与小说叙事(下)

古代小说评点家归纳出许多小说叙事技巧,但“春秋笔法”是中国古代小说最基本的叙事手法。《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的笔法与小说叙事技巧异曲而同工,依次表现为露珠映日一叶知秋,草蛇灰线绵针泥刺,曲笔回护褒贬有度,明镜照物妍媸毕露。总体特征是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即“春秋笔法”之尚简用晦而意含褒贬。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古希腊的历史与史学观念

古希腊并不特别重视历史与史学。在形而上学的规制下,历史与史学只具有次等价值。这与中华民族高度重视历史与史学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由于以“空言”统领“行事”,古希腊人缺少对远古历史的记忆,不重视留存史料,建构历史时间系统的理性自觉严重不足,更缺乏撰写通史与外族史的意识及能力,表现出反历史的社会心理趋向。古希腊史学优劣互见,其树立了以“人”而非“神”为书写对象的史学传统,重视近当代史与口述资料采集,具有历史真实理念,成为西方史学的源头,但也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埋下了种子。考察古希腊的历史与史学观念,可以为走好本民族的独特历史道路提供启示。     

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史学是世界两大最具活力、又独立发展的支脉。其共同的理念有:一是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二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可概括出,古代史学内在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矛盾,史学在这对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并走向专业化,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社会系统。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革命"与"历史"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民主革命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直接关联;"文革"后刘大年所坚守的革命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以革命史学观念为核心理念的"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史学与世变——以“新史学”发展历程中“求真”与“致用”关系的变迁为视角

以这一历史时段内二者关系的变迁为切入点,从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演变来廓清中国“新史学”发展道路与社会演变进程中互为映照的关系。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论《史记》的修辞与“不隐恶、不虚美”的关系

着力体现实录精神,大胆使用审美性修辞两方面统一在《史记》创作中,构成了其独有的叙事风格。司马迁不但巧妙地将二者结合起来,很好的实现了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载,而且通过文学的视觉完成了对历史的“思辨、复原和保鲜”,使《史记》真正走向了永恒。     

王先谦的史学成就及思想与观念

王先谦,晚清著名学者,在史学上成就显著,撰述丰硕,涉及到古籍的校勘、笺注和考证;史地学与民族史的研究;史料的汇编和纂辑;外国史地的研究等。这些著述反映出王先谦具有求是、爱国、经世、变易、夷夏之辨的史学思想与观念。     

论中国古代书法中的“通变”观念

“通变”是古代文学艺术中的重要观念,也是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书法艺术创作中,既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本文系统梳理历代关于书法创作中“通变”的理论,指出古代书法创作中的通变关系的内涵、古代书法创作的通变观念对当代书法创作有积极的影响,“法必师古,意从我出”作为书法“通变”的基本方法,应在当代得以传承。     

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新与旧的辩证

当代中国史家对后现代史学的挑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尽管人们对后现代史学观点各异 ,褒贬不一 ,但讨论热烈并逐步深化是不争的事实。其中 ,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的关系应是这一讨论中的关键论题。儒家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特色 ,如强调褒贬经世的道德理想主义、中国文字的沉重性以及政府公权力介入修史等。我们认为 ,如果将后现代史学看成是一种视角而非固定的严谨的方法 ,那么 ,在儒家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互动过程中就完全有可能达致一定层面上的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