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常”调适“三纲”:刘向整合两种价值观念的努力

"三纲五常"是儒家思想中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政治伦理原则,是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但事实上,"三纲五常"并不是天然地存在于儒家思想之中,而是"三纲"与"五常"两种长期潜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碰撞与融合的结果;"三纲"表现为强制性的、垂直式的、单向度的价值规范导向,"五常"则表现为引导性的、水平式的、双向度的价值规范导向。从"三纲""五常"分论到"三纲五常"作为整体的出现,其间经历了诸多思想家的理论建构,尤以刘向的努力为代表。刘向选择以"三纲"为本、以"五常"调适"三纲",使其内化为上位者的行为准则与下位者的道德律令,发挥着切实的约束作用,真正开启了两种价值观念的整合与熔铸;其理论建构的努力,始于阴阳灾异,而终于对礼制的推崇,不但推进了"三纲五常"思想的形成,也逐步将其推进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西汉诏令的宗教内容及成因探析

因受儒家灾异思想的影响,西汉皇帝对阴阳灾异比较重视,深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治乱安危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灾异流露出一定的惧怕心理,因而在诏令中出现许多惧词,这使西汉诏令具有一定的宗教特色。灾异学说是儒家思想中的一部分,反映在西汉诏令中,便是惧词与灾异经常相伴随而出现。     

从"六位"到"三纲"

本文据荆门郭店楚简以及马王堆黄老帛书等出土资料 ,辅以传世文献 ,探讨“六位”到“三纲”的源流。经过分析 ,指出“三纲”所论的对象君臣、父子、夫妇 ,是战国多数学派阐发、评判思想的归宿和标准 ,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定义 ;但是各家思想的出发点并不一致。董仲舒所倡导的“三纲”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是阴阳思想而非儒家传统思想。这其中的原因 ,与战国、秦汉时期儒家的政治命运以及思想界的互动有关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儒家虽然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却也牺牲了自身的思想传统     

"三纲六纪"与儒家社会秩序观的形成

作为记录东汉白虎观会议的重要文本,《白虎通义》在继承先秦尤其是西汉儒生社会秩序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变迁提出了三纲六纪思想,发展完善了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一是将儒家着重调整的社会关系由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延伸到以君臣、父子、夫妇为主,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在内的九种关系,进一步扩大了社会控制的范围;二是突出了君主的绝对权威,六纪从属于三纲,而三纲之中父子、夫妇又从属于君臣,有利于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三是强调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主导作用,在标示社会等级的名号器物、礼乐制度等方面,赋予道德意蕴。此外,白虎观会议综合当时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及文化资源,并采用皇帝裁定的形式,使这一思想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上性。因此,三纲六纪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深深影响古代中国的儒家社会秩序观的形成。     

试论西汉时期神仙方术及阴阳灾异思想与谶纬的兴起

谶纬是一种特殊的神秘文化，它之所以产生于西汉末年是有其思想背景的，这就是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说盛行和经学的推崇，经学的阴阳灾异化导致了谶纬的兴起。本文试图从西汉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探求谶纬产生的原因。一、西汉时期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说盛行之思想背景西汉统治者...     

“三纲”思想的内涵、发明权和产生历史时期析辨

关于"三纲"思想的内涵、发明权、产生于什么历史时期,现在学术界对此提出了许多种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其中有道理的说法是:"三纲"的内涵是"要求‘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的绝对服从";"三纲"一词的提出者是董仲舒,但"三纲"思想的发明权在韩非,即韩非的"三顺"说,因为"三顺"说与"三纲"的内涵相同;韩非是战国末期人,所以"三纲"思想产生于战国末期,各种其他说法均欠妥。     

儒、道哲学生态观之比较

儒、道对哲学生态问题有诸多相通之处,然其相异点也是明显的。从哲学生态本体观上说,儒家之根本点是"生","生"体现了儒家对生命本源性的理解;而道家则突出道的实在性、本原性和万物生成过程的自然性。从生态价值观上说,二者都认识到自然的价值,尊重自然的价值,然其相异之处在于:儒家主张"人为天下贵",人能"参天地,赞化育";强调"和谐",认为"万物并育"而"皆得其宜";主张"仁民爱物",强调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的原则处理人际关系。而道家则在自然为本的基础上看待自然的绝对价值,主张"与道合一"、"人与天一",强调"道法自然"。     

汉代易学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及其演进

春秋战国时期,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政治哲学对治乱兴衰规律、国家治理之道的探讨,为儒家政治哲学最终取得统治思想的合法地位,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易传》是汉代易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在宏观上参与了两汉统治秩序的构建,体现了儒学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政治性意义;在微观上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其借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测对国家治理予以指导和调节的工具性作用;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彰显了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也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中持续完善。     

"三纲"真的是糟粕吗?——重新审视"三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化进化论等的误导下,人们普遍将"三纲"理解为维护等级秩序或所谓"无条件服从",视之为儒家思想的最大糟粕.本文试图说明:"三纲"的本义绝不是无条件服从,而是指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三纲"是孔子有感于时代弊端而提出的针对分裂和战乱的药方;"三纲"精神在今天人的现实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也是未来中国实现健全民主的条件之一;"三纲"被普遍误解的历史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刻危机,即在迷信西方价值的同时丧失了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使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失去了方向.     

道学女性伦理观与儒家女性伦理观的对立及融合

由于思想主旨不同,道学与儒家在女性伦理上存在各种对立。对于女性的地位和价值定位,儒家强调"男尊女卑",道学主张"阴阳并重";对于女性的人格,儒家持"女人祸水论",道学持"女性崇高论";对于女性的贞节及两性交往,儒家过于强调女性贞节的畸形伦理观而实行"男女之大防",道学较为宽容而倡导自然健康的两性关系;对于女性所循人伦礼节,儒家重文轻质,道学重质轻文;对于女性道德监督机制,儒家诉诸于人的作用,道学主张人神并用。然而,由于道学为了扩大其影响力而不断吸取儒家思想,这又使得道学与儒家在女性伦理上存在融合,它们都奉行尊卑等级观念、倡导"贞顺"之德、重视"孝亲"思想及推行"五常"之道。     

原始儒家君臣观的历史演变

“君为臣纲”乃是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这是汉儒提出而为当时及其后的封建统治阶级认同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先秦原始儒家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观念,因而他们并没有绝对君权的思想。     

“三纲”之争与儒家的现代命运——以方朝晖、李存山的争论为中心

方朝晖与李存山争论“三纲”问题的真正分歧，不在对“三纲”历史知识的认知，而重在对“三纲”的评价，因其评价的不同而导致其理解的不同。其评价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方、李对西方现代价值的理解与评价的不同。李存山的问题是过于简单地执守现代价值观念，方朝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囿于西方现代价值的认知而对“三纲”的理解有所偏差。“三纲”的独特意义正是无条件服从的“义”，但需要在诸“义”之冲突中来全面权衡不同的“义”。由此，儒家在现代的命运某种程度上并不仅仅取决于儒学本身是什么，还有赖于人们对中西文化公允地理解与评价，这样才能还儒家一个公道。     

君子修养与心灵安顿

儒家君子的人格构成蕴涵了"与仁"和"与命"之二维结构:"与仁"是维系儒家君子人格之"安身"的内在价值取向,即"仁者安仁";"知命"则是陶铸其君子人格的一种外在认同,即"乐天知命故不忧"。正是"与仁"和"与命"的结合,开出了儒家君子据以安身立命的"常乐我净",即"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儒家君子所赖以实现其"无入而不自得焉"的心灵安顿,其要诀有三:其一是"罕言利",其二是"安仁",其三是"知命",上述三点,不仅是传统士人君子修炼心性"常乐我净"的灵丹妙诀,自然也是当代人们陶冶其心灵安顿的不易之方。     

"颜乐"新探——兼论早期儒家知识价值观

"颜乐"为儒家学派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特别是文化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它 源于孔子的教育与学习观,在此基础上颜回将其扩展为整体性人格精神。在儒家思想流变史上,"颜乐"以其绝对 化的知识、知识乐境追求,体现了早期儒家的知识价值观。     

生生而仁,通达天命——先秦儒家生态思想逻辑性研究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有其内在逻辑性。其天道依据是"生生",蕴含"时""变"观念。"仁"是对天道"生生"的人道承接,其内在规范性是以"位"为前提,"中"为尺度,"止"是"中"的精微之地,同时以"爱"为基础,"忠恕"为方法。先秦儒家正是通过对"生生之仁"的终身践行,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此即"生生而仁"。"生生而仁"是人对栖居之维度的筑造,先秦儒家通过生生而仁,通达天命,实现浑然与物同体的和乐境界。     

汉代灾异观略论

灾异观是汉代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在汉代政治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阴阳术士们的穿凿附会,灾异又成为荒诞不经的权谋于利之具,以致模糊了人们对灾异进行审视的视线.探究灾异的实质、功能及意义,对于认识汉代的政治哲学及政治史,无疑是有意义的.     

董仲舒伦理学说的存在论化及其几个问题

董仲舒哲学将现实的伦理性问题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层面,使其抽象化、绝对化,再以此为标准,用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明确显现出与"伦理的存在论化(Ontology of Ethics)"有关的一些基本性特征,为此,他采用的主要办法是先把人的日常行为投影到阴阳理论中,然后再根据这一阴阳理论规定人伦关系。但是他的天人感应说在实现天的人格化之时,还与灾异学说相关联,几近把天表现为有意志的主宰性的人格神。由此,在董仲舒哲学中,道德价值的根源从自觉的人心转移到了有意志的天,结果,只要符合天意就认定其是有道德的了。因董仲舒理论中有过度神秘化、宗教化的因素,它与先秦时期孔孟的天的概念差距很大,所以不容易被儒家的正统理论所接受,后来受到了许多批判。     

儒家经世学派考原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所谓"功利学派"或"事功学派",此派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和国计民生,故而称其为"经世学派"可能更为恰当。依韩非子之说,儒家在孔子之后分为八派。儒家八派思想旨趣不同,而皆自谓得真孔子之道者。从根本旨趣上说,儒学既非记诵辞章之学,亦非玄谈和独修的学问,而是经世济民之学。在儒家八派之中,唯有"孙氏之儒"才是得了孔子经世之道的真传。儒家经世学派的第一任领袖,《荀子》称其为"子弓"。考辨儒家经世学派领袖,有三条理由可以论证"荀子"姓"孙",而不是姓"荀";有八条理由可以论证"子弓"为孔子著名弟子"子贡",而非前人所说的"仲弓"和"馯臂子弓"。子贡乃是孔门真正的经世大儒和孔子正宗的继承者。     

唐君毅文化哲学的世界视野与圆融思想

唐君毅作为当代新儒家巨擘,其文化哲学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方面,他以"十字架"之说区别中西文化精神各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强调中西文化之"不同"。但另一方面,他提出"道德理性"是文化的本源,中西文化是"道德理性"的两种"发用",由此将中西文化的差异统摄在"道德理性"的观照之下,强调二者的"和而不同"。在贯通中西文化精神的基础之上,他提出"太和世界"的人文理想、"纳方于圆"的文化构想,以期儒家心性学传统的"返本开新"。唐君毅文化哲学的世界视野和圆融思想作为儒家传统面向现代化转化的一个典型范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汉代人眼中的疫病

在汉代,疾疫被看做是"灾异"的一种.时人认为,君王"不明"、德行不盛都会引发疾疫,由此逐渐衍化为一种神秘的以灾异附会社会人事的灾异说.由于在当时医疗技术落后,因恶鬼造成疫病的看法十分普遍,祈祷逐疫去病的仪式也十分盛行,这反映了天命禳灾的思想.汉代进步的疫病观认为,疾疫的发生是"天地之道"和自然规律,主张用医药救治抗疫,并指出,得了疫病后让患者喝符水和祈祷,"无益于治病",是愚蠢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