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归自然: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艺创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以情感作为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重在揭示社会政治、现实生活和人生际遇等客观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以钟嵘的"怨愤说"和刘勰的"蓄愤说"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为例,阐释分析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和审美价值,探讨"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轨迹。     

“声无哀乐”与六朝“和”范畴的嬗变

“和”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史的重要范畴,统摄性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特征。六朝时期,嵇康提出的“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命题使“和”范畴内涵和意义都有所发展。“和”范畴这一发展和转变的过程体现了特定时期艺术观念的进步以及美的自觉的发生,对六朝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兴观群怨”为例看船山的接受美学思想

对于船山“兴观群怨”，学者们作出了各种阐释，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进行阐释。首先从接受时象考虑文本潜在美学评判标准；其次，接受主体不同对美学价值取向阐释不同；再次，接受主体在接受过程中有荚学上的独特心理体验。     

接受美学的中国之旅——“顺着讲”、“迎着讲”和“拧着讲”

文章具体分析了我国文论界对西方接受美学的三种不同的典型接受方式,以此说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接受者个人的理论立场、理论视界对理论传播的影响,试图揭示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界对西方文论接受态度微妙变化的轨迹。     

简论“诗圣”的衍生轨迹

早期“诗圣”并非专用于杜甫。经过宋代的秦观、朱熹、杨万里的论列 ,并经过后人的认同 ,清代最终将“诗圣”的称号固定于杜甫。     

“日常生活”的理论嬗变及其对社会管理的“隐喻”——基于社会学理论的梳理与思考

日常生活就是人的日常社会生活,具有社会学研究意义,它与社会管理关系较为密切。在日常生活相关社会学理论嬗变中,前期理论从既有经验的参照与改变,到管理紧张印象的情景定义,再到检视日常重复的重要,表现出对自由的趋鹜,后期理论涉及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生活需要再造为我们的存在、符号消费宰制的社会需要采取策略战术对抗、技术理性与文化工业的摧残需要采取非操作性思维方式和交往行为进行扭转等内容,表现出对依赖的抗争。针对社会管理的复杂性,日常生活社会学理论的隐喻指引,既注重整体性保护自由,又注重整体性协调依赖,这样才能使社会管理更有效、更灵活、更新颖,让人过上好生活。     

“意见领袖”的“第二文本”阐释——文学接受视阈里的张爱玲

自20世纪40年代起,人们一直很关注张爱玲,先后在华语大地上掀起了三次“热潮”。“张热”的成因很复杂,纵观三次“张热”,具有优势地位的“意见领袖”们对文学作品的“第二文本”阐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的引领下,更多的受众参与到张爱玲作品的解读中,推动了一次又一次张爱玲热。     

“内在发展论”的历史认识轨迹与展望

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内在发展论”是一种关于韩国历史的新的研究方法和历史认识,其源于对殖民主义史学的克服和确立“国民国家”的韩国历史体系的需要.“内在发展论”在韩国的发展分为两个主要流派:其一是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二是资本主义萌芽论.分析“内在发展论”在韩国的形成、分化和进化的轨迹,并对其在韩国历史体系构建作用进行评价,对展望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很大帮助.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小说的儿童形象嬗变

实用主义教育观是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小说儿童形象塑造的理论基础,但这个理论却在此时出现了异变,其对杜威的原点思想做了断章取义式的解读,只强调实用二字,只要求儿童小说能够起到教训作用。其原因有三:十七年时期儿童文学的文艺指导方针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极端解读,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急需,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引入。三者合力,最终致使十七年时期的儿童形象只集中表现于两大类:少先队和革命儿童,并呈现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嬗变轨迹。     

“跟进式”接受的积极效应与误读尴尬——对中国新文学接受日本现实主义思潮的反思

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形成,同接受日本文学思潮紧密相关。其呈现出的是一种"跟进式"的借鉴接受态势,这能适时回应世界文学新潮,产生积极的接受效应,但若将某些激进思潮也当作"新潮"一并吸收,就会出现接受的尴尬,导致对本真文学思潮的误读。这在中国新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都有明显印证。     

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及其文化成因

由于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需要,唐代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在宋代同时迎来了接受史的第一个春天,其中的韩柳并称论成为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对于韩柳并称论的接受主要有文章之士和道学之儒两大群体。文章之士们常常坚持韩柳并称并且使之广为盛行;道学之儒们在北宋时往往扬韩抑柳,甚至反对韩柳并称,到南宋时,由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韩柳并称论也得到了理学家的认同。韩柳并称论的境遇在于:韩、柳两人文学地位虽然相当而在对待儒、释、道的态度上却不一样。     

从“惊艳”看流行语的发展轨迹与动因

流行语是动态发展的。流行中的“惊艳”在不及物动词的基础上,拓展了形容词功能、新生了及物动词功能,功能嬗变的动因在于新闻语域叙述视点的转变．功能嬗变的结果是复合词的重新分析。“惊艳”的语义通过同类属泛化,异类属泛化、虚化和脱落、语义降格等机制在原型语义基础上实现了扩展,“美女经济”背景下“美的多元化”与语言使用者的表达策略是语义扩展的推动力。随着频繁使用中“惊艳”新奇感的降低与新生流行语“给力”的出现,流行语“惊艳”目前已进入“潜藏”期。     

“宋诗派”的唐诗学理论——兼论晚清诗坛诗风取向的嬗变

清中叶以降,康、雍、乾时代的“太平盛世”逐渐为全面爆发的社会危机所取代,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促使诗坛取向发生变化。道光、咸丰年间,程恩泽及其门人与曾国藩等上承“宋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提倡学问考证以及经史诸子入诗、诗人之言与学人之言合一,“宋诗运动”由此勃兴。伴随着宗宋派势力的不断壮大,古典唐诗研究渐趋衰歇。     

从《风雅翼》看宋元理学“新文统”影响下的李白诗接受

元末理学传人刘履所编古体诗选《风雅翼》,为理学"文""道"一元之"新文统"孕育的诗选范本。其对李白诗作出了迥异于诗史传统的新品评:有风雅兴寄遗意,而未得"性情之正";风格流丽、夸饰;词"密"气"促",远"古调"而近"唐音";因而不得为唐宋时期羽翼风雅诗道之典范。这集中反映了南宋后期至明初,在理学"新文统"影响下,作为传统诗史典范之李白诗接受命运的复杂多舛;对深入认识李白诗的经典化历程、及理学思潮影响下宋、元诗论思想的嬗变,均有重要意义。     

论周公“和”的思想

周公在《尚书·周书》、《逸周书》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和”的思想。周公认为“和”是君王“受大命”和建设好国家的重要条件,从而强调民族的和谐与国家的和谐,并进一步认定实现“和”是以君王的政治清明为前提的。周公初创的“和”的理论,引领了后世“扣”文化的发展。     

关于马恩唯物史观的“龙种”和“跳蚤”关系的几个问题——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我国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这里仍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一、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二、这个中国化是怎么化的。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包含着两个方面:前一个方面,这个主义指的是理论,即唯物史观;后者,这个化,指的是一个过程,即理论联系实际。作为过程,它指的是对唯物史观理论的理解和运用的正确和错误的状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他们称之为龙种,一切不科学的历史观,他们称之为跳蚤;在实际运用中,凡是正确理解和运用的,他们称之为龙种,凡是不科学的理解和运用的,他们称之为跳蚤。     

从“去实践化”、“去本质化”到“去美学化”——关于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后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当代中国美学经历了从"去实践化"到"去本质化"再到"去美学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相对于实践美学乃至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后实践美学的脱胎换骨最为成功。而在后实践美学之后,美学则面临着从"美学"到"后美学"的根本转换,"美学的重建"与"非美学的思想"是当代中国美学所面临的全新的历史使命。     

“90后”大学生网上信息接受习惯的实证研究——以北京邮电大学为例

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介质,以其信息传播的广容性与共享性、传播世界的虚拟性与速度的迅捷性等天然特质,吸引着人们纷纷“触网”。“90后”大学生的成长具有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的烙印,网络渗透到他们学习、生活、交往和娱乐等方面。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能力强的“90后”大学生,早已习惯从网络上获取信息,网络改变了该群体获取信息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为此,本研究对321名北京邮电大学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归纳出“90后”大学生在网上接受信息的习惯的现状,并对其网上信息接受习惯养成的原因作了探索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