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兴衰发展——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的文学史观

<文心雕龙·时序>篇是刘勰文学史观的专论,在他看来,不同时代的社会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兴衰有重要关系,而各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又与历代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分不开,这就是"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枢中所动,环流无倦"的文学史观.刘勰将文学的兴衰发展最终归于政治因素,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与浪漫主义的文学政治

晚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新小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标志,文学担负起了一个时代先行者的角色.政治小说是这个时期人们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载体,它与时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时代政治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政治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化成为中国文学由传统步入现代的一个突出表征,浪漫主义政治和浪漫主义文学具有一种同源关系.     

左翼红色经典的意义

一个时代的文学,一定会有在观念上甚至文体方面的基本取向,以致构成该时代的主潮文学和主潮性文体.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就其主流部分而言,文学都是作为工具的存在而服膺于政治使命.左翼文学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和政治化倾向显现出与"五四"文学截然不同的品格.如果说,"五四"是人的自觉和文学的自觉的时代,三十年代是阶级的觉醒和政治意识觉醒的时代."五四"文学主潮是人的文学、三十年代文学主潮则是阶级的文学求救治化的文学.由此也决定了左翼作家进行创作时,社会阶级分析和政治判断被当成了创作的前提,以革命的功利主义去看待文艺,倾向于将文艺完全意识形成化.于是,政治式写作便诞生了.     

中央文学研究所与1950年代文学的政治生态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循此思路,建立文学学校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围绕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发展与最后停办,文学界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文学纠葛",这些"文学纠葛"是1950年代文学政治生态的生动表现。文研所走向式微及其最后的停办有个人恩怨的因素影响,但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决定这所学校命运的,是时代的语境和政治的需要。     

诗学的政治: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

20世纪30年代日趋政治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生态是京派审美主义生长的重要场域.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既是对现代政治和经济的批判和超越,也在现代社会变迁中表达出怀旧的感伤,隐含在"感伤"里的却是现代政治无意识,是现代社会的理想叙事和审美幻象.京派的审美主义是特定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是一种"政治"诗学,它以想象的对抗方式重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审美的同一性和复杂性.     

论“京派”与“海派”创作的话语边缘性

20世纪30年代,"左"倾政治话语借助社会的中心主题———革命,成为时代的权威话语和主流话语。"京派"与"海派"对文艺功能的认识、对文艺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要求,都与左翼主流作家有较大差异,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注重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性话语。这种话语显然具有一种边缘性特征,不可能被时代普遍认可与接受。     

文学地理视域中的中国东西文学

自古中国文学的东西差异一直存在。然而从古代到近现代,东西文学并未像南北文学一样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有复杂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等原因。西部文学在历史上长期被遮蔽,到当代才得以"完形",俨然与东部文学对立。东西文学是从地理空间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审视,有助于我们在日益同质化的时代呼唤和维护中国文学的地域传统和多元特性。     

近代的政治文化影响与文学的泛政治化观念

由于鸦片战争及清王朝腐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国家衰败,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甚为发达的时代。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初步开始具有现代性政治理念的知识群体。他们用从西方文化借用过来的新兴政治思想重新阐释政治生活,体现了与古人不同的政治参与精神。近代知识分子这种政治理念的变化,对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使得政治与文学迅速联姻,在推动文学走向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抬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近代以来文学泛政治化观念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文学作为社会改革"利器"的夸大性使用。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推崇文学的社会气氛。近代以来对文学之社会作用特别是政治作用的普遍重视,既为文学改革营造了浓厚的舆论环境,也为文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动力。     

什么诗歌?谁的社会?——对"诗歌与社会"问题的几点困惑

编者按:"汶川地震诗歌"写作所凸显的文学面对灾难、直面社会现实、担当时代使命的精神,涉及的正是当代文学传统中是否应该表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等文学正统、文学规范以及如何表现的本质问题,而中国现代诗论中对诗歌"社会意义"的强调又经常与对"艺术追求"的阐述形成二元对立关系.     

后经典时代:经典生产机制的失落与经典的失序

进入后经典文学时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丰裕化甚至"超量供给"的局面,经典式微已不可改变。而文学的市场化和大众化、社会的信息化发展等因素也都对传统经典生产机制提出了挑战,经典文学时代行之有效的那套经典生产机制开始失落,其对经典的绝对权威认定已经基本失效,一个"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正在形成:经典生产开始更多地取决于现代经济资本而非传统的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所奉行的是经济法则和市场逻辑。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量文本冠以"经典"之名被生产出来,最终导致经典生产陷入处于无序状态。     

政治转型与文学领导权的集中——1976年政治生态变革与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设立

1976年初《人民文学》复刊是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产物,体现了转折时代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与意识形态的裂变。无论该刊掌握在谁的手里,对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视是一致的,只是重视的方式和重点不同。1977年《人民文学》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大戏的幕布,会议成果影响深远。《人民文学》主持开展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正是政治转型期间文学领导权更加集中和统一的必然结果,而评奖过程中对"群众话语"的强调反而更有利于文学权力的集中。     

新民族国家与“十七年文学”的身份认同

"十七年"的基本身份特征是新民族国家的成立和发展.这深刻地影响到时代的整体文化状况,也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身份要求.这一要求的最直接体现者是作家.由于新文学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作家的转换非常艰难.那些完成了身份转换作家的创作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体现了与时代身份的高度认同.由于"十七年文学"身份认同的基本方式是政治改造,其过程艰难,结果也是不彻底的.这决定了它既呈现出单一的顺从特征,又有复杂的多层面构成.这要求我们对这时期文学进行评价时,既要关注其外在和主流面貌,更要关注其复杂和深层世界.     

论左翼作家之政治趋向

在残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化、世俗化、大众化作为仁人志士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的救国使命,决定了左翼文学突出的政治倾向。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体趋向群体、社会价值疏淡文学价值、"社会化"倾向加重。本文着眼于政治文化,通过文学与政治之关系探讨来解析左翼文学政治化倾向的因由和影响,力求真实再现其历史本貌和本质。左翼文学作家的政治化倾向客观上限制了对艺术本质探索和审美追求,以及艺术个体自我的个性发挥,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对于贫穷落后的平民文学,左翼作家却做出了历史性的功绩,对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以《盐铁论》为考察中心

汉代文学社会批判主题的形成与嬗变与当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应汉初吸取前朝经验稳定政权的时代要求,《新语》《过秦论》等一批作品涌现,形成了"过秦"的文学批判主题。这一主题被武帝时期作家沿承。昭帝时盐铁会上,贤良、文学对武帝弊政给予猛烈抨击,不仅借批判秦政影射武帝之失,而且借褒扬文帝时政批判武帝扰民政治,更多直接批评武帝时政,延续并深化了汉初以来的"过秦"主题,并由"过秦"转向"崇文过武",对此后汉代文学的社会批判思潮影响至深。不独昭显了古代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体现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深厚的忧患意识。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民族形式”的理论论争及其创作实践

20世纪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是抗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一场非纯文学问题之争,它的兴起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和时代需要,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本文回溯论争要点,结合实践情况,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从追求文学民族化的视角总结和反思了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鲁迅开启的政治新视阈探析

鲁迅形象的"政治化"诠释或者"去政治化"解读,源自于学者们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根本误读。鲁迅没有秉持"文学脱离政治"的浪漫幻想,也没有希冀"文学驱动政治"的黄金时代,而是深入批判了"文学依附政治"的传统陋习,进而揭示了文学本质与政治话语的内在歧途。依据鲁迅所开启的政治新视阈,消除统治阶级争夺"一把旧椅子"的革命幻象,亟待澄清三个层面上的"是非"问题,一是国人权利保障而非等级特权,二是国民人格健全而非奴性心态,三是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对象,才能真正瓦解中国专制王朝的"超稳定"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