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之我见

“新时期文学”是尚有明确社会改造目标引导的文学,而在“后新时期文学”中,这种理想的目标已经淡出并趋向干无。这是决定两个分期文学现象呈现质的不同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分期的文学阶段的所有相异之处,都来源于此。     

“文学穿越性”理论辨析

本文从反映论、表现论和形式论的视角评析了“文学穿越性”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并以整体的、发展的、动态的目光和中西文论参照的视角 ,对其值得商榷之处进行了一些探讨。     

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

当21世纪之初文学地理学渐成"显学"之际,由文学地理研究实践引发的学理思考,到文学地理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体系建设,尤其迫切需要在相对滞后的理论建构方面取得重点突破。本文基于文学地理学的内在需要与学理逻辑,重点借鉴和重释杰弗里·马丁所归纳的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与弗朗科·莫雷蒂所提炼的文学地图的双重空间概念,然后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并以此为重建新的"空间阐释学"谱系提供理论支持与启示,同时藉此对影响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关键问题作了新的反思和辨析。     

文学“内、外”理论及其重释

文学"内、外"理论是指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和美国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缔造的关于文学的"内部规律/外部规律"、"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理论.以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审视文学的存在整体,以现象学的方法建构文学的存在方式,在此基础上阐释文学"内、外"理论,更具科学性、合理性.     

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新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学伦理学立场

对"理论之后"的诸多误读导致人们忽视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对伊格尔顿美学体系建构的影响;在《理论之后》后四章中,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实践取向和理论反思统合了起来,已经表现出从"政治"过渡到"伦理"的倾向;而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旗帜鲜明地站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立场上提出:真实世界和文学之间是一种基于行动的实践关系,文学具有本体论价值,它在伦理学意义上参与了对世界的建构,文学从事的道德工作及其具备的伦理学价值在于其对专制力量的反抗。     

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

20世纪的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理论话语展开,故一度被称为理论的世纪。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学界也陆续引入了不少相关理论与批评样式。而自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的论著《理论之后》中译本出版之后,学界又出现了某种理论“过时”论。本文指出,作为人文学术重要分支的文学研究集中于文本非确定的诗性表述,揭示其内涵的认知功能,以此奠定了自身的知识系统与学科范围。文学研究由此与其他确定性学科领域形成认知互补的同时,也以跨学科方式对应文本的开放系统并形成文本内外要素动态关联的研究范式。文学研究的这一内在规定性使理论成为难以回避的基本问题。本文针对这一发展线索及其趋势进行了探讨和论证。     

刘勰回避宋齐文学而带来的理论缺失

南朝宋齐时期是一个三吴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中心,而文学进一步走向独立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的时期。这个时期,以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眺等一批杰出诗人为代表的五言诗创作标志着诗歌走向成熟,从艺术上和诗学意义上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了准备。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却一定程度上对这个时期的文学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妨碍了他对文学新变做更客观、更深入的考察,因而在文学理论意义上和文学史意义上都给《文心雕龙》带来了一定的缺失,特别在对文学的艺术特性和社会功能的认识上这种缺失较为明显。刘勰的巨大理论成就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刘勰的理论缺失以及造成缺失的原因也应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文学欣赏·文学接受·文学消费——近60年来中国文学阅读理论范式转型反思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文学阅读理论经历了从文学欣赏到文学接受再到文学消费等三次重要的范式转型。社会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的改变无疑是导致文学阅读理论范式转型的根本原因,文学状况发生改变则是引起文学阅读理论范式转型的直接原因。文学阅读理论范式转型带来了文学史的改写和文学要素重构等一系列深层次的文学思想变化。对于文学阅读理论范式的流变,我们既要看到它适应时代要求方面的积极价值,同时也不应回避其理论原创性先天不足和在理论借鉴上未能真正中国化等内在缺陷。在21世纪建设中国文学阅读理论时,我们必须增强回应现实的问题意识,秉持多元共生的建构姿态,自觉融汇理论的民族色彩。     

从后殖民理论到华语语系文学

华语语系文学系后殖民理论在华语文学领域的运用是有所限制的。论者试图辨析后殖民文学( Postcolonial Literature)、少数文学( Minor literature)及“混杂”( Hybridity)等概念,在华语文学中的运用。不同地域的海外华语文学因为历史、地域、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原因,肯定会发展于与中国大陆文化不同的特征,但把两者的关系完全描绘成殖民对抗,显然是不合适的。海外华文文学写作是华文文学的一个部分,相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并非德勒兹( Gilles Deleuze)与瓜达里( Felix Guattari)所说的“少数文学”。霍米巴的“混杂”概念强调主体之间互相渗透的状态,强调混杂中的抵抗,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之于华文文学的关系,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混杂中的异质性,而并非混杂中的抵抗性,由此可以解决两种主体对立的问题。     

“解冻文学”影响下的“百花文学”

本文对兴起时间和因果联系方面有对应关系的第一阶段的“解冻文学”和“百花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解冻文学”与“百花文学”在背景方面具有相似性,在文学思潮和艺术手法上有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在具体文学作品的构思上有某些同构性和差异性。通过对这些同与异的考察,可以揭示“解冻文学”走向进一步繁荣而“百花文学”过早中断的原因。     

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的“断裂”与“弥合”

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文学内部研究强调文学审美特性,外部研究重视文学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对立可以说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要解决文学研究的＂钟摆＂现象,必须解决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文学语境的虚拟性使它自身得以与文学外部的文化语境相疏离,是它们之间产生一种奇特的距离感;文学语境的审美性使得它与文学内部研究保持本质性的联系。文学语境作为介于文学内部语境和文学外部文化语境之间的特殊场域,使得文学内外有机地衔接起来。     

文学主体性思想的双重理论指向

文学主体性思想的局限性极为明显,但其理论指向也非常鲜明.对于人本身,即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主体性的呼唤、确证和伸张是这一思想形态的根本性蕴涵;同时,它也内在地指向对文学自主性的诉求.从学理上说,正是这种双重理论指向的存在,才使得文学主体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提出以及围绕着它而展开的广泛论争成为了一种瞩目的文艺现象和思想文化现象.在当前所谓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语境中,深入研究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问题和强调文学的自主性显然还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论中国现代唯美文学观念的整体特征

与异域唯美主义的彻底相比,中国现代唯美观念表现形式上更为中庸、潜隐;现代唯美批评文字承袭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重印象、感悟的特质,又借鉴了西方非理性生命观,从而体现了唯美主义主张的文学上的为艺术而艺术、行为上的人生艺术化、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的结合,使唯美主义文体在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空间。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文学欣赏·文学接受·文学消费——近60年来中国文学阅读理论范式转型反思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文学阅读理论经历了从文学欣赏到文学接受再到文学消费等三次重要的范式转型。社会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的改变无疑是导致文学阅读理论范式转型的根本原因,文学状况发生改变则是引起文学阅读理论范式转型的直接原因。文学阅读理论范式转型带来了文学史的改写和文学要素重构等一系列深层次的文学思想变化。对于文学阅读理论范式的流变,我们既要看到它适应时代要求方面的积极价值,同时也不应回避其理论原创性先天不足和在理论借鉴上未能真正中国化等内在缺陷。在21世纪建设中国文学阅读理论时,我们必须增强回应现实的问题意识,秉持多元共生的建构姿态,自觉融汇理论的民族色彩。     

文学研究会的社团运作与整体文学倾向

从“社团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看,文学研究会社团的基本姿态是“著作同业公会”。这不仅是它能迅速壮大并推动新文学第一个高潮到来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与创造社论争的起因。这种“公会”式的社团运作,还导致了文学研究会对各种流派和“主义”所采取的兼容包并主义态度,以及对于“为人生”和“为艺术”两不偏袒的折衷主义文学倾向。从而为我们对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认识局限加以了澄清。     

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与理论反思

文学地理学是近年来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不少学者进行了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文学地理学面临着几大难题:一是理论资源亟需梳理;二是学科归属存在争议;三是命名的困境;四是体系建构与实践操作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对文学地理学进行理论反思,将是今后文学地理学研究要面对的问题。     

新世纪“改革文学”研究的理论反思

新世纪以来,在反思现代性视域中审视改革文学的现代化追求和现代性价值观念,成为改革文学研究的新取向。这一研究取向的出现,既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触动有关,也与反思现代性知识谱系学话语/权力批判等理论方法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有关。反思改革与改革文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反思与评判应当建立在真正深入历史现场、客观认识改革历程的基础上。全面、准确地定位中国改革的历程,是有效评价改革文学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