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变迁: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新

我国信访制度在近60年的历程中一直进行着调整和改革,这一制度变迁是社会经济发展、民主政治进步以及制度本身内在调整需要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信访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三个表现包括信访活动中"人治"现象、信访机构的"职能安排"以及对信访问题的"归口处理",为使信访制度更好地发挥功能,必须进行包括改革信访体制、强化信访机构的督办职能等在内的路径创新.     

涉诉信访的功能困境与改革路径

涉诉信访在中国的产生有一定的政治和法制背景,但由于功能定位和运行机制的问题,使其走入困境,破坏了司法独立,削弱了司法权威,与法治形成悖论。应恢复信访的民主监督和利益表达功能,弱化其权益救济功能,以诉访分离为基本思路对涉诉信访进行改革。     

单位制的演变与信访制度改革——以信访制度改革的S市经验为例

改革前信访制度就具有穿透单位体制的特征,改革后逐渐成为体制外社会成员利益表达的首选路径。十几年来信访形势和信访工作性质发生剧烈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渐稳定的单位制与非单位制并存的社会结构对滞后的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增强的压迫。在原有政府管理体制内的某个局部职能机构中扩展功能,应对原有体制覆盖之外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和利益表达,是S市经验的主要特征。当今中国已分化为相对松散的社会,上访事件和集体行动是局部的、有清晰边界的,其基本诉求是对物质利益的补偿性要求。信访制度改革要从维稳思维中走出来,把信访机构作为体制外社会群体与国家沟通的主管道。     

我国信访制度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信访制度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信访制度逐渐成为权利救济的制度。目前我国信访制度在运行机制、机构设置、制度绩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策和措施。     

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剖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信访制度面临着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改革信访制度,为此,就要对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以便于矫正非制度化信访行为,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论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信访活动面临严峻态势的同时,信访制度亦遭遇着重重困境.在此情形下学界围绕信访制度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大致形成三大观点:“强化论”、“废除论”和“分离论”.对此三种观点的反思,有助于分析其各自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能为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化解打开另一个窗口.总括而言,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而传播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是一种必然.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规范信访程序而力避行政权力“越界”解决信访问题,约束政府权力与追求司法独立公正并举,建立普通民众利益表达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把握利用好此过程中两类事例产生的正负“效应”,均应纳入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范畴.     

维稳不是改革的阻碍——重温邓小平南巡谈话

邓小平南巡谈话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累积。重温南巡谈话,改革依然是核心话题。然而,面对更为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以维稳为借口,拒绝改革、不敢改革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实际上,在邓小平看来,稳定只是改革和发展的条件而不是目的;稳定必须依靠改革和发展来实现。维稳不应成为改革的阻碍,要有勇气正视目前存在的"维稳困局",正确区分并理性回应各种利益诉求,不宜对公众的利益诉求作过度政治化的解读。在新的历史阶段,要继续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不断开拓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领域。     

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

信访制度的改革应当纳入到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的现代化建设之中去逐步解决,而不是为了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达到一时的"和谐"目标在制度的非现代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应让信访制度回归其原初的政治属性,确立其利益表达与民主监督功能,通过先确立起人大信访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推进整个基层政府管理体制现代化的路径改革信访制度,使其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橱窗.     

非均衡发展中的"倒逼"效应与开源式治理——转型社会的信访制度实证研究

本文以宁波市为例,根据实际数据对转型社会中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与"信访"的功能演变及制度困境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主导的市场突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促使民众"信访"行为动机转变、利益表达需求激增,形成所谓的"倒逼"效应的重要根源。因此,信访制度舒困的根本对策在于"开源式"治理,推动发展战略的转型、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变革以及社会的组织化进程。     

将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持续的"信访洪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信访制度的广泛关注.本文在考察转型期信访的基本特点和制度内在困境的基础上,从文化根源和现实性的视角分析了信访制度存在和改革的依据.总体设想是,根据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信访制度成本:一个中国式社会问题

信访制度的近60年历程中,在反映民情民意、加强民主监督、进行权利救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信访活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引致的相关问题,使这一制度承担了相当的制度成本,形成了包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信访制度成本结构.如何通过改革信访制度提高制度运行绩效并有效降低制度成本,显然成为当前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论信访制度的内在困境

2005年初通过的新《信访条例》,针对多年来信访制度设计和运行的诸多弊端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以期能够缓解当前信访工作中反映出的矛盾.但是,信访制度的困境并不是一个新条例就能解决的.通过分析改革初期信访制度的内在困境,提出解决机制,以期为信访制度的改善贡献绵薄之力.     

解决纠纷视角下的信访制度研究

加强信访的制度建设,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资源,通过规范信访的程序,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以及权利救济机制.把信访所具有的权利救济和政治参与的双重功能剥离开来,使信访制度在处理重大、复杂的群体性事件时能够有效化解纠纷.通过人大信访监督体制的完善,通过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监督,把纠纷防患于未然,有效地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当下信访困境及其出路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信访制度在了解民情、化解矛盾、公民监督和提供决策信息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信访问题也随之成为关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居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以大规模和诉求多样化为特点的信访高潮已经出现,信访制度也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研究。笔者从制度学视角对该制度进行分析,以获得对当下信访困境及其出路的新理解。     

新时代信访困境的深层原因探析

信访制度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之处,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制度体现。面对目标和理念的更高要求,新时代的信访工作面临不少困境。困境的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根本原因,法治不健全背景下对信访的"路径依赖"是重要原因。前者的主要表现是与经济建设成就相比,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滞后性;后者的主要表现是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方面还有诸多需要完善之处。     

卢梭政治哲学的悖论及其求解

卢梭的政治哲学内含着三个理论悖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悖论,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之间的悖论,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的悖论。卢梭对它们的解决,不仅塑造了其政治哲学的方向和基本特征,也体现出了政治现代性本身的理论困境。     

“中产悖论”与政府转型

统治发展型政府模式所具有的"制度困境"在制造"中产崛起"幻景的同时,也在为"中产"生产和再生产制造着"中产陷阱"。破解这一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政府转型,即由统治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治理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意味着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这一根本性转变将为"中产"——"中产阶层"——"中产社会"的成长路径提供制度空间。以中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权力的成长为形成"中产社会"——改革政府——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消费需求结构改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产"——"中产阶层"——"中产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路径,提供动力基础和物质条件,从而从根本上破解"中产悖论"。     

信访脱困的可能思路——基于权利保障维度的讨论

学界和实务界一直致力于讨论和探索信访制度的改革.信访的困境缘于对信访人信访行为的权利内涵和边界在规范上尚未厘清,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的不足.在宪政的理念和框架内,信访应当以权利和权利保障为思路予以重新定位,最终信访也应该是一个在法的框架内予以解决的问题.由此,需要从观念和制度两方面对之重新审视和设置.     

论纠纷解决视野下信访制度的现代转型

信访制度由民主参与方式向多元功能的演进,是适应社会转型的正当功能扩容,但是信访制度的实践却使其处于去留两难的尴尬境地.民众高涨的上访热情以及执政者对信访的强烈渲染使信访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信访不再是化解民怨的地方,反倒是民怨产生和国家权威削弱之处.在此情境下,信访制度变革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亦由此产生了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建构措施.笔者认为,单纯政治话语中的信访强化会消解国家权威,而信访回归民意上通下达之本意则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将信访制度纳入纠纷解决系统进行制度设计应是当前信访困境化解可选择之进路.     

试论信访的功能收缩与制度重构

本文在揭示现行信访制度因功能错位而带来的种种矛盾与悖论的基础上,提出收缩信访制度的功能,将涉讼案件从中剥离出去;并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的议会监督专员体制,建立我国的人大监督专员制度,以完成信访的剩余功能,即在作为一种非讼救济手段的同时,继续履行其广泛收集民意、监督国家机关的职责,完成整个制度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