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中国社会学社成员对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分歧

出于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复兴中国的责任感,中国社会学社成员积极地参与到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中。他们对乡村建设的主要意见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以李景汉等社会调查家为代表,主张对农村社会状况做系统的调查,为复兴乡村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准备;一类是以许仕廉、杨开道为首的乡村建设派,他们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符合中国社会利益的全面民族自救运动;还有一类是提出"都市救农村"理论的吴景超、陈序经等人,他们认为以都市救济农村,以工业救济农业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方法。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述略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为代表的一批忧国忧民,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杰出人士,用不同的思想和实践方式,去寻求和探索振兴中国农村之路。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经验,他们的乡村建设的成就和教训,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现实和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是由带有浓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群体自发关系的制度形式向使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和群体自觉意识的刚性规则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培育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强化议事和决策程序,建立合法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分析

乡村精英在中国乡村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村精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完成自身的循环与再生,从而实现乡村精英转换。乡村精英转换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反应,乡村精英转换反作用于乡村社会变迁。乡村精英转换会带来乡村社会各方面利益格局的改变,产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同时,新乡村精英群体的出现能够实现乡村社会更高层次的发展与稳定。     

百年乡村建设的思想场域和制度选择

思想作为一种反思性的社会活动,受制于特定历史场域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关系对比,最终指向关于制度的社会选择,因此思想与场域、制度之间存在系统相关性。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始终处于现代化的场域之中,国家、知识分子群体(包括政党)作为场域中的活跃力量,在乡村建设中相互竞合,催生出多元繁复的乡村建设思想,最终构建起一系列具有现代特质的乡村制度。     

梁漱溟乡村建设模式透视

梁漱溟是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中国诸多省份掀起农村建设的浪潮。他的乡村建设思想来源于中西文化比较、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对中国文化基础的分析;乡村建设理论贯穿着伦理情谊,重在恢复再造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社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不是济世良方,但不乏借鉴意义,特别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今天,探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

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晏、梁的乡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是基于平民教育的原则进行四大教育、四大建设,进行乡村系统改造;梁漱溟则是从"文化复兴中国"的角度着重于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     

到乡村去：现代知识传播与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上半叶引发众多知识界人士投身参与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乡村社会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也是知识界对乡村重要性和社会复兴基础认知的结果。它领域广泛、方式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中国基督教会也积极参与其中,以《田家半月刊》最具代表性。它通过尽可能浅显的文字刊物传播现代农业农村知识,以普及现代科学和社会知识为主张,塑造新型乡村社会和乡村农人,达到乡村重建和改造的目的。辗转半个中国、长达23年的刊物成为乡村建设运动持续时间最长的实践见证,与今天中国社会的乡村振兴在理念上和实践上都有某种相似性和先验性。     

新式学生的聚合之途:报刊媒介与“学生共同体”的打造——以民国初年为中心的讨论

自清末兴学到"五四"时期,随着现代教育体制初步确立,新式学生群体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打造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参与力量。与此同时,报刊这种新式媒介随西人传入中国以后,既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塑造着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特性。与报刊媒介这种较具即时性的新型传媒方式广为流行相因应的是,许多学生的命运也与报刊媒介紧密联结,后者成为他们了解新知、表达自我、塑造人生样貌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在一个风云涌动的年代,报刊为作为新生力量而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青年学生们提供了的最初的聚合途径,并成为他们寻求同道支援的有效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报刊媒介聚集起来的"学生共同体"的打造,也成为一种历史可能。     

宋代牙人与乡村经济的市场化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乡村经济走向市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广大农民从国家束缚下解脱出来,拥有了充分的自主权。他们出于逐利的目的,纷纷走向市场。而适应小农进入市场的需要,牙人这一职业群体在宋代迅速崛起,有力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市场化。     

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 ,在中国不少地区兴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事业 ,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乡村建设运动”。提倡和参加乡村建设的人员 ,既有一批进步的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农业专家和有志青年 ,也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中的改良派 ,还有一些则是国民党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主办乡村建设的机构 ,有的是学术机关 ,有的是高等学校 ,也有的是民间团体 ,还有一些是政治机构。乡村建设工作所侧重的方面 ,有的侧重平民教育 ,有的侧重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 ,有的侧重于农村经济事业 ,也有的侧重于乡村自治 ,可见 ,从事这场乡村建设事业的成份是极其…     

彭湃与马克思主义在乡村社会的大众化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别是在乡村社会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彭湃无疑是一位开拓者。从对乡村社会现状的认知,到对农民群体社会心理的剖析,不仅体现了他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摆在了首位,事实上也是他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更为重要的是,彭湃在乡村社会的大众化实践中,是以最平凡的形象深入民间,用自己的高尚情操和感染力来号召和吸引民众的。而人们也正是从他身上所承载的形象与符号中才做出自己的认知和判断的。当彭湃在民众心目中已成为一种特定的符号,他们也就最终认识和理解了＂马克思主义＂。这也正是彭湃在乡村社会大众化实践中留给我们的一条最宝贵的经验。     

新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解读——兼谈乡村社会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

目前学界对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已经基本达成比较一致的见解,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是从西方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研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是相生相依的,双方共同造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秩序。在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地方秩序中,农村基层干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富有中国乡土性特征的实践构建着普通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塑造了不同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本文通过剖析农村基层干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实践,反映这一特殊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特征,用更深层次的学术分类揭示新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乡村社会改造

乡村社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乡村社会的建设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社会实际,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发展农业生产,改造小农经济,规范农民意识,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构建了新的乡村社会秩序,把分散的乡村社会纳入到国家设置的政治体系中,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统摄和整合。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改造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梁漱溟“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及其现代价值

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梁漱溟提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包含东西文化观、中国社会结构理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个密切相关的部分,其中,东西文化观是基础;中国社会结构理论既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分析,同时也蕴涵着梁漱溟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乡村建设理论则是这一构想的体现。梁漱溟以伦理的手段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对中国社会所作的独特分析拓宽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认知视野,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从文化角度入手改良社会的新方法。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是近年来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两大视角,晚清时期的乡村动荡、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嵌入的初步尝试、共产党政权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化”努力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了众多新成果的问世,其中华北、江南、华南的区域性研究最为深入.但社会实践与制度构建的背离、历史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的疏离、乡村社会物理机制的研究与乡土人群群体意识研究的脱节,也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疏漏.     

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治理转型

个体化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日益个体化,农民个体不断地从先赋性群体、集体性组织及封闭性管理体制中脱离出来,对乡村社会的组织与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从大历史的角度回顾我国乡村社会个体与群体组织及管治权力关系的变化,分析农民个体化的历史进程及不同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发展及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以及个体化时代乡村治理体制转型和发展的方向,为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提供参考。     

个体化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

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发展是乡村社会个体化的一种反应。乡村社会个体化为农村宗教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一些农民通过皈依宗教在信徒之间重新建构一种互助、合作关系,宗教的团体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公共生活的消解和缺失。这些被新兴宗教所吸引的农民往往是被市场经济边缘化的群体,与之相反,那些不信教的农民往往可以借助市场化机制来解决他们生活和生产上的互组、合作问题,他们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乡村社会个体化还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在各种新兴宗教的竞争之中,基督教因为提供了更好的"信仰产品"而在宗教市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成为当下农村宗教发展不可小觑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