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铁生抒情小说与"京派小说"的艺术关联

史铁生早期的抒情小说在文化乌托邦建构、灵性维度的确立和诗化语言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京派小说"之间密切的艺术关联.这种艺术关联的存在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京派小说的创作理念就"安魂～移情"而言的确更易发挥文学的治疗功能;另一方面又可以在艺术发展线索上去说明史铁生小说中宗教情结的缘起.     

京派小说的美学追求

京派作家在创作中,远离政治,超越功利,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论。京派作家讲究文学的品位,强调“自我”和“性灵”的抒写,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他们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接受庄禅哲学中的朴素、自然的美学观,形成了超然、平和、冲淡、缅邈的艺术风范。     

由画而文:京派小说“意境”之因质

京派小说营造了超凡脱俗的画意文境.学界主流看法是:京派小说的“意境”是“五四”后在外国文论与外国小说的启发下,转而反观中国古代抒情文论传统这一双重影响下所形成的.笔者并不认同这一看法.事实上,京派小说“意境”形成的根本原因,由京派小说家大多同时具有画家身份这一创作主体特征所决定,他们先画后文(小说),天然建构了山水画的“意境”意识,由画“意”到文“境”,浑然天成.     

京派小说的现代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

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入手,管窥其与京派小说中现代意识内在的多角度联系和京派小说现代意识独特的深层蕴意。他们的现代意识是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心理学、美学理论,对传统进行重新阐释和运用,从审美角度反思现代性。     

京派乡土小说的浪漫寻梦与田园诗抒写

乌托邦式的审美理想决定了京派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从反现代文明和反现代文化的角度出发,最终又部分复归于现代文化批判的视角.所以,京派乡土小说在其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的是"半叙景物,半涉人世"的书写状态,而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的描写则成为他们田园诗的乡土抒情体式和小说修辞.     

京派小说：和谐蕴藉的浪漫主义

就其代表作家最具特色的作品而言,京派小说的创作方法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浪漫主义。其浪漫特色主要表现在主张回归自然、描绘理想境界、具有抒情色彩以及某些篇章对于奇风异俗的表现方面。但它的浪漫主义又具有其独特性它不是我们所习见的英雄传奇类、魔幻类或感伤抒情类,而属于乌托邦类;在审美追求上它崇尚和谐而摈弃崇高与汪洋恣肆,疏离政治而非干预政治。京派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是由其创作方法的内在结构所决定的其创作宗旨是净化灵魂、美化人生,因而选择将描绘社会现象与“写梦”结合而以后者为主导,以描绘健康自然的人性、人生状态为主导。     

城市女性与城市批判--京派作家城市小说论

京派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研究者所注目的往往是他们作品的乡土特色和风格特征。本文以“城市女性”作为切入口 ,通过对京派作家城市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着重阐明京派作家面临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现象而产生出来的“城市厌倦”与“乡村依恋”这种独特的文人心态。     

京派小说的"异秉"人生与道家理想人物

京派作家废名、汪曾祺创作了诸多"异秉"小说。这是京派作家对人类诗意生存的文学表达及美学设计。溯其文化与美学渊源,老子所塑造的"愚人"形象、庄子再三描摹的"真人"形象以及那些"技进乎道"的庖丁们,正是京派笔下"异秉"人生的文化原型。     

在研究方法的更新中拓展与深化——京派小说研究述评

论文详尽梳理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京派小说的研究概况 ,从京派的界定、京派与海派小说比较研究、京派都市题材小说研究、京派小说主题探询、京派小说艺术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的拓展和研究中呈现的问题诸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探询 ,对于深化京派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京派小说的残缺家庭模式及其美学意蕴

论文认为京派小说在意义指涉上渲染爱的温馨、呈现生命的坚韧、寄予死亡的沉思 ,从京派作家悲剧传达的独特方式探询残缺家庭小说蕴涵的忧郁的悲剧美学特质 ,并把京派小说残缺家庭母题置于 2 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背景下考察其美学上的意义与贡献。     

京派作家与荆楚文化

京派作家在人生理想、审美情趣、艺术风格上都与荆楚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在创作中所体现出的眷恋自然、寄情田园、崇尚人性、安于虚静、冲和淡雅、和谐有致的文学气质同荆楚文化的内在精神达到了一种契合。     

京派小说的"桃花源"与老庄的"理想国"

京派小说家有着浓厚的"桃花源"情结,在其所营造的乡土田园小说里反复描摹着自然环境之美与自然人性之美.京派小说的这种"天人合一"的乡村世界的文化原型,其实就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     

鲁迅论中国小说艺术审美接受误区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等论著中认为,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假小说以施诬蔑”、“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角色”、“乱改”、续作等审美接受误区,并对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意义作了深刻的分析.     

呼唤中国艺术伦理精神的理性回归

中国远古艺术与伦理素有深刻渊源,“成教化、助人伦”一度为中国封建艺术的重心。但随着中国艺术独立精神的觉醒和非理性发展,中国艺术的伦理精神日渐消失。但当代“艺术独立”并不意味着“道德虚无”,欲建立艺术与社会发展的健康关系,有必要倡导艺术伦理精神的理性回归。     

浮华落尽见真淳--论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精神

世俗化的观照对象和口语化的叙述框架是汪曾祺小说精神本色化的主要表征.而这种独具个性的精神风貌又和汪曾祺的性灵化境界密切相关.其迷人的美学意蕴主要体现在平淡的老境和简约的古境上.与现代的新潮小说相比,汪曾祺的作品传统化因子最为丰富,诗情的承袭和画意的追求是其主要精神内核.     

论道家美学与传统艺术精神——兼论李白诗风

道家关于自然、全美、虚静、坐忘、虚实结合、得意忘言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的"道"、"心"、"悟",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意境的自然美、融合美、超越美的特征,造就了李白自然、奔放、淡远的诗风.     

京派诗论与中国现代新诗合法性理论建构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中国新诗在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后,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和理论困惑,这不仅制约着新诗的未来方向,也对新诗的合法性形成了严峻挑战。鉴于此,不少新诗的研究者都开始对新诗的历史和未来进行探讨和反思,其中京派批评家的反思和探讨尤为深入、具体。他们对于新诗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新诗现代性、新诗与古典诗等问题上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对新诗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突围的途径也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主张。在新诗面临诸多挑战的关键时期,京派批评家的新诗批评理论一方面具有相当的问题意识,敢于面对新诗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学院派批评的专业和精深,赋予新诗理论更强的学术品位,成为20世纪诗歌理论不可或缺的遗产。     

论30年代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

３０年代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当时的现实主义剧作家采取了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模式,以求达到主体性和客观性、倾向性和写实性的统一。其中一种更偏重于主体性和倾向性,另一种则更注重客观性和写实性。这两种创作模式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最终推动了３０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拓展和深化。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的形成,是３０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３０年代话剧艺术的精髓     

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

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是徐复观新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所作阐释的要点在于：中国艺术精神可以概括为以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而只有庄子的艺术精神才是彻底的纯艺术的性格。庄子的艺术精神导出了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在画论及绘画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促使中国古代绘画由人物画转向山水画。在庄子的艺术精神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画，在现时代中仍有其重要的意义，是一支对“现代文化的病痛”具有很好疗效的“镇痛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