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司法改革与法律共同体

法治是法律之治,法律之治是以司法活动为中心而展开的,没有完善的司法就没有良好的法治。司法活动的主体实际上是法律共同体,司法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看是否能够建构中国的法律共同体并使之成为司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国情决定法律共同体建构的中坚力量是法学家,司法改革应使法学家阶层成为法治的中心。司法改革为法律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新时期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思路与展望

自媒体时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检察改革极具必要性.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头脑,切实更新司法理念,掌握正确的定罪方法,尊重司法规律,从而规范执法司法、抓好本职工作;还应当合理配置检察权,处理好对内对外关系.     

民事证据的法理考量

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法的核心内容,也是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以法理学视角审视了新的民事证据规则在法律渊源、法律移植、法律价值三个层面的利与弊,并做出法理学的客观评价,拓宽了对证据制度研究的角度,深化了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     

《司法基本法》与中国司法改革

自1982年以来,以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制定为标志,我国进行了三次司法改革。三次改革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改革的"依据不足"的困境,改革的推进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此,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应当以选择"法律"而非"制度"为突破口,从法律规范的层面推进司法改革,统合现有的司法法资源,制定统一的《司法基本法》;在此基础上,以统一的《司法基本法》为依据,推动司法改革的整体深化。制定后的统一《司法基本法》,在内容上以宪法为依据,将宪法中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的基本规则予以具体化,在位阶上属于基本法律的地位,具有高于普通法律的地位,因而能够全面回应司法改革对法治资源的需求,确保司法改革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行进。     

司法体制改革彰显中国法律制度的生机与活力

评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关键看这种司法制度是否符合国情、能否解决本国实际问题,我国司法制度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近五年的司法改革体现出以下显著特点: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坚强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理论的正确指引;坚持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设计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导向、路径依赖与目标指引相统一;坚持司法体制改革、司法队伍建设与司法环境改善统筹推进.我们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信,我们有理由相信,到2020年,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将圆满完成,司法改革的各项目标将基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将焕发出更多活力.     

明辨法官员额制改革中被误读之概念——以甘肃省兰州市两级法院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司法员额制在改革的进程中遭遇了不同的声音,甚至有误读。误读的高频词语,当属"案多人少""僧多粥少""挤占名额"。这些被误读的词语没有反映员额制改革的真实面貌,容易让人对司法员额制度设计的初衷产生误解。兰州市两级法院司法员额制改革推进后近三年的司法数据,为明辨误读的概念、展现司法员额制改革在西部地区的部分实践成果提供了基础依据,也为进一步巩固员额制改革成果探明了有效路径。当前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充实审判辅助力量、保障员额常态化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应当探索创新考评方式,构建审判业务量化评价体系。     

意大利刑事司法改革实践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以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为视角

借鉴和引进域外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式。意大利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试图将两大诉讼模式混合,与我国1996年进行的庭审方式改革很相似。由于我们两国刑事诉讼改革中存在相似之处,意大利司法改革实践的利弊得失情况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有重要借鉴意义。文章通过对意大利刑事司法改革的实施效果及原因进行分析,强调借鉴其利弊得失来准确把握我国法律移植的阶段性和前瞻性。     

上海自贸区司法改革需求及改革创新思路

上海自贸区建设是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国家战略,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指引下,国务院及其部委和上海市政府等行政部门出台了针对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具有特殊性的具体管理制度。同时,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陆续发布了自贸区司法建设的相关规范,以"先行先试"的司法改革策应自贸区"先行先试"的经济改革。本文在分析上海自贸区司法改革需求的基础上,结合诉讼、仲裁、ADR等方面的司法制度建设,指出司法改革的创新思路,以期为国家自贸区建设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论道德对司法活动的影响

通过论述法与道德的关系，阐述在司法实践中道德与法之间存在冲突的原因以及道德对司法活动的影响，提出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司法改革的路径。     

试论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

党的十五大郑重地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依法治国的世纪宣言：”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出的更新、更高要求。为此，我们应加快司法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司法结构，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坚强的法律保障。     

诉辩交易三题

近几年在提倡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下,司法改革创新举措不断涌现,借鉴、引进域外的法律制度是改革的基本方式,诉辩交易就是其中之一。从经济学和法律移植的视野观察诉辩交易的基本含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底蕴和现实需要等,有助于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熟悉、遵从法律移植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借鉴引进域外的法律制度尤为重要。     

中国刑事和解价值之辩

中国刑事和解制度是在对传统对抗式刑事诉讼模式进行反思和改革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具备完善现有诉讼程序、丰富刑罚处理模式的法律价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社会公正价值,提高诉讼、司法效率节约社会资源的效率价值,但也有减弱刑罚预防功能,与现行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及证据制度不相融合的实施瑕疵。如何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明确其实施的范围、标准和方法,应成为目前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司法改革背景下民法实例研习课程设置构想

在全力进行司法改革的背景之下,如何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成为法律界思考的重要问题。积极探索法律教育改革是实现司法改革的重要途径,高校作为法学本科生培养单位同样在探索新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民法实例研习课程具有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实务能力的重要功能,应当单独开设民法实例研习课程作为综合性专业实践课,通过精心设计教学案例、课堂研讨等措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培养能服务于地方法治建设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修法: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深入的部署和安排,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司法"性、"体制"性和"改革"性,它的推进手段必须"基于"这些特性,才能有的放矢,取得成效。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修法不可缺位。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手段的修法,其品质的提升需要明确修法主体,找准修法对象,强化修法论证,加快修法速度,善用修法技术,协调修法步伐。     

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实与未来——兼谈2009、2010、2011民间司法改革年度报告

司法改革适合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它带来的震荡可能最小,同时还能解决许多问题。自2008年底中共中央政法委就深化司法改革作出总体部署以来,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根据整体规划低调推进改革。到2011年底,60项改革任务绝大部分已完成。2009、2010、2011三个《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是民间对近三年中国司法改革的逐年检视。报告肯定了一些司法改革举措,但对"新一轮"司法改革也提出了严厉批评。报告认为,司法改革面临步伐迟缓、动力缺失、利益集团障碍等种种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化逻辑、民众缺位等紧密相关。好在中国司法改革已迈过决定方向的十字路口,只要启动下一轮实质性的司法体制改革,采取去政治化的技术和策略,引入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动力,就能够最终迈向公正、高效、权威、独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     

司法监督的规范化与司法责任机制的构建

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性，我国的制度设计更强调对司法行为的监督，不仅监督主体多元化，而且监督的范围涉及司法的各个层面。这个监督体系违背司法活动的规律，使司法本身丧失了独立性，从而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改造当前的监督模式，建立合理的司法责任机制。     

法律信仰的中国土壤——法律信仰的基础性分析

“有法不依”、“司法不公”、“舍法求法”等现象的存在,使法律信仰问题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且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然而,对中国古典法律思想的剖析说明,“法律信仰危机”的存在,并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过错,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做的正是真正进入中国古典法律思想,从中寻找到使之进入当代法律生活的有效路径,为它本身赢得存活和再创造的机会,并最终使其成为当代法律信仰的“本土资源”。     

法律方法及其在实现司法公正中的意义

法律方法是法律职业者在解决案件过程中,针对法律文本的理解、法律事实的发现及以法律的具体适用所采取的技术或手段,从而使法律问题的解决具有科学性、合理性与权威性。法律方法是知识与技术、理性与经验、科学与人文的高度统一。对于司法公正而言,法律方法能保证司法活动的科学化和合理化,使司法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技术而发挥作用,并能够确保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寻求法律秩序中的正义——从《司法过程的性质》看美国的司法观

在美国,法官不仅是纠纷的最后裁决者,同时还是法律变革的推动者、公共政策的监护者、社会正义的捍卫者。要理解美国法官独特的社会角色,就离不开对其司法运作的剖析。《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为人们揭示了法官如何在司法中充分运用其独特的司法哲学去实现法律的预期目标,本文通过对该书的梳理和评价,使人们能够更深入地认识普通法世界的法律以及法官的司法运作过程。     

论中国转型期法律职业者阶层的兴起与司法权的重塑--对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法社会学的试探

进入 2 1世纪 ,以司法改革为突破口的中国深层次政治改革 ,在不断推进并加速了迈向法治的社会转型。在行政权力退出、“恢复本位”、法律职业共同体兴起的情势下 ,法律权力如何跟进 ?本文提出 2 0世纪 90年代“规则优先”的倚重立法的进路应代之以壮大司法权的改革方略 ,在转型期的二元社会结构下“泥腿子法官”与“知识精英型法官”应保持一种平衡发展论 ,面对与生俱来的中国司法的弱小性 ,在“政治化社会衰落 ,法治社会不应遥远”的当下 ,我们是要不断扩大司法介入的市民社会、调整商事活动的权力 ,而不是相反。